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环境敏感性与其自身发展的关系探究儿童发展是基因、神经生理成熟、气质等个体因素与父母教养方式等环境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随着发展心理学、发展行为遗传学和脑科学等学科的发展,在发展心理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关儿童发展的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的重要理论模型,并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这其中主要包括素质—压力模型、差别易感性模型、优势敏感性模型、情境生物敏感性模型、感觉加工敏感性模型和环境敏感性模型,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解释了基因等个体因素和家庭等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的交互影响不同儿童发展的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尽管使用了不同概念,但所有这些理论模型都有一个相同的观点,那就是:由于不同儿童对环境刺激的敏感性不同,加之不同儿童所面对的环境影响因素千差万别,这样就会导致儿童多样性的发展结果本文基于儿童发展的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的不同理论模型框架与实证研究,总结分析了儿童发展的不同环境敏感性问题一、儿童发展的个体脆弱性较早关于遗传和环境因素影响精神障碍形成的病因学分析中,Bleuler(1963)与Rosenthal(1963)提出了素质—压力模型(Diathesis-StressModel)该模型中的“素质”(diathesis)一词来自于希腊术语中的“倾向”(disposition),是指个体先天所具有的各种倾向性特征,如气质、神经生理和基因特征等。
这里的素质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一词的含义是一致的,是指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人风险特征素质—压力模型认为精神障碍与心理问题是个体固有的脆弱性特征和来自于外界的压力源相互作用而引发的,其核心观点是:具有某种“脆弱性”或“风险”特征的个体更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引发各种心理或行为问题的产生,构成各类身心疾病的易感人群;而缺乏这些“脆弱性”特征的个体则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弹性”,这使得他们在消极环境中更加倾向于动态地调整对环境的适应性,从而不易受到消极环境的影响(Monroe&Simon,1991;McKeever&Huff,2003;Zuckerman,1999)发展心理学把素质—压力模型引入儿童发展研究,认为具有某种“脆弱性”特征的儿童更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引发各种心理或行为问题的产生,具有“弹性”特征的儿童则不容易受到消极环境的影响而产生适应性问题(Gazelle&Ladd,2003)素质—压力模型中的“脆弱性”概念,实际上是较早涉及分析儿童不同环境敏感性的一个概念,即儿童个体的脆弱性特征是对消极环境的高敏感性特征,弹性特征则是对消极环境的低敏感性特征在素质—压力模型框架下,大量研究探讨了不同脆弱性特征如何与消极环境交互影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关注了气质、神经生理和基因等不同方面的潜在脆弱性即消极环境敏感性特征。
首先,在气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方面,有研究发现父母严厉管教与儿童的负性情绪性、高冲动性分别交互预测两年后儿童亲社会行为和外化问题的发展(Slagt,SemonDubas,&vanAken,2015)父母的高严厉管教对儿童两年后的亲社会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儿童高负性情绪性加剧了这一负面影响,而低负性情绪性则会保护儿童较少或免受父母高严厉管教对亲社会行为的负面影响同时,研究也发现高冲动性也加剧了父母严厉管教对儿童外化问题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的研究则发现,父母教养知识与青少年的冲动性交互预测青少年的物质滥用,高冲动性与父母养育知识缺乏会加剧青少年的物质滥用,低冲动性则是一种保护因子(Rioux,Castellanos-Ryan,Parent,Vitaro,&Séguin,2019)因此,负性情绪性与高冲动性等气质特征是可能的个体脆弱性因子,会加剧消极环境下儿童不适应性行为的发展在神经生理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方面,基于“多迷走神经理论”(Porges,2007),已有研究探讨了作为迷走神经活动指标的RSA(RespiratorySinusArrhythmia,包括基线RSA与RSA反应)与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的交互影响。
研究表明,低基线RSA(低迷走神经张力)会加剧父母婚姻冲突、低支持性教养方式等不利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使之出现更多的内外化问题,高基线RSA(高迷走神经张力)则能缓冲不利环境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El-Sheikhetal.,2013;El-Sheikh&Whitson,2006;El-Sheikh,Hinnant,&Erath,2011;Hinnant,Erath,&El-Sheikh,2015;Mezulis,Crystal,Ahles,&Crowell,2015)同时,研究发现在听成人争吵任务(El-Sheikhetal.,2001;El-Sheikh&Whitson,2006)、听婴儿哭泣任务(Eisenbergetal.,2012)、亲子互动任务(Hastingsetal,2008)等情境下,较小的RSA抑制或RSA增强(反映了较差的迷走神经调节)会加剧儿童青少年在消极环境条件下的不适应性行为,而较大的RSA抑制(反映了较好的迷走神经调节)则能部分缓冲消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见,低基线RSA、应激任务下的低RSA反应是潜在的脆弱性因子,会加剧消极环境对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
在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方面,有研究探讨了5-羟色胺基因多态性(5-HTTLPR)在母亲产前焦虑和儿童负性情绪性之间的调节作用,发现携带短等位基因(SL/SS)的婴儿,其母亲自我报告的产前焦虑水平显著正向预测婴儿的负性情绪性,携带长等位基因(LL)的婴儿,母亲的产前焦虑水平对其负性情绪性没有影响上述结果支持素质—压力模型,说明短等位基因(SL/SS)是潜在的脆弱性因子,使个体易受消极环境的影响(Pluessetal.,2011)国内也有研究探讨了5-HTTLPR基因多态性与母亲早期养育压力的交互作用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发现在高母亲养育压力的消极环境条件下,携带短等位基因(SL/SS)男孩的外化问题显著高于携带长等位基因(LL)的男孩,携带长等位基因(LL)女孩的内化问题显著高于携带短等位基因(SL/SS)的女孩;而在低母亲养育压力的积极环境条件下,无论男孩还是女孩,5-HTTLPR基因多态性对其内外化问题没有显著影响因此,5-HTTLPR短等位基因(SS和SL)对男孩来说是潜在的脆弱性因子,长等位基因(LL)对女孩来说是潜在的脆弱性因子(刘亚鹏,邓慧华,张明浩,张光珍,陆祖宏,2019)。
二、儿童发展的差别易感性素质—压力模型主要关注了儿童对消极环境的高敏感性问题,提出具有某种脆弱性特征的儿童对消极环境影响高度敏感,这类儿童在消极环境条件下则可能增加其心理行为问题及障碍发生的风险但素质—压力模型对儿童是否对积极环境影响也存在不同的敏感性尚缺乏明确的讨论Belsky(1997)从进化角度首次提出儿童发展的差别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SusceptibilityModel),认为具有易感性(susceptibility)特征的儿童比其他儿童不仅对消极教养环境更加敏感并由此导致发展上的问题,同时他们也更容易对积极教养环境作出反应,从而发展得更好Belsky等认为差别易感性是进化的产物,自然选择使亲代生育出对环境影响有着不同易感性的子代,因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这是最有利于延续自身基因的一种方式(Belsky,Bakermans-Kranenburg,&vanIJzendoorn,2007;Belsky&Pluess,2009)差别易感性模型用“易感性”概念来描述儿童的环境敏感性,并将儿童对环境影响的易感性或敏感性从消极环境影响扩展到了积极环境影响方面差别易感性模型的核心观点是儿童对养育环境的易感性即敏感性是有差异的,具有易感性特征的儿童在积极的养育环境下会发展得“更好”,而在消极的养育环境下会发展得“更差”(Belskyetal.,2007;Slagt,Dubas,Ellis,vanAken,,儿童在积极环境中易获益的一面和消极环境中易受损的一面分别为差别易感性的“光明面”(lightside)和“黑暗面”(darkside)。
同时,差别易感性模型认为不具有“易感性”特征的儿童在积极环境下不会表现出更容易获益的倾向,在消极环境下也不会表现出更容易受损的倾向(Belsky&Pluess,2009)大量的实证研究对差别易感性模型提供了支持在气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方面,研究发现儿童的负性情绪性气质特征和所经历的保育质量交互预测了儿童的问题行为和社会能力的发展,当处于低质量保育环境时高负性情绪性个体比低负性情绪性个体在婴儿期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而处于高质量保育环境时则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Pluess&Belsky,2009)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儿童在9岁时的负性情绪性与其13岁时母亲自我报告的对儿童的应答性交互预测了儿童17岁时的非稳态负荷水平(慢性压力的生理指标),与低负性情绪性的儿童相比,高负性情绪性儿童在低母亲应答性的消极环境条件下的非稳态负荷水平较高,而在高母亲应答性的积极环境条件下的非稳态负荷水平较低(Dich,Doan,&Evans,2015)也有研究考察了儿童负性情绪性和父亲心理控制的交互作用对儿童问题行为发展的影响,发现对高负性情绪性儿童而言,在高父亲心理控制的消极教养环境中,更容易表现出外化问题,发展得更差,而在低父亲心理控制的积极教养环境中,则较少表现出外化问题,发展得更好(高鑫,丁碧蕾,冯姝慧,邢淑芬,2018)。
因此,儿童的负性情绪性气质特征也被证明是某种特定环境因素的可能易感性或敏感性因子在神经生理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方面,有研究发现低基线RSA儿童青少年在消极环境下会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而在积极环境下会表现出较少的问题行为与更好的适应性(Eisenbergetal.,2012;El-Sheikh,Harger,&Whitson,2001;Mezulis,Crystal,Ahles,&Crowell,2015)同样,也有研究发现,在人际挑战任务Bush,&Boyce,2011)、观看恐惧情绪影片任务(Davis,Suveg,Whitehead,Jones,&Shaffer,2016)、认知任务(Hastingsetal.,2008)等情境条件下具有较低RSA抑制或RSA增强的儿童青少年在消极环境下表现出更差的不适应性行为,而在积极环境条件下表现出更好的适应性行为因此,低基线RSA以及在具有较大威胁与挑战任务条件下较小的RSA抑制或者RSA增强反映了易感性或敏感性神经生理特征另外,也有研究者考察了压力事件与头发皮质醇水平的交互作用对中国青少年的压力感知、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影响,发现高学业压力情境下皮质醇水平较高的青少年比皮质醇水平较低青少年体验到更多的压力和焦虑,而学业压力较低时前者体验到的压力和焦虑更少,研究还发现皮质醇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在经历人际压力事件时比皮质醇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相反,较低人际压力下其抑郁水平则更低(Xuetal.,2019)。
这项研究表明,高皮质醇水平是某种特定环境影响的易感性或敏感性神经生理因子在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方面,也有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了差别易感性模型,主要涉及的基因型包括5-羟色胺基因多态性(5-HTTLPR)、多巴胺受体(DRD2、DRD4)、单胺氧化酶A基因(MAOA)、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等(Belsky,&vanIJzendoorn,2017;赵德懋,冯姝慧,邢淑芬,2017)如一项元分析研究,基于样本为1232名10岁以下儿童,对包含多巴胺相关基因(DRD2、DRD4和多巴胺转运体)的12个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进行了分析,为差别易感性模型提供了清晰的证据(Bakermans-Kranenburg&vanIJzendoorn,2011)该研究指出,与未携带多巴胺相关易感性等位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