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国内“非虚构”文学写作研究综述=“news_bd”> 一、命名之争：作为文本，或者方法 2010年2月，为发表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人民文学》单辟非虚构专栏，以收纳那些不同于小说、散文、回忆录等传统文体范畴的文学，编者为此做了专门的陈述：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先把这个题目挂出来，至于非虚构是什么、应该怎么写，这有待于我们一起去思量、推敲、探索[1]这样的宽容姿态果然使非虚构成为一个乾坤袋，诸多似是而非的跨界文学都可往里装;然而也正是这种意味深长又愁肠百结的表述，引发了关于非虚构命名及其合法性的种种争议 梳理2010年以来对非虚构持赞同态度的重要文章，如龚举善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5期)、关军的《不仅非虚构，而且写作》(《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13日)等，大抵未出王晖与徐成淼的早年观点，即将非虚构与虚构视为写作的两大类，其中非虚构囊括了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报告文学、传记、回忆录、口述史、纪实性散文、游记等多种文类，其内核是田野调查、新闻真实、文献价值和跨文体呈现对于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区别，王晖认为，前者是文体，后者是文类，文类包含于文体当中。
这就意味着小说既可以是虚构的，也可以是非虚构的;非虚构写作既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是非文学的在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现实与虚构———当代文学文体批评论》(作家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王晖重提并丰富了他在1987年提出的观点，即将非虚构写作划分为完全非虚构和不完全非虚构两大类其中，完全非虚构包括报告文学、传记、口述实录体、新新闻报道、纪实性散文;不完全非虚构则包括非虚构小说、纪实小说、新闻小说、历史小说、纪实性电影、电视剧剧本等这就进一步扩大了非虚构的外延，从而与国际文学fiction和nonfiction的文类区分惯例趋于一致，其特点是模糊内涵、扩大外延 二、悖论与反思：人文精神困境与写作悖论 在对非虚构写作悖论的反思中，有几篇文章是特别值得提及的，如李丹梦的《非虚构之非》(《小说评论》，2013年3期)，葛丽娅的《作为他者的农村形象———非虚构农村文本的写作之反思》(《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期)、龚举善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5期)以及林秀琴的《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11期)等。
无论是理论的高度、视野的宽阔还是思考的深入，这些文章都令人耳目一新其提出的问题大抵包括这么两个方面 (一)非虚构写作的人文精神悖论 李丹梦敏感地发现，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作品热衷于负面题材、敏感故事和边缘人群作为对台阁化报告文学的反拨，非虚构写作当然应该回到严肃的批评视野，直击当下中国的苦难与疼痛，似乎非如此，便不足以够上非虚构的档次，更不能反映作家对吾国吾民的忧患意识对此，李丹梦指出：这是以死亡、苦难和暴力为噱头，来投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和浅尝辄止的民生关注，其根源在于叙述主体的膨胀，在这种貌似庄严真实的写作姿态背后，一种急功近利的叙述主体自我神圣化动机呼之欲出负面与边缘题材固然是真相的一部分，但并非真相的全部;非虚构若执拗于推介这些题材，是否会在加重不良公众导向的同时，落入从政治化走向台阁化的报告文学的窠臼?葛丽娅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非虚构叙述主体的膨胀导致了被叙述者(多数时候是农村)始终作为他者的形象而存在;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用不同的方式叙述农村，在满足写作圈子内部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借助农村和农民的苦难来开辟自己的突围阵地王晖曾指出非虚构写作处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交汇点上，今日看来，这正是非虚构用大众文化思维炮制和兜售所谓精英文本的营销智慧之所在。
知识分子渴望以公知形象返场，重建文学的公众影响力，大众希望通过点到为止的深刻来满足自己猎奇和自我神圣化的内心期许，多方利益合围，非虚构遂大行其道，因此李丹梦得出结论，非虚构的出炉，乃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大众在文学领域的一次成功合作，利益的‘交集’或曰合作基点《人民文学》于此看中的是‘正统’风格的延续，对文坛的干预;知识分子则趁机重建启蒙身份，投射、抒写久违的启蒙情致;大众在此欣然领受有‘品位’的纪实大餐三方皆大欢喜，‘吾土吾民’就这样被‘合谋’利用了[10] 该结论气势磅礴又一针见血，所不足的是：李丹梦没有指出文学批评者也参与了这场利益角逐，事实上文学的边缘化引发的不只是作家，更有文学批评者的困境当《人民文学》以吾土吾民人民—大地困顿与疼痛等大词征募非虚构写作计划时，长期苦于无法介入生活的文学批评者遂抓住此良机重新标注文学的精神高地，一同参与到新时期中国叙事的宏大构建当中面对膨胀的叙述主体，如若批评主体没有同样膨胀的批评野心，他们便不会始终停留在对梁鸿的代言、慕容雪村的良心、萧相风的打工者身份上的津津乐道，却对蒋蓝、李娟等功力深厚、文学性、趣味性与思想性皆难得的作品少有关注;同时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当下的非虚构研究为何多是围绕非虚构概念及其主题的探讨，而极少进入到对文本的文学审美批评当中。
(二)非虚构之非的困境 该问题其实囊括了两个小问题：非虚构的真实是怎样的?在现场如何可能?关于真实，龚举善、马建辉等人从文论角度充分论证了非虚构所强调的真实只能是文学真实而绝非生活真实或科学真实;衡量文学真实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读者的感觉真实，也即合理真实与想象真实对此，李敬泽有清晰的认知，他指出非虚构之非是一种求真的写作姿态，号召作家消除身心内外的懒惰、走进生活、回到现场 关于在现场，李丹梦指出，在叙述主体膨胀的启蒙惯性中，作家无法摆脱他那高高在上的预设理念和无处不在的镜头式人格，这就使得在现场根本不可能如幽灵般盘旋在非虚构上空的看的意识注定了作家要将被看者纳入到写作主体和阅读主体的期待视野中而对真正的真相视而不见;从慕容雪村深入魔窟23天的伟绩和蒋蓝深入田野山河10数年的写作努力可以看到，缺少文学神圣感与谦卑态度、匮乏田野调查专业知识与社会学传统的非虚构写作，终究只是伪在场，他们很容易用知识分子的廉价同情取代被叙述者的自我发声，更会迷失在叙述主体和阅读主体的自我崇高幻觉中，从而消解文学应有的真正的个体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