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的论文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向，其理论基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文化转向标志着从书面文本向视觉文本、从语词感受向视觉快感、从语词向图像的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存在着把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相等同，把文学、文化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缺少文学性、审美性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化转向、文化政治；文学性 作为世界性的批评主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迄今已走过了170年的历史作为这一潮流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尽管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理论个性与批评风格，但也深受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在此，我们无意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只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向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现实的巨大变革，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文化转向已深植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中，进而促生了一种新的批评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问题作相关思考与探究：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格局中来审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走向；第二，文化转向的主要特征及其在批评潮流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三，文学批评伴随文化转向而产生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 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文化转向在其批评的历史中又是如何发生与呈现的?正如马尔赫恩所言：“‘文学’和‘批评’已经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和过程；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则一直是20世纪文化中意见最为分歧的 ”我们认为，英国的马尔赫恩与伊格尔顿的相关分析与阐释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与批评图式马尔赫恩在写于1992年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导言中，运用历史的方法把1840年代至1990年代这150年的批评历史划分为三个相位，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理论阐释首先，他对缘何运用历史的方法作了扼要说明：“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就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其次，他所划分的三个不同相位分别为：“古典主义的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这一相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前半期它主要由两个批评思潮组成，一个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他们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与实证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在科学精神尤其是自然科学精神的感召下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另一个则以列宁、托洛茨基等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革命、政治的角度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提倡一种“介入文学”。
具有自我批判的相位”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中成熟和趋于多样化，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确立了一种“非正统”的规范这一相位主要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萨特、戈德曼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他们将文化和哲学问题作为批评活动的主要对象批判的古典主义相位”兴起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要体现在文化唯物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批评潮流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詹姆逊等在马尔赫恩看来，这一时期的批判风格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它们在方法上是‘社会学’的，‘历史的’和‘政治的’……事实上，这些含义对古老的文学批评世界是致命的就其最一致的含义来说，它们瓦解了文学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深层分类学和标准性原理，并以这一方式——文学战斗中恰如其分的高潮——解构了文学全体的想象力‘文学’与‘批评’本身受到质疑 在马尔赫恩的“三分法”启示下，伊格尔顿在写于1995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分为四个基本模式，它们分别是：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批评从他们两人的具体论述看，马尔赫恩的第一相位大体包括了伊格尔顿的人类学和政治批评模式，第二相位相当于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第三相位相当于经济学批评模式。
如果以此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我们主要受到了第二、第三相位或者是意识形态的与经济的批评模式的深刻影响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化转向的理论资源与批评实践主要来源于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 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时间方面看，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接受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对伯明翰学派的接受则要晚些，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学者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所取代，由此可见文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 何谓文化?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作简要描述第一层面是文化的理想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第二层面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个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以描写和评价。
第三层面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中将其概括为作为乌托邦的文化、作为艺术创造的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尽管可以将文化的历史远溯至柏拉图，我们在此只关注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我们认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有的学者甚至将其命名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之所以“既是至关重要的，又是明显次要的”，是源于它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与所承担的功能以及与政治、经济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性，“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拒绝，文化主义者认为社会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复杂决定的结果，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决定因素居于首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更广义地看待文化——整体的生活方式，从这点出发，文化就是社会过程本身，是经济和政治的组成部分……他们给予文化和艺术以绝对优先的地位，因为这种实践与整体的人类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并且因为文化设施和体制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整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次十分显著的 文化转向：第一次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肇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第二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理查德霍加特《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等为重要标志，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以伯明翰学派等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分不开，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不过，多数研究者主要还是从政治层面来看待文化转向问题，比如，伊格尔顿认为，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之所以未能像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那样导向政治实践，而是转向文化和哲学，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政治不再抱幻想，以此来抵抗资本主义社会；德沃金也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孤立地考察；它必须放在英国左派危机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试图认识战后研究的特征，重新定义社会斗争，阐明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的抵抗形式在这个计划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文化’它一方面指示了这种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一般认为，文化转向具体表现在对文化含义的争夺、文化形式的历史建构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认识等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转向可以说是由必须面对大众文化这一复杂感受引发，这尤其适用于知识分子对他们变化着的社会地位的理解在我们看来，文化转向有如下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对新的文化形态、文化形式的关注，无论这种关注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是颠覆性的还是建构性的；第二，这种新文化具有一种典型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风格，图像化、视觉化是其与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差异换言之，文化转向即文学向文化、书面文本向视觉文本、语词向图像的转变，由阅读者的语词感受向观看者的视觉快感的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文 化转向，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间既存在相同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就“文化观”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结构性关系的阐释，避免经典模式的经济还原论，强调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当代文化即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态度、立场、价值取向迥然相异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精英的立场看待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对其持一种否定的立场，认为精英文化才是救赎与拯救的力量，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才是人类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神圣力量；伯明翰中心则着力挖掘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蕴含的抵抗性、颠覆性力量，因而对其更多的是肯定与认可。
如果从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在“理想”的层面看待文化，而文学传统则主要是在“文献”的层面理解文化，伯明翰学派则是从“社会”的层面看待文化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区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将两者相对立，那么，伯明翰学派则致力于消弭两者的对立，比如，威廉斯将文化分为统治的、残余的、新兴的三种文化类型，强调文化的包容性就“文化政治”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再追求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而是追求一种文化的解放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不太重视工人阶级政治、工人阶级文化，而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工人阶级政治，关注工人阶级文化此外，两者都注重对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分析与阐释，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不仅关注其内容层面，而且关注其形式层面 三 鉴于国内学界已就文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影响作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探究，我们在此只就其消极影响即伴随而来的一些突出问题作扼要分析 问题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些学者要么将两者相等同，要么将两者相对立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文学批评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分，文化批评同样也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别。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围绕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十分深入的理论探究，比如，一些学者认为，“文化被重新定位并以难以回避的方式有效地介入到文学研究之中，那么问题在于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中采纳这种无所不包、具有异常丰富内涵的术语，又将如何进行文化批评?迄今为止对这一方式的主要批评，其一是认为这种批评过于宽泛，因而显得乏力，其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批评具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即将有着独特性的文学现象等同于社会文化现象实际上，文化批评并不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地纳入某种所谓的文化视野，而是基于一种新的起点对原有学科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作为文化批评的文化研究不是文学批评的新上帝，文化批评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形态，也不是文学批评开门揖盗，而是文学和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共同文化语境已经转向大众文化一般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主要区别在于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目的的不同从批评的对象看，文化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对抗性批评，就是“反对大写的文化换言之，就是与那种一贯的，并仅仅与人们时而称之为‘高雅文化’一致的新东西进行对抗具体而言，文学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