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资本和生活世界——过去 30 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发展，从最初的新工具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的争论，经过资本逻辑学派、系统分析学派、生活世界理论、国家自主论、后马克思主义的新葛兰西主义，走向了综合性的国家理论国家不再被看成是外在于生产方式的阶级工具，而是就在经济的构造之中作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发挥作用由于市场交换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劳动者并不能完全靠劳动力商品化维持生活，而是还被社会生活所构造国家在人的构造和维持劳动力商品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缺陷意味着它不能对非经济因素起绝对的决定作用，国家并不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而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生活世界领域相互分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被定位的二十世纪 70 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危机和资本全球化使现代国家的命运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国家政策失败而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社团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国家进行批判时，一方面，从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出发批判了现代国家极权主义，另一方面，延续了葛兰西的思想，主张以掌握领导权的斗争替代打碎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
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失效，现代国家问题开始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的焦点针对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围绕着行动、代表和客观结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方法论上出现了许多分歧在分歧和争论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的讨论逐渐摆脱了简单的阶级还原论观点，深入到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分化、人的再生产、权力的话语构造这些更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中去，拓展了国家理论的视野本文对过去 30 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发展线索和基本内容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它的未来走向一、主体实践与结构之争、福利国家限度的批判二十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新的发展起点有两个，即米利班德和波朗查斯的争论、西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限度”的批判波朗查斯与米利班德之间的论战更多地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身的辩护和发展有关，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国家的阶级本质问题、国家自主性问题波朗查斯指责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仅仅把国家问题建立在主体实践和主观意识上，认为他的认识论前提中没有结构、整体和具体性分析，而是过于注重阶级划分这样的经验问题，完全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相互关联的重要性。
波朗查斯强调应该基于充分的基本社会结构理论进行具体研究， “任何对具体进行科学分析的前提是弄清它自己处理具体的认识论原则， ”[1]这种原则是充分处理具体的研究资料和对象必须首先具备的米利班德的反驳是强调以经验观察为依据具有重要2性，波朗查斯只阅读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政治方面的作品，把马克思的原文当成信息来源，实质上只是不能处理现实经验的抽象结构决定论关于国家的本质，米利班德反对多元主义主张的国家中立性，目的是要证明资本阶层化不能排除它们的阶级一致性和两大阶级分化，那些操纵国家系统的各个部门指挥岗位上的人，由于社会来源、地位、环境、意识形态倾向与统治阶级存在着联系，保持了与统治阶级的一致性，也说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没有根本变化波朗查斯强调了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分离，国家的阶级性质在于总体上维护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国家机构的成员按照特殊的结构内部统一发挥作用，他们的阶级来源、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并不是主要的，国家与阶级利益总体上一致完全在于客观的结构关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米利班德认为，只强调“客观关系”决定国家行为，即体系的结构约束是绝对强迫的，就会得出结论说，结构会操纵那些把国家当作纯粹功能和政策执行者的那些人，这完全是要用客观结构和客观关系取代统治阶级这个概念，无视作为体系主要因素的统治阶级、国家和经济之间的现实关系。
他强调，与结构主义的观点相反，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利益的保卫者和保护人，在于这些经济利益支配着他们，国家的真实目的和任务是保证它们连续性的条件，而不是阻碍它们关于国家自主性问题，两人总体上都不否认国家相对自主性但是波朗查斯强调，如果把国家权力看成是某个统治阶级的权力，实际上会否认了国家任何形式的自治，使国家彻底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然而，国家权力实质上不存在于结构的各个层次中，而是这些层次整体上结合的结果米利班德则认为，相对自主只意味着国家机构、国家权力、阶级权力之间的不完全一致，作为统治权力的国家权力建立在阶级一致的基础上，它不是结构总体及其关系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导致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融合的结果尽管人们可以从这一争论中看到他们俩人都潜在承认了一个共同前提：国家能够符合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国家政策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实际上这一争论中的分歧预示了后来国家批判理论发展中存在的基本分歧，即从经济决定论的工具主义出发还是从超经济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问题按照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把国家批判理论的各个流派分为两类，具有经济决定论特征的是新工具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新李嘉图主义、资本逻辑学派；而具有相反倾向的包括结构功能主义、系统分析理论、生活世界理论、国家自主论、新葛兰西主义、综合理论。
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福利国家政策的目的是要探讨工人阶级支持改良政策和放弃斗争的现实问题，以解决左翼政党和团体在福利国家政策面前遭遇到的严重困难显然，仅仅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根本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并不能有力地说明现实问题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比阶级斗争理论对国家和经济的分析更进一步，主张从资本理论出发批判“福利国家的幻觉和限度” ，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功能的实质和政治改良的局限性，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觉醒米勒（Müller）和诺伊聚斯（Neususs）强调，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没有看到国家与生产之间的根本联系，因此没有理解资本积累规律强加于国家行动的限度，而是错误地以为国家独立于生产过程和生产规律，可以干预3危机，独立于生产方式重新分配收入，并且逐步改造资本主义他们两人认为，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有着根本的联系，国家并不独立自主，国家必须在分配之前保证生产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家活动不是以限制市场和分配为目标的次要活动，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基本的阶级特征并且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2]70 年代西德的福利政策失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福利国家限度问题的研究为了反对迷信福利国家，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到资本与国家的深层关系之中探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他们试图说明国家与资本整体利益内在一致性。
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对危机的控制根本上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国家并不是超经济的这些西德学者受到了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Pashukanis）[3]的影响，因为他首先试图把商品循环过程与资产阶级法律、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确要从市民社会的私人经济领域中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形式[4]阿尔维塔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推进了对福利国家限度问题的研究，他认为，特殊资本的活动不能使总资本的利益得到保证，总资本必需借助超出个别资本束缚的特殊制度，找到自身行动的代表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Hirsch）指出，所有阶级社会都需要力量关系和政治统治能力来保证阶级之间的剥削，国家如果要实现保证资本长远利益的经济功能，就必须抵制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这些讨论为后来的国家批判理论拓展到更深的社会层面上去做了准备二、从新工具论到资本逻辑学派现代工具论认为传统的工具论对国家的界定只适合说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5]他们转而借用了考茨基的观点即资本家阶级统治但是不自己进行管理，而是满足于支配连续的政府，目的是说明在现今时期，资产阶级是通过绝对优势才决定国家政策和行动的，而社会民主党可以通过选举进入政府、议会（欧洲共产主义也曾经这样主张）或者进行广泛的联合来争取建立具有“领导权”的政党（米利班德的主张） 。
为了维护阶级斗争理论，它从国家机构、国家权力和阶级权力的划分出发，强调阶级权力被看成是国家权力、制度和组织的基础，资本主义没有因为出现普遍中产阶级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人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与社团多元化、国家干预现象产生基本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并且没有失去统治权他们掌握了财富、地位、暴力和知识这些资源并且具有了使自己的这些权力在社会层面上制度化的能力，凭借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行使了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权，借助暴力手段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尽管统治阶级掌握统治权力的上层部分并不是能够掌握所有国家机器，他们实现自己的统治与自身的能力、国家机器的相对自主性有关，但是可以通过控制关键资源维持现存的生产关系、保持对决定性投资和资本配置的控制[6]尽管新工具论引入新的理论因素，但是它根本上仍然以阶级一般利益的代表来解释国家的实质和国家政策，没有看到客观的生产关系与阶级、社会团体、国家之间的客观性结构关系，把国家的分析建立在动机和利益上雅索普在谈到波朗查斯对工具论的批评时强调，结构主义确实看到了工具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完全建立在外在于国家的偶然因素上，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对于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因而工具论不能解释国家的社会政策方面和具体的历史情况，正如斯科波尔指出的，美国的资本家缺乏政策能力来追求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利益；奥菲也强调，无政府主义竞争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得从相互竞争的各种具有特殊利益的企业集团中形成普遍4的资产阶级利益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7]在与基础主义[8]的争论中，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的那些新李嘉图主义者在研究国家问题时，仍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区分经济与政治，把国家干预与资本的需求联系起来，根据收入分配讨论讨论国家干预他们的分析中心是分配而不是生产，并且倾向于把劳动过程视为纯粹技术性质的在他们看来国家仅仅是能够进行干预的“第三种力量”和工具，其功能是通过干预经济维持公司的利益是对工会斗争和国际竞争压力的反应，即压缩特殊利润并且维持阶级力量平衡这样的解释完全集中于资本循环中分配环节，忽视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国家在重构生产中的基本作用，不考虑国家经济干预的原因、实质和限度[9]新李嘉图主义代表人物伊恩·高夫（IanGough）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趋势、波朗查斯和米利班德共同承认的国家自主性出发，放弃了考虑资本积累与国家的关系，国家只是作为独立实体在阶级斗争领域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国家活动的限度源于阶级斗争而不是资本的逻辑他没有考虑《资本论》是从资本、剩余价值的榨取理解资本社会政治发展的格林和萨克利夫（Glyn，Sutcliffe）对政治斗争的双方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国家对经济危机的解决是强制性的，资本利用国家政策和法律减少工资成本、重新进行资本在私人部门之间的分配、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工人阶级会抵制资本和国家的这些活动。
因而在税收范围和公共开资的范围内会产生阶级冲突他们希望把这个冲突转变为革命的行动另一种工具主义的国家观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它从资本主义经济垄断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得出国家干预的必然性，强调国家与资本融合在一起阿法纳西耶夫(Afanasyev)强调，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和垄断已经融合成一个机制，国家成员的阶级从属关系、国家政策的内容和执行证明了在此阶段中的国家行动只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中，利润率下降和生产力发展停滞的长期趋势，使社会面临着激烈阶级对抗的可能性大资本与包括中小资本、无产阶级在内的大众联合形成了激烈对抗，为大众联合夺取国家政权提供了客观基础资本逻辑学派从资本范畴中得出国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逻辑学派又被称为国家起源论它认为：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阶级代理人或结构究竟哪一个能更好解释国家的本质，他们忽视了国家是否能够维护资本主义长期利益的问题现实中更重要的是，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发展，国家越来越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