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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的回归 ——新近美国哲学中的一种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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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的回归 ——新近美国哲学中的一种新动向 自然主义的回归——新近美国哲学中的一种新动向 【作 者】江怡 【作者简介】江怡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本世纪英美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通常被认为是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哲学家弗雷格的思想弗雷格的贡献不仅表现在逻辑和数学领域,重要的在于他把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替换为语言哲学问题,用语言哲学取代了认识论在哲学上的中心地位——这就是分析哲学家们对弗雷格所作的总体评价但是近年来,这种评价出现了重要变化因为弗雷格的工作是以抛弃自然主义和从哲学研究中取消自然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为代价的而在弗雷格之后的分析哲学发展中,许多哲学家实际上广泛地探讨了众多学科领域,汲取了来自心理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观念,并由此重新形成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中的传统问题这样,曾被弗雷格所蔑视的和被维特根斯坦视为不合法的认识论上的自然主义,近年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倾向,而这种倾向的总体特征就是反映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关于高于具体学科的纯哲学的观念  一、什么是自然主义普特南在《理性为何不能自然化》(1983)一文中曾把当代认识论中的自然主义称作肤浅的、科学家式的、非哲学的观点。

相反,那些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则把弗雷格开创的分析运动看作哲学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是对哲学任务和哲学之根的彻底抛弃这样,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弄清自然主义在现代认识论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当代哲学家们的普遍理解,自然主义的认识论面临的依然是这样一些传统的问题:什么是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是可能的?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获取知识或改进我们信念的认识特性?由于科学是人类知识的最好体现,因而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必然导致科学哲学的产生事实上,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就是试图理解科学知识的增长,或者说,对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作为当代认识论中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从否定的意义上说,这种形式的自然主义可以看作是对弗雷格之后的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彻底抛弃迄今为止,对许多英美哲学家来说,上述认识论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逻辑、概念分析或语法等方面的问题知识被看作是一种真的信念,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详尽说明和分析关键的第三条件,即确定何种逻辑属性或命题中的逻辑关系得以成为辨明(justification)的条件同样,对怀疑知识可能性的怀疑论看法的反驳也转换为表明,构成怀疑论的命题不但是令人乏味的,而且超出了语法可能允许的界限,因而,怀疑论的命题无法用在有意义的话语中,最后,在改进信念方面,分析哲学家们完全继承了弗雷格对数学证明的严格分析。

他们由此认为,一种理想的科学逻辑包容了所有基本的归纳形式并诉诸于简单性、说明能力以及其他方法论上的需求所有这些都基于两个重要的预设;其一,和弗雷格与前期维特根斯坦一样,这些分析哲学家们是以非心理学的方式研究认识论问题的,认识论讨论中使用的术语不是心理学的,而是逻辑的;其二,他们把哲学反思的结果看作是先验的,即知识必定被赋予一种逻辑分析,怀疑论被看作是由某种微妙的不协调造成的,而方法论的改进则最终形成于科学的逻辑现代认识论中的自然主义正是对上述两个预设抛弃的结果这种抛弃有着广泛的意义自然主义哲学家们依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把我们人类看作极易出错的认知体系,是长期进化过程的产物他们质问道,我们的心理和生理能力怎么可能与我们对人类知识的研究毫无关联?我们对自身的科学理解或者我们对科学史的反思,怎么可能表明对怀疑论和方法论问题的回答会是先验的?由此,诸如德累斯克(Fred Dretske)和戈德曼(Alvin Goldman)等哲学家就完全取消了弗雷格对心理学进入认识论的禁令,而诸如劳丹(Larry Laudan)等人则强调认识论不可能是先验的,并由此把认识论与科学史紧密地联系起来还有的哲学家重新构造传统的认识论问题,目的在于反思认知科学及其历史,反思参与这一历史的人们的能力,以求获得对认知科学目标的可改正的阐述以及可改正地描述为获取这种目标而提出的策略。

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如此构成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就是试图解决传统的问题,并把自身看作是继续着对科学参与者的方法论上的反思,更为极端的自然主义哲学家把先验论的破灭看作是任何可能的规范评价的终结在他们看来,认识论和科学哲学都是描述性学科,是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或科学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无论何种形式的自然主义,那些宣称自然主义的哲学家都坚持这样两个基本原则,即反对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把心理学逐出认识论和反对先验论,其结果自然形成两个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观念,即心理学的重新引入和强调科学自身的增长  二、心理学的重新引入在美国,心理学被重新引入认识论是悄悄进行的知识分析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要保证知识是已被证明的真信念,它的任务就是要提供对辨明的描述但这种信念在60年代遭到怀疑格蒂尔(Edmund Gettier)在他的一篇短文《已被证明的真信念就是知识吗?》(1963)中首次指出,人们可以拥有真信念但并不拥有知识随后,莱厄(Keith Lehrer)和帕克斯通(Thomas Paxton)等人则在一系列文章中以正统的非心理学方式为可能带来疑问的主体的信念设定了逻辑条件还有的哲学家(如戈德曼、斯金姆(Brain Skyrms)、厄格尔(Peter Unger)等人则区分了在主体拥有知识的情形中产生信念和保持信念的不同过程。

尽管这些对知识和信念的不同研究基本上仍然采取的是非心理学的方式,但在这里已经出现与正统的非心理学观念的裂隙,这就是哲学家都已表明在分析知识和辨明时的确需要涉及心理学的概念这是心理学被重新引入认识论的前奏到了70年代,出现了对心理学认识论的有力论证对知识概念的分析不再被看作是阐释主体所相信的各种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描述有理由产生信念的各种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包括心理过程哈曼(Gilbert Harman)在《思想》(1973)一书中指出,主体缺乏知识和辨明,完全可能是由于他信念中的心理联系,这与逻辑关系无关譬如,某人有理由相信P、P→q,因而相信q通常认为,他相信q是由于从前面已被证明的命题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但实际上他的信念与这种逻辑推论无关,因为他并没有做出这种推论,他的信念完全是由于某种生理和心理的过程或许,非心理学的认识论会用更为复杂的限制条件来调整这种情形,但这也只能掩饰这样一种基本点,即信念的认知特征完全依赖于它的起因,因而也就是依赖于关于主体的心理事实对心理学的重新引入,戈德曼也提出了有力的论证他在《辨别与知觉知识》(1976)一文中指出,要摆脱非心理学的认识论只能是承认心理学概念对分析认识概念极为重要。

随后,他在《认识论与认识》(1986)一书中用心理学成果构造认识论原则在以往的非心理学哲学家看来,我们所接受的逻辑原则就是对思想的规定,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理性的概念真理,由此形成我们期望的理想但在自然主义哲学家看来,这种规定必须依据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获得认识目标的像非心理学哲学家那样简单地断定这种规定展现了我们的理性概念,实际上只能是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是围绕着休谟的归纳问题展开的像斯特劳斯和卡尔纳普等人认为,采纳了归纳原则和实践,本身就构成了我们的理性概念但斯金姆在他的《选择与机遇》(1986)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把我们目前的理性概念视为有特权的,因为与我们有着不同实践和原则的共同体完全可能模仿我们对休谟问题的回答,并宣称他们的归纳方法也构成了他们的理性概念所以,这里的真正问题是,运用我们的归纳原则和实践是否可以引导我们实现认识目标 斯特劳德(Barry Stroud)在《哲学怀疑论的意义》(1984)一书中指出,一旦一种认识论告诉了我们某种特殊的信念固结(belief fixation)已被证明或者说某种特殊的推论是合理的,并告诉我们这些陈述是分析的,它们展现了我们的辨明和理性概念,那么我们就会询问,我们为什么应当关心这些概念?根本问题是,由这种理论提出的方法是否真的适合于达到我们的认识目标,而这是无法简单地用我们目前的概念加以解决的。

在斯特劳德看来,如果我们目前的理性和辨明概念是有价值的,那只是由于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观念可以使我们做得更好,即使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目前的概念是为获取更好的概念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概念分析也只能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起到作用那么,我们现在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对可能会变得更好的理性本身提出建议而不管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吗?或者说,难道只是对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变得更为实际的我们自身提出建议吗?对此,自然主义的哲学家认为,认识论的原则应当是对如何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生活得更好提出建议,而这种建议则是基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念分析哲学家们的认识论错误就在于,它们过于理想化而背离了人类认识的实际过程,或者说,它们试图掩饰在某个特定世界(即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发挥作用的真实原则戈德曼在《认识的社会习俗与科学的认识论》(1992)和《较强与较弱的辨明》(1988)等文中认为,理性和辨明概念的归属问题出自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主体的认识活动可以评价他们所获得的信念是否为真对于无限制的存在者来说,这种归属可能是无意义的,因为认识活动仅仅凭籍获得真理就可以得以评价而对于在认识上受到限制的存在者来说,他们在竭力克服限制时就会做得有好有坏。

我们不能把这种限制仅仅看作在事实方面,其实他们在如何构成自己的信念方面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所以,正如我们可以原谅自己和我们的先辈没能做到无所不知一样,我们也应把用于评价他人行为的理性和辨明概念看作是我们方法论上的缺陷这样,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就放弃了分析哲学家们把理性和辨明概念视为内在理想的观念,认为对这些概念的评价与确认必须依赖于我们实际的认识过程即使这种评价可以看作是先于改进的判断,那么,对理性与非理性、已被辨明的与未被辨明的这种哲学上的两分法所需要的也只能是替换而不是分析,严格地说,需要对所出现的认识过程做更多心理学上的解释  三、强调科学自身的增长根据劳丹的理解,当代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们更加关注的不是把心理学重新引入认识论,而是抛弃先验认识论原则的观念他在《进步或合理性:规范的自然主义观》(1987)和《规范的自然主义》(1990)等文中把认识论和科学哲学转变中的关键步骤看作是无认识论的(metaepistemological)他认为,要想令人满意地提出有关知识的问题,只能考虑古今人物实际探究的各种方式,而只有通过对科学发展进程的考察,我们才能揭示认识论的非先验性自然主义哲学家对认识论先验性的批判主要来自奎因反对分析概念和库恩对科学革命的独特理解。

奎因对分析性概念的攻击,特别是他明确提出任何陈述都是可修正的观念,实际上都直接意味着,认识论原则是用于阐明形成或修正信念的方法的,而这些原则本身也会随着经验得到修正这样,任何认识论原则都不可能是先验的哈曼在《奎因论意义和存在1》(1967)一文中曾指出,任何试图反对奎因观点并竭力维持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努力都忽略了这样关键的一点,即分析性概念实际上起着传统哲学指定的认识论功能,就是说它解决的正是先验问题一旦我们表明分析性概念不再是必要的,传统哲学赋予它的先验问题也就会随之消失了奎因与他的反对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坚持陈述的真值只能基于经验而得知,而反对者则认为真值是由陈述的组成部分的意义加以确定的,所以可以独立于经验而得知基切尔(Philip kitcher)在《先验的知识》(1980)一文中认为,奎因反对先验性的论证也可以放在心理主义认识论中加以理解如果辨明和知识表明了是对产生和坚持信念的过程的刻划,那么,先验的辨明和先验的知识就来自于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经验的这些过程而如果我们想要确认可以独立于经验产生知识的过程,我们就只能有很少的选择:一种是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理解公理和构造证明的过程,另一种是我们只能诉诸对语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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