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反思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政策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无论这种体制的推行者们的主观愿望是多么的良好，客观上，这种体制在实施中是只分不统，逐步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使广大的中国农村重新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 小农经济的特点包括生产资料个人占有，在生产流通交换各领域都以劳动者个体为主，这正是目前我国农村最为普遍的状况这种经济是不可避免的要走向灭亡的1894年，法国社会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受到了恩格斯的批评①这个纲领的绪论中，第一句话就是：”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确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这个观点与改革初期大力宣传包田到户的观点极为相像，恩格斯的评价是：”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起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的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土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即使依法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它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
……”②这里引用这一段似乎过于危言耸听，毕竟时间和地点都有了变化，情况也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农村经济发展说明了恩格斯的论述是深刻的，当前的许多农村问题，都与这种小农经济路线有密切的关系lOCALhosT 农民有双重身份，一是劳动者，一是小私有者把田地承包到个人，无形中突出了农民的小私有者的身份，势必损害集体经济的确，承包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积极性对于农村经济的改善的作用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下文将通过小岗村的事例进行论述 下面本文将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提出几点质疑 一、如何看待文革后期经济的”崩溃”？ 从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签订全国第一份包干到户合同起，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为主的责任制迅速在中国得以推广1987年，全国有亿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 是什么原因促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广呢？ 现在一般认为，文革后期中国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的收入极低，生活改善不大，广大农民主观上要求改变生活状况，农村的经济现状要求出现一种新的生产经营体制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确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首先，是大串连、”停产闹革命”、武斗、造反、打砸抢等*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质损失。
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现象主要在66年到69年间比较严重，进入全面整顿之后，这方面的损失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和之后的6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 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生产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 但是问题是，以上是否是农村经济不景气的全部原因？并且，经济不景气是否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呢？ 首先，我们认为，以下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
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变为:③，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1] [2] [3] [4] 下一页 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
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⑤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因此，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则不能简单归结为是文革对经济的破坏 其次，当时的经济也并没有达到崩溃的边缘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旁观毛泽东时代》一书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从1952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
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可见，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经济完全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所以，把”经济处 于崩溃边缘”作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二、”积极性高涨”是改革初期农村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吗？ 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个体生产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 第一，种子革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各种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油料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引发的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大增长1979年5月，著名的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问中国，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一种前所未有的杂交水稻该公司当年就把3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子播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到收获时，跟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starbonnet一比，产量还要高出165．4％—180．3％，也就是说其中产量最低的一个组合也比美国水稻高出1．65倍美国人不禁被惊得目瞪口呆，一齐把它们惊呼为”东方魔稻”这项技术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三系杂交稻”研制成功，１９７５年多点示范５６００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２０％以上；１９７６年示范推广迅速扩大到２０８万亩，１９９０年全国推广２.４亿亩，占水稻面积的５０％，而总产量占６１.６％以杂交水稻为首的种子革命，作为农业生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对八十年代初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第二，化肥革命1970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72年1月13日 ，从国外引进化肥等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1973年，我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
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