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尔·奎格利的文明史观分析=“news_bd”> 卡罗尔奎格利 系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有《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 以及《悲剧和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史》 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奎格利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1941 年后转任于乔治敦大学外事学院，直至1976 年他在乔治敦大学所开设的文明史课程在大学生中极具影响力，并连续四度荣获该校的杰出教学奖;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受教于他，并在两个学期的课程中都得到最高的乙级学分1992 年，克林顿在接受提名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这样盛赞他的政治启蒙者: 作为一名年青少年，我曾聆听约翰肯尼迪对公民身份的召唤然后作为乔治敦的一名学生，我曾聆听卡罗尔奎格利教授所澄清的这个呼召; 他对我们说，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人民总是相信两件事情: 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而我们每个人都对此肩负个人的道德责任 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奎格利也有提及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文明史观论者，国内学界鲜有论及本文仅就其文明史观框架及其对西方文明演变的论述予以简要的勾勒和评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在奎格利看来，社会科学一般来说总是关注人的集团而非单个的人就历史研究所关注的人类聚合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 其一是群体，一个群体的基本特点是其成员能说出谁在里面、谁不在里面其二是社会，一个社会具有一种文化，因其是一个统一体，而作为一个统一体是因其成员之间具有比与局外人更多的关系 ; 而社会可细分为以渔猎为主的寄生性社会以及基于游牧或农业的生产性社会其三是历史研究的重心、即作为人类聚合体最高形式的文明，文明是一个具有扩张工具的生产性社会 那么，什么是扩张工具? 奎格利认为，这意味着藉此组织的社会能提供三种东西: 一是能出现做事方式的创新; 二是产品的非平均分配能导致剩余财富的积累; 三是所积累剩余财富能用于做事方式的创新激励奎格利说: 这三者相加，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张工具 奎格利认为，任何文明都必须提供这种包括方式创新、剩余积累和投资支持在内的机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将提供这种创新激励，例如很多原始部落不能进入文明阶段的原因就在这里，但公元前2700 年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1200 年以前的中华文明以及大部分时间的西方文明却具有这种活力机制。
其次，剩余积累是文明的基本要素，所以扩张工具从狭义而言应称为剩余创造工具但这种积累不一定像后期西方文明那样通过经济组织来实现，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以及古典文明中分别是通过苏美尔教士的特权、国家所控制的税收和供金以及古典奴隶制来完成的第三，一旦其中的任何一环发生问题，文明扩张的速度就会明显下降，但通常中断的是第三个环节，即在剩余对新式做事方式的支持方面 奎格利认为，任何组织的发展都具有开始时作为一种工具、却以演化为一种机制而告终的倾向; 组织中的既得利益者逐渐偏离最初的宏观目标，而将剩余积累工具转化为满足自我利益的工具，因而所有的社会工具倾向于变成机制一旦某个文明将其扩张工具予以机制化，失去变革动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与不满于扩张衰减前景的大众之间就会出现矛盾，文明的紧张时代随之而来; 换言之，大众已经有了扩张预期，社会机制已经适应了扩张; 如果扩张减速，文明就会面临两种对立力量趋势的挤压，从而发生危机这时会出现三种反应，即改革、规避或反动: 改革是重新安排扩张组织使之成为工具、而不再是机制; 规避是发现新的扩张工具、特别是新的剩余积累工具; 反动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功阻止改革或规避如果这时不能通过改革或规避的方式找到出路，文明的衰退就会演变为长期性的痼疾。
因此，文明的挑战在于应对扩张工具机制化之后所带来的各种后果 在奎格利看来，扩张工具的机制化也 是我们理解文明兴衰的关键: 我们所描述的这个过程———即一种扩张工具的机制化———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明的兴衰通过仔细地检视这个过程，可将任何文明史划分为连续性的阶段 文明的历程据此可分为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普遍帝国、衰败和入侵等七个阶段 第一，混合阶段奎格利认为，任何社会或文明都发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混合;但在为数众多的文化混合当中，只有那些在混合区域———一般在旧文明的边缘性地理区域———产生一种新文化后的样本才值得讨论当这个社会以一种扩张工具组织起来之后，它就进入了一个新文明的第一阶段 第二，孕育阶段随着创新的出现，剩余开始积累，而积累的财富被用于推广创新; 扩张工具的应用导致了间歇性的文明扩张这就是文明的孕育阶段 第三，扩张阶段该阶段以产品增长、人口增长、地理扩张和知识增长的出现为标志四种扩张形式之间互相提供刺激性动力，带来科技进步和政治变迁，并使文明分化出中心和边缘地区。
第四，冲突阶段当扩张工具开始机制化，文明的中心区域开始出现停滞和程式化，但因地区性规避的结果，边缘地区仍在扩张当扩张工具在整个文明区域都开始机制化时，就进入了冲突阶段; 其显性指标是扩张趋势减弱、阶级矛盾增长、帝国战争加剧和非理性增长如果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出阶级压迫工具、帝国战争工具或非理性工具并将其机制化，文明能够将其扩张机制改造为扩张工具的前景就变得微乎其微 第五，普遍帝国阶段作为冲突阶段帝国战争的结果，文明中的政治单位数量不断减少，最终只剩下一个完胜者，从而进入了文明的所谓黄金时代正如中心地区在第三阶段率先进入第四阶段一样，在普遍帝国阶段它比边缘地区更早地被文明中的某个政治单位所征服，而次中心地区则往往被更边缘的地区所征服在诸如埃及、克里特或俄罗斯等特殊文明中，文明区域在早期阶段即为一个政治单位所占据，但在扩张速度衰减、阶级冲突增长、创新活动减弱和非理性增长等方面仍可发现阶段变化的证据 第六，衰败阶段黄金时代的和平荣景只是表象因既得利益集团热衷于非生产性支出，实际上缺乏真正的经济扩张，帝国在过度成熟之后很快转向衰败奎格利说: 衰败阶段是一个经济严重萧条、生活水准下降、各种利益集团内斗不断以及文盲率增长的时代。
第七，入侵阶段当其因不愿保卫自身、从而不能保卫自身之时，衰败的文明就为野蛮的入侵者打开方便之门通常来说，这些作为局外人的入侵者属于一种更年轻、更强大的文明; 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混合，其结局是旧文明被摧毁殆尽 奎格利认为，由于人类具有自由意志，文明阶段的演进并非总是符合线性规律一般来说，当文化混合引出文明的第一阶段时，扩张工具的存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第二、三、四阶段的产生但如果在第四阶段已经机制化的扩张工具得到改造或规避，扩张将重新进行，文明将再次回到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因而是最复杂、最有趣、也最具决定性的文明阶段，特别是在该阶段早期，危机与希望俱在尽管历史表明，文明在达到第四阶段后无一不转向第五阶段; 但从理论上来说，文明中的竞争实体之间可陷入没有赢家的消耗战争，从而在没有实现普遍帝国的情况下直接转入第六阶段同样，文明也可能长期停顿在第六阶段，而迟迟不肯走向灭亡; 由于海洋和沙漠的保护，埃及文明的衰败阶段持续了一千多年之久 奎格利认为，文明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终极性的考虑因素一般来说，除非在早期或晚期，文明不会陷于来自外部的危险之中但在第六阶段，任何外来社会都会对文明构成威胁。
当冲突来自另外一个文明时，胜利倾向于处于第三阶段的文明，但除非弱势文明处于第六阶段，谁都不至于走向毁灭例如，711 ～ 814 年间处于第二阶段的西方文明能应付处于第三阶段的伊斯兰文明; 三百年后，处于第三阶段的西方文明以十字军东侵的方式回敬了处于第四阶段的伊斯兰文明，但也无力摧毁之但到了1850 ～1920 年间，处于第三阶段末期的西方文明再次与处于第六阶段的伊斯兰文明相冲突，结果以其普遍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毁灭而告终 二 奎格利主要列举了16 个文明: 从新石器园艺文化中产生了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地文明和华夏文明; 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产生克里特文明、赫梯文明和迦南文明; 从克里特文明产生了古典文明，而后者又产生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印地文明产生印度文明; 华夏文明则产生了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 此外重要的还有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当中最富有活力的无疑是西方文明，其力量摧枯拉朽，所及之处几百个非西方社会、乃至五、六个非西方文明都灰飞烟灭其力量源泉主要在于它的发展并非是一个依次演进的简单弧线，而是构成了三次相继性的扩张系列; 它在每次扩张阶段后都进入了危机阶段，但每次都得到规避或改革，然后重新进入第三阶段。
西方文明同样开始于一个文化混合阶段 这种混合肇始于300 ～700 年间因野蛮人入侵所导致的古典文明灭亡在野蛮人部落、罗马世界、萨拉逊人世界以及犹太人世界之间的相互碰撞中诞生了一种新社会其中，古典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于法律、政府、哲学和科学; 闪米特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宗教和道德; 野蛮人的影响主要涉及社会关系和科技; 撒拉逊人的影响在于其古典文化的中介作用及其他偶然性事物 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 在700 ～ 970 年间，这个新社会因资本积累和投资方式的变革而演变为一种新文明这些变革主要包括: 防御方面从步兵向骑兵的转变、能源使用方面从人力向畜力的转变、农业技术方面从地中海式地犁和两田轮作制向日耳曼式8 牛联犁和三田轮作制的转变、政治统治方面从集权式国家向以私权为中心的分权式封建网络结构的转变在这种新体系中，得到装备和战斗训练的少数男性从劳作的大众那里获得收入和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均衡的政治权力分配只要交通不便和政治混乱延续，孕育阶段将持续下去，因为剩余财富无法得到积累并被引入扩张渠道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扩张 10 世纪末期，这种局面得到改观，970 ～1270 年间因而出现了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扩张。
扩张工具即是那种农民大众支持骑士和教士的封建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剩余财富的积累刺激了对长距离奢侈品的需求12 世纪，商业的复兴导致一个脱离于农业领域、居住在城镇而不是庄园的新阶层产生，布鲁日、威尼斯和纽伦堡等地重商云集，商业、中产阶级和城市生活的出现标志着西方文明的一次社会革命基督教世界的扩张在马可波罗时代达到顶峰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冲突 : 到阿奎那去世的1274 年，封建组织、特别是封建领主已经机制化为一个没有多少功能的过时结构，并且强烈抵制进一步的变革、捍卫自己的社会地位 13 世纪时自足性庄园经济开始向以商业交换、分工和城镇为重心的新经济转变，社会关系呈现一种以金钱衡量一切的倾向因骑士制度演化为皇室或公爵领地的雇佣兵制度，封建贵族的权力开始受到来自皇室官员、宗教领导人和富有资产者的挑战因不会书写和计算，收入下降的贵族只好充当雇佣兵以寻求出路，这种需求构成了13 世纪末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在14 世纪，商业活动和手工生产因行会和市政的管制而机制化了，而城镇进入了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主要目的、以供应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市政重商主义阶段，即第一次机制化了的资本主义体系劳工短缺、贵金属减少和黑死病等因素加剧了问题，阶级抗争和非理性异端盛行，关于14 世纪和15 世纪初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历史记录相当丰富。
西方文明的第二次扩张 作为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