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 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据近期图资人员的统计，在20002007年间，冯著?中国哲学史?仍是被国内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学术著作之一①不可否认，在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冯著?中国哲学史?亦受到一些批评对于一部成书于70多年前的旧著，就其中的某些观点进行批评当然是正常的但是，某些批评并不符合实际如有学者批评冯著?中国哲学史?〔以及其他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乃是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又如有学者对冯著?中国哲学史?关于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划分亦提出了批评本文仅就此两点，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今昔评论比拟的方式来作一辨正 一 在近些年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有不少学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在第一篇子学时代的绪论中所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表达之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局部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②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初创时期，这种表述有其缺陷，应是情有可原的金岳霖先生在对此书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哲学这个名称有其困难，即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③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开展。
张岱年先生即对此问题经过深入思考，而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提出了哲学是个类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是这一类称中的特例④，此即以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辩证关系的观点，解决了中国哲学这个名称的困难而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所作?中国哲学?一文中主要讲中国哲学的特点，已不再认为中国哲学有名称上的困难⑤ 在近些年对冯著?中国哲学史?〔以及其他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批评中，大多以金岳霖先生提出的问题为发端，而其实质的批评那么是认为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是以西释中或用中学比附西学〔所谓汉话胡说〕，其中一种比拟典型的批评是认为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乃是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哲学讲或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哲学讲，根本上是以中国哲学注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注脚⑥这是否符合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实际呢？ 与上述批评相反，陈寅恪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审查报告中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那么冯君此作庶几近之⑦金岳霖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审查报告中虽然提出了中国哲学之名称的困难，但也指出：不同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冯先生那么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
冯先生的思想倾向于实在主义；但他没有以实在主义的观点去批评中国固有的哲学因其如此，他对于古人的思想未必赞成，而竟能如陈〔寅恪〕先生所云：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同情于一种学说与赞成那一种学说，根本是两件事从大处看来，冯先生这本书，确是一本哲学史而不是一种主义的宣传⑧可以看出，金先生与陈先生对冯著?中国哲学史?有一致的见解，都对其作出了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的肯定性评价 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于1934年出版后，张岱年先生在1935年4、5月份就发表了一篇书评，题为?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⑨，高度肯定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张先生说： 这实在是一本最好的中国哲学史，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精彩，为别的中国哲学史所不能及如说这本书在中国哲学史书中是空前的，实非过甚其词这实在是近年来出版的一本极有价值的巨著，确实能对于中国哲学思想之开展演变，作一个最清楚的最精审的最有系统最有条理的表达读了这本书便可以对于中国哲学思想之开展演变，有一种整个的明确的了解 张先生具体列出了此书的主要优点有六条，其中第三条即： 此书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此书善能写出各家哲学之本来面目，能领会各家哲学之精微幽隐之处而以明白透澈的文字表述出之。
这实在大非易事许多哲学史，常失之浅薄；更有依一个观点写成的，结果为此观点所蔽，常不能领会古哲学家思想之隐微处人总难免有偏好，所以写哲学史亦最易有所偏倚，如喜儒家的人便看不出墨家之深切处，喜墨家的人便领悟不到儒家道家之精妙义此书那么不然，可以说，此书写某一家时即以某一家的观点为观点；如写儒家哲学是以儒家的观点来写的，写墨家哲学是以墨家的观点来写的，写道家，写辩者，亦然乃至写佛家，那么依佛家观点；写宋明道学，那么又依道学的观点然而本书并非四分五裂，本书仍有其一贯的观点，这即是客观惟其如此，故本书对于各家，皆能通其隐微，会其幽深，能窥透各家之本来面目，尽如实摹状之能事对于一种哲学，可以说有内观与外观之不同内观即以同情的态度观察之，外观那么只观其外表对于一个哲学，不以同情的态度来观察之，是绝不能了解其精髓的此书那么确实能以同情的态度观察各家哲学而无所偏倚 可以说，张先生对冯著?中国哲学史?乃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的评价，与陈寅恪先生、金岳霖先生的评价也是相同的后来张先生把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最根本的方法论，当是从冯著?中国哲学史?得到了启发此书的另外五条优点，如说此书是很能应用唯物史观的、最注意各哲学家之思想系统、最注意思想开展之源流、极注意历史上各时代之特殊面目、取材极其精严有卓识等等，亦深刻地影响了张先生?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
张先生晚年在?研习哲学过程杂忆?中说：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那么与冯友兰先生是同调⑩从张先生早年为冯著?中国哲学史?写的书评，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其所谓同调的意义 对于冯著?中国哲学史?今昔两种不同的评价，哪一种更符合此书的实际呢？应该说，此书并没有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哲学讲，更没有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哲学讲；相反，此书是很注重表达出中国哲学所不同于西方哲学之特点的如冯先生在绪论中所说： 盖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中国哲学家，多讲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其最高理想，即实有圣人之德，实举帝王之业，成所谓圣王 中国哲学家之不喜为知识而求知识，然亦以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 中国哲学家多未竭全力以立言，故除一起即灭之所谓名家者外，亦少人有意识地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故逻辑，在中国亦不兴旺 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 有时哲学中一问题之发生，或正以其研究者之人格为先决条件 各哲学之系统，皆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学 以上所论，对于此后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金先生在?中国哲学?中论述中国哲学的特点亦有重要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冯先生又在1937年所作?论民族哲学?一文中指出：哲学或文学可以有民族的分别，一个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在理论上底表现，如此分别底民族哲学，对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却是有大奉献底，某一个民族的民族哲学是接着某一个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显然，在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述中，虽然对西方哲学有所参照借鉴〔这属于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但并不存在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的问题陈寅恪先生和金岳霖先生所说冯著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张岱年先生所说此书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善能写出各家哲学之本来面目，能领会各家哲学之精微幽隐之处而以明白透澈的文字表述出之，这种评价应是符合冯著之实际的 关于照着讲与接着讲，此语出自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即谓： 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 在?论民族哲学?一文中，冯先生更明确地说： 因为没有全新底哲学，所以我们讲哲学，不能离开哲学史我们讲科学，可以离开科学史但讲哲学那么必需从哲学史讲起讲哲学都是接着哲学史讲底。
事实上讲哲学不但是接着哲学史讲底，而且还是接着某一个哲学史讲底某一个民族的民族哲学是接着某一个民族的哲学史讲底 接着哲学史讲哲学，并不是照着哲学史讲哲学照着哲学史讲哲学，所讲只是哲学史而不是哲学他的哲学如接着某一民族的哲学史，他的哲学即可以是某一民族的民族哲学 在这里，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不存在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的问题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分，即照着讲是讲哲学史，而接着讲是讲哲学就冯先生的著述而言，其?中国哲学史?是照着讲，故其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亦张先生所说善能写出各家哲学之本来面目，写某一家时即以某一家的观点为观点冯先生的?新理学?那么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其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亦即接着中国的哲学史，他的哲学即可以是中国的民族哲学这里有哲学史与哲学的相对区分，也有一般哲学与民族哲学的关系问题而近些年对冯著?中国哲学史?的批评，所谓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哲学讲或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哲学讲，不仅把冯先生所注重的民族哲学改换成了西方哲学，而且其取而代之、自我标榜的所谓自己讲或讲自己，把哲学史与哲学的相对区分也混为一谈了 二 冯著?中国哲学史?分为上、下册，即第一篇讲子学时代，第二篇讲经学时代。
子学时代的社会背景即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上，为一大解放之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上古时代哲学之兴旺，由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那么因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子学时代不是终于战国之末，而是延至汉初，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那么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即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 把春秋战国延至汉初的哲学史称为子学时代，从大的表达框架来说，除了有孔、老先后等问题的争论外，一般不会有异议但把汉武帝之后迄至清末的哲学史称为经学时代，如果不仔细读冯先生的书，那么容易引起误解2021年4月26日，余英时先生接受 访谈，其内容经整理之后，题为?余英时教授谈宗教、哲学、国学与东西方知识系统?，所涉问题广泛，而余先生以其深思博识，言简意赅地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笔者认为其中也有一处败笔，即余先生对冯著?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经学两个时代的批评这个话题的缘由是余先生讲在中国系统中，只有子学大致相当于西方的哲学，而内容仍然差异很大，访问者说我刚开始看到先秦诸子的英文翻译〔earlyhinesephilsphers〕的时候，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子学并不完全包含哲学的内容。
余先生便接着说： 可是中国经、史、子、集中处处都可以找到哲学问题由此可见冯友兰的哲学史分为子学、经学两个时代实在无道理他是以西方哲学史为坐标，把自汉至清末都看做西方中古神学主导的时代，也就是说中国两千年中思想无大变化，可谓荒唐其实宋明理学诸家，我们也称之为子，如二程子、朱子、陆子理学并不能简单地分入经学的范畴 这段话大致可理解为三层意思：其一，因为中国经、史、子、集中处处都可以找到哲学问题，而并非只有经学中才有哲学问题，所以冯友兰把自汉至清末的哲学史称为经学时代实在无道理；其二，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在自汉至清末的两千年中思想无大变化，此见解可谓荒唐；其三，冯友兰把宋明理学简单地分入经学的范畴，这也是没有道理的 以上三层意思，按之冯先生所谓经学时代的本意，可以说是有所误解而无的放矢冯先生说： 自此〔独尊儒术〕以后，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其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爱经学虽常随时代而变，而各时代精神，大局部必于经学中表现之故就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那么为经学时代也 儒家独尊后，与儒家本来不同之学说，仍可在六艺之大帽子下，改头换面，保持其存在经学在以后历史上中国思想中之地位，如君主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