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福利绩效与深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诸大建+张帅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评述，文章提出从生态福利绩效的视角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全球整体的自然消耗已经超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各个国家（古巴除外）均不能“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内实现较高的福利水平”的前提下，研究生态福利绩效提出的理论基础、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内涵和指标构建、生态福利绩效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以及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对全球和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生态福利绩效；可持续发展；自然消耗；经济增长F015A010610一、 引言自《布伦特兰报告》（Bruntland Report）发布以来，对于可持续发展界定的尝试已经很多本文无意对众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行评述，而欲将重点放在提出一个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即尝试从生态福利绩效的角度来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现状、目标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分析是建立在Few （1993）和Moran等人（2008）对可持续发展定义的基础上，即可持续发展是“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内实现较高的福利水平”。
这样的定义包含了“可持续”和“发展”两层意思：“可持续”是指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不能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发展”是指人类的福利水平要不断提升对人类社会来讲，可持续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而发展是可持续的目的和意义生态福利绩效是指自然消耗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在一定的自然消耗水平或者福利水平下，生态福利绩效反映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程度，或者说该国家或地区是在向可持续发展不断靠近还是在不断远离，是研究全球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本文旨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评述来系统梳理生态福利绩效提出的理论基础、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内涵和指标构建、生态福利绩效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以及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二、 生态福利绩效提出的理论基础1. 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的效率、分配、波动等问题，但几乎没有涉及经济增长的规模问题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规模问题（Daly， 1997， 2013）这样的分歧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或者传统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看待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的不同方式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看作是可以无限扩张并且独立于生态系统的循环系统（如图1所示）。
诸大建等：生态福利绩效与深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这一循环系统中流动的仅仅是被抽象出来的交换价值，而并未考虑其物理属性这一独立存在的经济系统俨然就是一台“永动机”，丝毫不受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制约（GeorgescuRoegen， 1971）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Subsystem），并且经济系统在源（Source）和汇（Sink）两个层面上严格依赖于生态系统（如图2所示）经济系统的运转需要从生态系统中获取低熵物质和能量（源的层面），并且向生态系统排放高熵废弃物（汇的层面）生态系统是有边界的，其子系统（经济系统）也是有边界的经济系统的运转要严格受到生态系统的制约，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规模（Optimal Scale）问题（Daly， 1997； Victor， 2010）Rockstrm等人 （2009）也指出，经济增长面临着9种地球边界，而事实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流失、氮循环等3种地球边界已经被人类越过据此，Rockstrm等人（2009）强调要将地球边界框架（Planetary Boundary Framework）作为分析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首要分析工具。
2. 空的世界和满的世界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系统相对较小，Daly（2005）将这样的世界称为“空的世界”（Empty World）在“空的世界”，自然资本是相对富裕的，并不构成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水平提升的制约，而制约因素是相对稀缺的人造资本经济学的逻辑是要增加稀缺要素的供给和提高稀缺要素的生产率，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人造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其利用率的不断提高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系统相对于生态系统不断扩张，人造资本已经相对富裕，自然资本开始变得绝对稀缺，其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对人类福利水平提升的制约性凸显了出来（Daly， 2005）Daly（2005）将自然资本已成为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水平提升制约性要素的世界称为“满的世界”（Full World）在一个“空的世界”，各国应该关心如何扩张经济系统从而进一步提升福利水平， 因为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升高度正相关；而在一个“满的世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福利水平的提升：当经济增长达到“福利门槛”后，经济增长就成为“非经济增长”（Noneconomic growth）（Daly， 2013），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福利水平开始随着经济增长降低或者停滞（Niccolucci， 2007）。
如何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内处理好自然消耗、经济增长与福利水平提升的关系，才应是各国公共政策关注的重点（Victor， 2010）3. 弱可持续和强可持续上文的分析是建立在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不完全可替代的基础上如果“绝对稀缺”的自然资本可以被充裕的人造资本完全替代，那么在“满的世界”，自然资本就成了“相对稀缺”，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也就不存在了（Daly， 2013）问题的焦点在于，人造资本可以完全替代自然资本吗？这样的争论也就是弱可持续（Weak Sustainablity）和强可持续（Strong Sustainablity）两个可持续研究范式的争论（Neumayer， 2010）强可持续认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是不能够完全替代的，尤其是一些关键自然资本（Critical Natural Capital）的功能是不能被人造资本所替代的，两者更多的是一种互补而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因此实现可持续就要求自然资本，尤其是关键自然资本的不减少（Neumayer， 2010），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Daly而弱可持续将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视为完全可替代，因此实现可持续仅仅要求两者的总量不减少，该观点的代表人物为Solow。
Solow （1974）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只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水平，从而使总资本不减少，而单单保持某一类型的资本不减少是没有意义的；为此，资本之间的替代不仅仅是允许的（Permissible），而且是必要的（Essential） 哪一个可持续研究范式更合理呢？Daly （2013）指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在经济生产的过程中的属性不一样，因此两者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自然资本产生的自然资源在经济生产的过程中被转化成了经济产出，因此自然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物质原因（Material Cause）而人造资本只是在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发生了折旧，本身并没有被转化为经济产出，而是充当了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产出的中介（Agent of Transformation），因此人造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原因（Efficient Cause）同一属性的资本或者物质之间可以替代，比如说可以用劳动力替代人造资本，因为它们都是发挥了中介的作用；而不同属性的资本或者物质之间的替代性就很小了，比如在建造房子时不能用建房工人和工具替代原材料，因为它们分别属于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原因和物质原因经济系统的最大规模或者边界问题，人类社会从“空的世界”向“满的世界”的转换以及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的不完全可替代性，使得自然资本成为人类福利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制约性因素的事实更为凸显。
如何在自然资本强制约的条件下提升人类的福利水平，也就成了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挑战所在三、 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内涵和指标构建1. 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内涵生态福利绩效是指单位自然消耗所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将自然消耗转化为福利水平的能力上文提到的“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内实现较高的福利水平”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生态福利绩效衡量的就是人类社会是不断向这个目标靠近还是远离在人类的自然消耗已经超过地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en/index.php/GFN/page/world_footprint/， 访问日期：2014年1月10日如果生态福利绩效不断提升，表明人类用较少的自然消耗实现了一定幅度的福利水平提升，人类正在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断靠近，这是可持续发展转型的理想情形；如果生态福利绩效不断降低，则表明单位自然消耗带来的福利水平越来越低，人类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远，进一步说明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存在不合理的成分Daly （1974）最早提出通过计算单位自然消耗所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来评估各国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并将其表示为“Service/Throughput”：服务（Service）是指经由经济系统的转换，人类最终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用或者福利，而吞吐量（Throughput）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低熵能源和物质以及最终向生态系统排放的高熵废弃物的总和。
Daly （1974）强调，吞吐量一定要控制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内，否则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服务是不可持续的但Daly （1974）并没有据此提出一个在实践中可以量化和对比的指标，以致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一直得不到广泛应用后来的学者在Daly思想的基础上，尝试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指标化并用来评估各国的可持续发展状况由上文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可知，构建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需要表征人类福利水平以及自然消耗的变量2. 如何衡量人类的福利水平GDP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认为是福利水平的指标实际上，GDP只是用来衡量福利水平的其中一方面，即市场经济活动的指标，衡量整体福利水平本来就不是GDP的“使命”（Costanza，2009）以下三点说明了GDP作为福利水平指标的局限性：第一，GDP没有区分增进福利水平（Welfareenhancing）和减少福利水平（Welfarereducing）的经济活动（Cobb et al.， 1995），比如由于环境污染使得医院呼吸道病人增多，增加了GDP，但很显然降低了福利水平；第二，GDP忽略了一些可以增进福利水平但并没有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活动，例如家务劳动；第三，GDP没有统计收入分配对人类福利水平的影响（Victor， 2010）。
基于GDP作为福利水平指标的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替代性的指标，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由Daly和Cobb （1989）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真正进步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ex， GPI）ISEW和GPI是在消费水平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加上了家务劳动、志愿服务等非市场活动但增进福利的项目，剔除了收入差距扩大、资源消耗、交通拥挤等对福利水平产生负面影响的环境和社会因素（Lawn， 2013）基于Sen （1993）衡量福利水平的能力论（the Capability Approach）而构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由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推广而越来越为各国政府和学者所接受HDI从三个维度衡量一个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卫生和医疗水平（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衡量）、受教育水平（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和过上体面生活的能力（以人均国民收入衡量）HDI大于或者等于0.80通常被认为实现了较高的福利水平（Moran et al.， 2008）。
主观福利指标也为一些学者所采用，例如快乐指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