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纵横家主体意识探析_管理学论文 摘 要：在先秦诸子中，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是纵横家的鲜明特点之一其主要体现在纵横家大多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然而纵横家既要从统治者那里获取功名利禄，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这种人格的独立性与目标的功利性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纵横家主体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成为其思想意识的悖论 关键词：纵横家 主体意识 独立意识 主体意识是人对自身的地位、能力和价值的自觉认识，是人在处理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形成的对人自身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认同和肯定显赫于诸侯割据、争战激烈的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以个体的智谋辩术对列国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纵横捭阖，积极进取，以主体的姿态雄视一切，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思想家之一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局势的动荡，为了生存，他们极力地追求功名富贵，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他们又朝秦暮楚，漠视王侯，形成其主体意识与现实追求之间的冲突，成为了其人才思想的悖论 一、纵横家的主体意识内涵 纵横家的主体意识体现在密切联系着的两个方面：一是人的自我意识；二是人君关系上的独立人格。
纵横家的自我意识十分强烈，既有追求吃喝拉撒等本能满足的生物自我，也有追求自由尊严实现的精神自我 纵横家大多出身下层，物质生活需要是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许多人不能不在这基本的生存问题上殚精竭虑、四处奔波《史记》记载张仪是“魏氏余子”被人认为“贫无行”[1]（P2279），在游楚一事无成之时，巧施诡计，利用楚王的好色和南后、郑袖的争宠为自己捞得大批钱财苏秦“起闾阎”,“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窃笑之” [2]（P2241）；范睢早年“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 [3]（P2401）；郦食其“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 [4]（P2691）这些纵横家都是穷人，他们来自生活底层，物质生活的穷困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在他们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功利的价值观是纵横家们在生存的挤压下作出的现实选择，苏秦发迹前后家人前倨后恭的表演使他深切地相信：“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5]（P90）范睢相秦后尽雪前耻、尽报前恩，如此种种，使这些人对名利极其向往，名利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巨大满足他们认为不能以智慧改变自己生活境遇的人不是有为之人富贵荣华是辩士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他们毫不遮掩地把改变自己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作为行动的准则，人生的哲理，并公开宣扬其合理性。
纵横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名利场上，就其主观动机而言，无非是以自己的才智脱贫致富，改变低贱的社会地位而已 追求富贵利达是战国纵横家的人生观，是时代变革在纵横家身上的反映，是其内心的真实反映他们大胆求利，放言无肆，这是人性自我张扬的正当表现，是无可厚非的相比于后世满口仁义道德，标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门徒来说，他们具有相当清醒的自我意识，大胆向时代展现了真实的人的欲望，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作为一代智者，他们与普通民众不同之处在于有着强烈的精神自我，特别是在与君主的关系上打破了传统思想观念束缚，表现出了士人高度的独立人格他们吸取了先秦人本思想精华，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的地位、价值和能力，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审视世界，高度自尊，充满自信；以主体的姿态积极投身现实，自为进取，锐意功利纵横家认识到自己必须依附于权贵，才能显身扬名，而权贵们也必须依靠人才，一旦失去人才，便会国破家亡，这种相互利用的现实，形成了纵横家的交换意识 纵横家认为君臣关系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是现实的经济政治的利害得失关系的交易张仪毫不隐晦地说：“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6]（P115） 纵横家表现出雄大的气魄，三川、周室成了供他们驰骋以求利达的场所。
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但君择臣，臣也择君，乐毅受燕昭王信任深重，为弱燕破强齐，被燕惠王猜忌，便去而之赵；张仪晚年离秦赴魏；公孙衍或秦或魏，或纵或横他们报的是明君知遇之恩，他们固然追求富贵爵禄，但更重要的是受重用，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建功立业他们不屑于那些“以势交者，势尽则去，以财交者，财尽则散”的食客，这一点就使他们高于一般的势利小人，他们不甘于贫贱，但也不诎于诸侯，独立的人格意识是其鲜明的思想特征 纵横家在政治选择上清醒的自我意识，源自于对自己智谋能力的高度自信，“主卖官爵，臣卖智力”，与政治主体形成平等互利的交易关系由于相对的忠君观和功利主义价值观，他们的独立意识十分强烈，苏秦就宣称”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7]（P16）他不仅积极进取以建功立业，而且有着高度的自信，一心辅佐有为之主建功立业，对西周以来温情脉脉的仁义礼信观念不屑一顾他们唯目标是视，为了实现自己追求功名的欲望，不辞劳苦地奔走尽管从实质上来看，纵横家仍然依附于君主，依赖于君主的赏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自信这是自己才智的必然所得苏秦就有取卿相之尊如探囊取物般的自信，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认识到君主和贵族的威严、权势，不是先天授与的，而是现实的政治形势所派生的，一旦失势，就毫无威力可言。
毛遂曾仗剑反斥楚王说：“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 [8]（P2367）这里固然是毛遂的机谋善变之功，但更是他敢于蔑视权贵，敢于抛弃等级礼仪的独立不羁的意识观念助他迈出了这一步，迈上了殿堂，助平原君完成了赴楚求援挽救赵国的重大历史使命，因而也成就了他个人及平原君的功名，从而留名千古在战国时期政治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列国之间明争暗斗的形势下，纵横家不畏权贵与君王，以其超常的政治、外交斗争智谋，游说四方，积极奔走，表现出强烈的自强、自立、自信的精神品质 二、纵横家主体意识的困境分析 战国纵横家既要从统治者那里获取功名利禄，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这成为纵横家主体意识与现实追求、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 纵横之学被称为乱世之学，诸侯割据，群雄并争是纵横兴盛的前提条件，天下动荡，思想自由是策士们游说骋智的社会土壤客观现实政治的需要催生出了一批批意气风发以才智奔走于名利场上的能人辩士他们不计道德品行，凭借个人才能而晋升，追求的是个人的功名利禄，展示的是个人的力量从物质层面上看，纵横家追求大富大贵，追求保命全身，从精神层面上说，他们思想自由，无拘无束，既没有终极的价值追求，又没有现实世界的道德束缚。
他们宣扬人性，宣扬个体，实际上打出了个性解放，人格平等的旗帜这种蔑视等级礼制的思想和行动，对世卿世禄制形成一种巨大的冲击，它兴盛于乱世，适应着乱世中对所有旧东西的涤荡孕育而生 然而乱世之学，治世禁行，刘向曾把苏秦、张仪的异端言行指责为“杖于谋诈之弊，终于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 [9]（P1197） 这是在儒术独尊、皇权尊严的时代，统治者不容许士人不忠不义自由思想存在的体现在封建社会，人才是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的，更确切的说，统治者需要的是得心应手的奴才，而不是人才当然具有主体性的工具更有效用，但封建专制体制总是以消灭其精神自我和主体人格为最终目的君尊臣卑是封建社会的公理，王权至上，子民需要有臣仆心态在动荡之时，君王为了借助于知识阶层的智谋而不得不礼贤下士，然而一旦政局趋稳，外部威胁解除，这些“不忠不信”、难以约束的才智之士自然就不能见容于专制帝王了纵横家独立不羁的人格与封建统治秩序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既想从当权者那里分享富贵，又想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在传统社会里，只能是存在于某些特定的时期 从现代意义上看，纵横家似乎十分明白物质决定意识的哲理，他们的自救就是从物质问题着手的，然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来之于政治。
学成纵横术，卖与帝王家，他们通过谋取政治权力来为自己解决物质问题，通过介入政治领域来迂回的达到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往往也就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国家财富来换取他们的智能，因此纵横家的物质追求不同程度的得到了满足，一些著名的纵横家更是功业显赫，富可敌国纵横家的成功施谋、富贵显达离不开权势，然而他们又天然的以自己的智谋藐视那些养尊处优的权贵在《战国策》中这些怀抱经邦济世之才的策士以自己的智谋辩术将昏庸无能的君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例子比比皆是纵横策士的这种目标的功利性与其意识的独立性形成了纵横家思想的悖论，导致了纵横家主体意识与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因此一旦对立双方的矛盾得以暂时平息，纵横学及其纵横家也就自然遭到主流意识的禁绝 三、结论 纵横家以其强烈的主体人格，冲击礼义的智谋修养成为中国人才史上的一朵奇葩纵横家所展现的那个不安的精神自我，逸出了中国人几千年一贯的精神结构，是对专重社会人伦和工具理性、漠视生命本体和价值理性的儒家传统的一种反动只可惜纵横家最有价值的部分－个体精神的主体意识张扬的内核和精华却被连同追名逐利这盆脏水一起倒掉了现在尽管纵横智谋被应用于社会的许多方面，但对纵横人才的主体意识的阐发与继承却仍未得到重视。
而实质上纵横家的这种主体意识的张扬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荡，对现代自由人格的塑造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汉]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汉]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刘向.战国策·秦策一[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5. [6]刘向.战国策·秦策一[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5. [7]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五》[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8] [汉]司马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刘向.战国策·刘向书录[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苗润莲（1968-），山西省兴县人，副研究员，就职于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