民众对我国口政策的态度研究一、问题起源及研究综述人口政策的调整对国家、社会、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自1970年代初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自愿生育政策；至1978年正式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1980年代开始实施严格的一孩政策；1984年农村部分地区被稍加放宽为“一孩半”政策；直至1992年我国人口生育率显著下降，进入稳定的低生育水平，自此人口政策没有发生较大调整随着对人口现实以及生育状况的深入认识，我国于2013年12月启动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宣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划上了句号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全国生育水平先升后降，政策红利昙花一现，社会各界不断讨论中国或已接近低生育率陷阱边缘[1];2020年5月“”期间，亦有代表针对人口政策提出建议：包括在低生育率的东北地区率先全面放开生育政策[2]；取消生育限制，取消生三孩以上处罚[3]；以及发放育儿补贴[4]、延长男性陪产假[5]等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否应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思考和探讨当前，基于对低生育率的认识，张翼等学者认为继续限制生育不符合人口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全面放开是有必要的[6]；王培安坚持认为目前适度的低生育水平有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进步，全面放开生育可能存在人口反弹的风险[7,8]。
两种观点存在诸多分歧，王军与贾晓菲曾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进行了系统的回顾[9]专家、学者积极地讨论是否应继续或放开计划生育，而民众作为政策的接受者，他们对于人口政策的态度反而一直未受重视中国是否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既关乎国家大计，更关乎人民的幸福生活因此，关注民众对人口政策的态度具有必要性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事实上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民众对人口政策有不同的态度在我国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初期（1978～1984年），城市与农村地区呈现了相对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城市地区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民众抵触较少[10,11]；但在农村地区，由于多子多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很高[12,13,14]中央政府于1984年在农村地区实施“一孩半”政策，并一直延续至2014年在这一阶段，年轻一辈较年长一辈、城市人口较农村人口、高教育高收入较低教育低收入、体制内较体制外的个体而言，更支持计划生育政策、更普遍地希望保持核心家庭[15,16]单独二孩及全面两孩政策相继实施后，学界关于民众对人口政策态度的研究则乏善可陈民众的政策态度是根据自身和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未来发展作出的自主选择，反映了他们对生育自主的追求，会对生育选择和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正因此，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尝试了解当前中国民众对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态度的总体趋势，着重分析不同特征群体对该政策的态度差异，探究重点人群对政策的差异性态度背后所蕴含的寓意，最后为我国人口发展提出适当建议二、数据处理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CLDS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主要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以及在国内率先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既能较好地适应中国剧烈的变迁环境，同时又能兼顾横截面调查和追踪调查的特点其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15至64岁的家庭成员），2018年的调查总共得到16537个个体样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约50年，人口的生育政策深刻影响了国人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以及未来的生育预期随着低生育进程的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加重，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在一步步调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两孩”，政策的每一步改变都会影响到人口结构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如何更是影响到每一个社会参与者、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因此，对民众的人口生育政策态度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在问卷中针对民众的人口政策态度设计了相应的问题：“目前‘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实施，您认为中国今后是否应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应该全面放开，实现自主生育”、“不应该全面放开”、“不好说，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以及“不清楚”四个选项由此反映了民众对于生育政策的基本态度，其中前两选项态度鲜明，而后两选项态度较为模糊，尤其最后一个选项难以区分民众的填答是基于政策的不清楚抑或态度的不清楚，且态度匹配存在较大难度因此在后续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时，本研究将填答为“不清楚”的样本作为缺失值处理，前三个选项分别处理为“支持放开”“反对放开”和“中间态度”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14358个本文认为，从宏观上看，个体对于人口政策民众的态度与其个体的特征、生活经历及生活的环境有关我国人口政策实行以来在不同省份和城乡都各有差异，每个省份“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状况也不统一总体上来看，中部和东部地区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力度较大，区域居民的生育行为在人口政策缩紧时期受到政策影响较大西部地区多少数民族，经济水平欠发达，独生子女政策落地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再者，独生子女政策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下也显示出了二元的特点，部分地区农村的“一孩半”政策扩大了农村居民的生育空间因此，城乡的居民在发生生育行为时所经历的政策和环境都有所差别从微观上看，个体和家庭的不同社会特征以及人口特征是民众对待人口政策态度时最直接的相关因素个体基本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特征，婚姻经历、生育经历等婚姻生育特征都会影响到不同的民众对于人口政策持有的态度基于此，本文选取如表1所示的变量进行初步处理，并基于这些变量对样本关于人口政策的民众态度进行描述和分析表1变量处理表三、民众的生育政策态度几乎人口学所有指标背后，都含纳了数以万计的民众一个政策的走向及后面的成效，亦离不开民众的行动基于此，在生育政策的未来走向热烈探讨之际，本文将对民众的生育政策预期进行详细分析由图一可知，在14358名受访者中，支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群众比例高达52.93%；而反对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占比最低，仅18.81%，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对于生育政策是否应该放开持中间态度总的来说，支持政策放开的人数比反对放开多三倍有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民众更倾向于放开政策，实现生育自主图一民众的生育政策态度不同个体对于生育政策的态度千差万别，而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从宏观环境到微观的社会特征和人口基本特征各有体现。
在宏观状况上我们选取了城乡和区域两个变量，而民众的微观特征则采用性别、其所在的出生队列、受教育状况以及收入这四个变量来进行描述分析具体来说（见表2），从宏观上看，无论城乡，其支持放开生育政策的比例均超过50%，占比最高其中农村群众支持放开的比例略高于城市，差异为1.43个百分点在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选项中，农村19.17%的比例亦高于城市17.86%的比例，但两者差异较小，持中间态度的群众则是城市占比比农村占比约高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的民众对待人口生育政策的态度亦有所差异，总体上东中西部支持放开的比例均最高，持中间态度的占比次之，比例最低的为反对放开生育政策的群体从东部向西部，支持全面放开的人数比例呈微弱的减少趋势，而反对全面放开的比例则小幅度上升，在中间态度的占比上中部地区最高（30.31%）表2不同人口特征的人群对生育政策态度支持人口政策态度的区域分布和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强硬程度大致呈现了反向相关独生子女时代，生育政策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执行较为严格，而在少数民族和经济发展程度落后的西部地区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个体对于生育政策的态度和其生育经历以及政策环境关系密切于是在面对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问题上，便出现了较强的“反弹”效应。
也即，经历了紧缩生育政策的群体对于全面放开的呼声较高，经历了宽松生育政策的群体对于放开生育没有太高的热情，因为对于此类群体来说，是否放开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同样，在城乡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反弹”效应从民众的个体特征上看（见表2），首先，性别特征差异不大，男女两性均更倾向于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其中男性占比比女性略高，而反对放开的比例较后者略低在占比次高的中间态度上，性别特征基本没有区别其次，在各个出生队列的特征上，由于我国生育政策在不同时期变化较大，各个年代出生的人群所经历的生育政策可能会影响其对生育政策走向的看法由此我们在处理年龄特征时，主要根据调查者所属的年代来进行出生队列的归纳在总人群中，90年代出生人群占总调查人数的13.40%;80年代出生人群占总人数15.07%;70年代出生人群占总人数比例为20.79%;60年代出生人群占总人数比例最大，为28.82%；又因为50年代及以前的出生队列目前年龄为68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因此本文将这部分人合并为50年代及以前出生人群，占总体比重的21.92%从总体趋势上看，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比例依然最高但出生的队列越靠前，其支持生育政策放开的比例越低；其反对放开的比例在不同出生队列中变化较小，但总体上则是出生的队列越靠前其所占比例越高，同时持中间态度人群比例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小。
具体来说，90年代后出生人群相对于其他年代出生队列，其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比例更低，为40.91%，比80年代出生人群减少了10.27个百分点，相对50年代及以前的出生队列则低17.66个百分点相反，90年代后出生人群反对放开以及持中间态度的人群占比比其他出生队列都要高，其反对放开比例比80年代出生人群高出3.07个百分点，比5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队列高出6.34个百分点；而在中间态度上，90年代后出生人群比80年代出生人群占比高7.2个百分点，比50年代及以前出生队列则要高11.32个百分点再者，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总的来说不同教育程度人群均是支持放开占比最大，而持中间态度的占比次之，持反对态度的人群占比最小具体来说，在支持放开的人群中，随着学历的提高其支持放开的比例反而在下降，本科及以上群体支持放开的比例为48.72%，比小学及以下的群体低了6.37个百分点；持反对态度的群体趋势一致，本科及以上群体占比较小学及以下的群体低约3个百分点；相反，持中间态度的人群占比则随受教育程度增加而不断提升，从小学及以下群体占比26.08%提升至本科及以上群体占比的35.36%最后，从收入状况上看，尽管与其他人口特征的总体倾向一致，各个收入段均为支持放开的民众占比最高，但在支持放开计划生育的选项上，民众的收入由低向高，表现为“U型”曲线，低收入者占比较中收入高约5个百分点，而中等收入群众占比则比高收入群众低约1个百分点。
在反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民众中，收入由低到高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最低收入段较最高收入段的占比高约2个百分点而持中间态度的民众中，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收入越高，其持中间态度的占比也越大总之，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的个体特征，尽管不同民众的微观特征内部仍有较大差异，但大体呈现出支持生育政策放开的占比最高，中间态度次之，而反对放开的占比最低，仅在20%上下浮动由此可见，尽管是否应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尚无定论，但群众的态度是更加倾向于实现自主生育的四、重点人群的生育政策态度差异为深入探讨不同个体之间的政策态度差异以及背后的原因，本文针对直接受到政策影响的人群做了进一步分析尽管男性与女性的个体生育意愿都会促成家庭生育决策并构成实际生育行为，但作为直接生育主体的女性，其生育决策比男性有更高的统治力[17]并且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妻子不想生育孩子，那么她在怀孕和分娩方面的偏好就比丈夫有更大的影响力[18]基于此，本研究筛选了2307个处在旺盛育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