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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前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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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五四前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由男性率先发起,其实质是男性主导的人权解放运动五四之前,解放妇女是中外男性实现宗教发展、“强国保种”等目标的其中一环,并不是为了平均两者之间的权利五四以后,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在提出解放诉求的同时,仍然受到男性的影响五四前后的妇女解放运动,由于受到男性的限制,就“解放”的范围、数量和阶层而言,无疑是存在缺陷的,但是,男性在解放妇女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亦不容忽视Key:五四前后;妇女解放;实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严格的定义和时间划分来看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但是广义上的妇女解放思潮和运动的兴起,则是由来已久[1]1840年之后,西方的文化观念伴随资本主义经济一同涌入中国,冲击传统的封建思想,其中就包括“男女平等”的思想五四之前,妇女解放思潮首先由洋人传教士提出,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站在政治目的的立场继而发声倡导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进入高潮,五四运动不止极大地启迪了广大妇女的觉悟,更是在社会上进一步宣扬了“自由、平等”的思想,启蒙并使得广大妇女同胞开始自觉地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并为后来各行各业乃至革命时期培养了大批女性人才[2],促进了社会思想的飞跃。

但是,学界对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着重于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表象意义,即通过研究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男性知识分子及其解放妇女的言论,女子团体、报刊、众多女校等数据的记载而得出妇女运动深受重视且发展顺利并取得系列成效的结论本文试图从较少关注的男性主导下解放运动的实质这一面去揭示这一运动存在的其他面向,力求丰富并拓展对该思想解放运动的研究一、社会性别视野下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一)来华传教士与本土男性知识分子对解放妇女问题的早期关注“解放妇女”这一思想并不源自中国本土,它由晚清时期大量来华的传教士引进并提出这些传教士目睹中国各通商口岸乃至内地众多妇女“缠足”并受压迫的现象,在西方观念的指导下,遵循“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3]的宗教观念,提出“天足”的思想,号召当地废止缠足,实行妇女解放但是,因晚清社会上存在极大的阻力从而影响甚微,来华传教士深知,仅凭批判和呼吁无济于事,必须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方可正本清源[2]林则徐、魏源之后,早期维新派在接触西方、观察西方的过程中,提出了学习西方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呼声,“男女平等”的思想亦在其列其时,受英国传教士理雅各邀请,早期维新派王韬亲历欧洲时,发现那里的“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

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5]从女子受教育角度对比于中国女性教育乃至男子教育存在的缺陷提出反思;郑观应也在《盛世危言》中写下他做买办时与洋人接触后对西方妇女的描述:“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6]从男女平等教育权方面对西方的女性进行介绍中国知识分子最初只是对中国妇女的遭遇表示同情,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二)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男性为主体的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中国本土诞生的妇女解放思想,是站在男性的视角对中国问题进行的思考,未给女性以正当的话语权和地位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学习西方器物和制度还抱有一丝的幻想,然而“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7]经历割地、赔款、签约,一大群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又开始寻求新的救国良方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的一批民主主义思想家,他们提出的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强烈呼唤[8],与“振衰起弱”、变革思想文化的呼声交织在一起面对危难的时局,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把妇女问题同拯救民族危亡相联系、使之作为社会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了出来梁启超等维新派将女性解放和救亡图存相结合,倡导不缠足运动、变婚姻、兴女学、办女报,揭开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的序幕。

[9]然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率先提出的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思想,并不是真正地站在妇女角度为妇女着想,而是把国家衰弱归结于女性的“体弱”,“执我四万万人之一半,束之、缚之、桎之、梏之,成废疾之徒,置无用之地”[10],认为长期以来封建思想和缠足对妇女的迫害使得女性身体的“残疾”,最终成为“无用之人”,而“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3]认为女性的体弱导致了国家“人种之弱”这一结论,为了“强国保种”,所以才要废缠足、实行婦女解放;与女性体弱缺陷相对应的是女性“食力”,“国中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之人,最终导致“一人养数人之世界”[11],他们认为中国有两万万女同胞深居闺阁,不从事对经济有益的工作,致使国家经济不振,国家才不能富强为国家“强国保种”和“振兴经济”计,反思两种女性的“缺陷”,才不得不提出“妇女解放”的呼声二、新女性知识分子启蒙与“争权”并行的努力(一)新女性知识分子启蒙“新女性”这一称呼实则是始于1922年9月《壬戌学制》颁布后女子教育的快速发展的时期,那时被命名为“新女性”的职业女性群体集体登场[13],这里称之为“新”女性,是相对于“旧”而言,指的是一大批受过新式教育和接触过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的女性,这批女性与“旧”女性的根本不同点是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

得益于维新派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变婚姻、兴女学、办女报,给封建传统的妇女观以强烈的冲击[4],维新运动至辛亥革命这些年间,在康、梁等人提倡女子教育的呼声下,1898年6月,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正式开学[15],中国的女性开始有了能够接受西式教育的机会在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博爱、男女平等等思想的武装下,这些少数先进的新女性知识分子意识到“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焉”,开始自觉地为自身群体利益、为民族的存亡而斗争,致力于启蒙更多处在封建压迫下的中国妇女然而这批最早觉醒的新女性知识分子势单力孤,她们人数很少,面对的却是男性专权的社会,女性思想处在深重的压迫之中,封建压制无处不在女性的力量弱小,无法撼动整个社会的制度,因此只能依附致力于宣传女性解放的男性知识分子,积蓄力量,并时刻准备“夺平等之权力”二)辛亥革命时期“争权”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历史地肩负起妇女解放运动的重任,广泛地开展妇女解放的理论宣传活动[5]在著述、刊报中明确提出了解放妇女的措施,即废止缠足,改革社会婚姻制度、移风易俗、兴办女校、重视女子教育等。

革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为妇女争取参政权而不断尝试,在思想传播上出版了大量的报刊和书籍,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妇女解放理论,号召女性投身革命,实现自我解放[17]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解放妇女的行动还未取得多大的效果便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尊孔复古而重新压入藩篱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的跌宕起伏,集中体现着男性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当时民国关于女性政策的制定还是出版刊物和书籍进行的宣传,一旦主要话语者不再发声,新女性知识分子难以在社会上取得与男性等同的话语权;其次,新女性知识分子力量仍然十分弱小,出版刊物和依靠男性宣传是这一时期女性面临的主要弱势遭遇,诸多为妇女求得翻案的措施也因革命失败而陷入搁置状态,在社会上所能达到的影响小之又小;再者,封建残余力量仍旧强势,反扑之力强劲,妇女解放仍是困难重重,中国妇女因袁世凯的复辟而重新陷入封建礼教的掌控,这一时期妇女期刊勒令停刊,妇女团体被禁止组建,妇女也被限制参政男性知识分子在对待妇女问题上的讨论,尚未触及到妇女作为人的个性解放问题,而使得妇女解放只是服从于政治的目的然而,新女性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断扩大,使得女性不止在观念上追求“平等”,在政治上也开始寻求发声的权利。

南京政府成立后,女界将女子参政问题提上日程妇女界要求女子与男子有平等的参政权[6],“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19]之后,妇女界在“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旗帜的指引下,依托参政主体,开始了争得参政权的尝试这也说明女子不甘心再被男性知识分子仅仅当作一个性别符号、一个救国载体、一个强国手段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繁荣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才迎来真正的高潮这一时期,男性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报刊或著述大力宣扬女性的解放,通过全国性地创建女子学校开女学风气,促使女性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新女性知识分子有了领导者,这一时期杰出的女性思想家有秋瑾、向警予、 杨开慧、蔡畅等,她们推动并组建了诸多女子社团,并创办了众多女子报刊,开始在社会上掌握了女性自己的话语权;女性终于不再只是跟在男性后面亦步亦趋、依靠男权为妇女解放提供话语支持,女性知识群体的壮大开始了向男性“争权”的进一步尝试具体体现在从男女同校、男女社交公开、生育节制、废娼等问题上,女性利用自己的团体、报纸资源,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和推动妇女解放问题。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的中心环节是女性人格的重塑,有异于戊戌时期不缠足、兴女学的倡导和辛亥时期对于女性政治参与的呼吁[7]在五四之前,妇女解放运动更多的是男性知识分子站在男性的角度或出于同情,或出于政治、经济目的提出的呼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日益壮大的新女性知识分子才真正从妇女自身的需求乃至自己的人格重塑角度开始为自己辩护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突显了女性在社会问题上不逊于男子的参与度五四时期,女子在教育、报刊和社团方面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女性为能在社会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话语权、逐步摆脱男性的“束缚”,在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参与上从来不甘屈居人后集中体现是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爆发,北京女校的几千名女学生走上街头,与众多男青年一起,强烈要求北洋政府“不得签字于巴黎和会”[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妇女解放越来越通过在社会上的曝光度来为自己的解放服务五四妇女对解放自己的问题敢于坦露自己的需求五四之前以男性为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脉络大致是:出于对女性的同情、出于对国家富强和独立的愿景、出于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等等,却较少站在女性的角度考虑女性的需求直到五四时期,随着新知识女性群体的不断扩大,通过女子团体和女子自己创办的报刊向外发出自己的声音,男性才真正了解了女性的需求,女性也才开始面向大众直言袒露自己的需要。

三、男性主导下妇女解放运动的原因近代以来,不论是来华传教士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都是抱着各自的目的提出解放妇女的,并不是为了平均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利,至少未想过女性应当获取政治上的话语权或实现女子自身的人格解放对于来华传教士而言,小农经济的模式下男耕女织对其宗教发展存在限制,女性作为宗教的潜在教员,但因缠足故,行动不便,极大地限制了女性成为教员的可能,为此,“废缠足”也就顺理成章而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则是站在男权的视角,为了政治目的、国家富强这一目标,把国家衰弱归结于女性的“体弱”,认为女性不从事对经济有益的工作,致使国家经济不振,国家才不能富强因此,男性知识分子未经自省地、未考虑女性正当话语权地给妇女扣上了一顶“改正缺陷”的帽子中國近代以来至辛亥革命前夕,女性解放运动始终在男性的控制之下进行,一方面是由于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传统思想对女性的偏见;另一方面是男性知识分子与女性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成比例,女性势弱伴随社会力量的几次更替,五四以后,女性解放的主导力量也发生易位,最终间接推动了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四、女性解放运动成就的实质要深刻了解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提出经过和运动的推行过程中诸多人物思想的交汇与冲突,必须要了解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深入其里的实质。

无疑,五四运动成果颇丰,但是,从这个运动发起的主导者、目的、运动牵涉的范围、最终结果来看,实则存在另一种不同的景象一)较少以溯源的方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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