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主义的定义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译作结构主义，其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皮亚杰(J.Piaget)他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家，他所创立的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学派被人们称为日内瓦学派皮亚杰的理论充满唯物辩证法，他坚持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他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也称“图式”）中，即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可见，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图式扩充），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图式改变）认知个体（儿童）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当儿童能用现有图式去同化新信息时，他是处于一种平衡的认知状态；而当现有图式不能同化新信息时，平衡即被破坏，而修改或创造新图式（即顺应）的过程就是寻找新的平衡的过程。
儿童的认知结构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过程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棽黄胶鈼新的平衡”的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这就是皮亚杰关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 在皮亚杰的上述理论的基础上，科尔伯格在认知结构的性质与认知结构的发展条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斯腾伯格和卡茨等人则强调了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结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对认知过程中如何发挥个体的主动性作了认真的探索；维果斯基创立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则强调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以维果斯基为首的维列鲁学派深入地研究了“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研究都使建构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为实际应用于教学过程创造了条件国际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 [编辑本段] 建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当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论战构成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重心，他们各自的代表人肯尼斯·沃尔兹和罗伯特·基欧汉都致力于将国际政治的理论建成高度科学化的理论，两者在方法论个体主义、物质主义世界观和理性主义认识论等方面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产生所谓“新—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随着论战的深入开展，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论的范围越来越集中于相当狭窄的范围内，甚至局限于对个别问题的经验检验。
面对这种“新—新合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非主流学派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流地位继续发起挑战在挑战的过程中，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迅速崛起 建构主义的古典根基可以追溯到格劳秀斯、康德、黑格尔的理论以及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著作中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已经涌现了三种建构主义学派：以约翰·鲁杰和弗雷德里克·克拉托奇维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学派，以理查德·阿什利和罗布·沃克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派，以斯派克·彼德森和安·蒂克纳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派这三个学派之间和内部都存在巨大的分歧，但他们都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派理论没有足够重视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4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1989年，尼古拉斯·奥努弗在《我们造就的世界》一书中，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但此时建构主义仍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 冷战的结束加速了建构主义的兴起虽然冷战的结束是国际关系各派学者始料未及的，尤其使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处于尴尬的地位，许多学者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来自于其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重视理念和整体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更具解释力。
1992年，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利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质疑的目标直指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共同前提——国际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开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包括：（1）国际体系的结构包括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物质结构是行为体的实力分配及其相对位置；社会结构则是指行为体占支配低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知识等文化因素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内才能具有意义 (2）认同是利益的基础，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决定和改变国家行为、认同和利益的不是体系的物质结构，而是在国际政治互动中不断产生的社会结构3）国际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互为构成关系社会结构不仅确定单个行为体的含义及认同，而且确定这些单个行为体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的模式同时社会结构又是行为体实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