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外交关系 Summary：查士丁尼执政时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外交关系以三次战争为主线，波斯数次挑起战争，拜占庭三次赢得胜利，但双方均未能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拜占庭帝国对波斯的国家战略是保证东部诸省免遭入侵，不断挤压波斯势力范围萨珊波斯将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领土视作其立国的根基，对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有领土野心，对罗马—拜占庭帝国采取激进的进攻性战略由于查士丁尼时期的国家战略整体偏向于西方，其对萨珊波斯帝国的外交持旨在维持现状、均势的“绥靖政策”波斯帝国内外皆有掣肘之忧，以主动出击的方式，遏制拜占庭对己方势力范围的渗透、压缩两国在拉锯战中付出沉重的代价，致使双方霸权加速衰落以及阿拉伯人的崛起Key：拜占庭帝国;萨珊波斯帝国;外交关系;国家战略：K134：A：2095-6916（2021）17-0112-05公元527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其叔父查士丁一世死后，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开启了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旨在恢复罗马帝国疆域的一个大规模军事征服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邻国，萨珊波斯帝国亦在新王库斯鲁一世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发展的上升阶段。
面对传统的邻国及宿敌，两国如何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处理两国的外交关系，成为查士丁尼时代确保拜占庭—波斯国家稳定及国家大政方针实施的重要课题由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所著《战记》是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皇帝（公元482年5月5日或483年5月11日至公元565年11月14日）执政时代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它不仅仅翔实记录了查士丁尼时代声势浩大的军事征服活动，同时也对查士丁尼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现象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记录，可以说是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历史著作然而受制于普罗柯比模仿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式的朴实文风，《战记》全书在行文上以就事论事的如实直书居多，就历史事件本身展开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究较少如本文将要探讨的查士丁尼时代中拜占庭—波斯外交关系的问题，《战记》中普罗柯比将篇幅集中于描绘了波斯战争中名将贝利撒留的勇武将略、拜占庭—波斯宫廷间的尔虞我诈以及双方在战场上你来我往的军事行动这样较为表象的方面，而对于两国外交关系上升为战争状态的原因、战争对双方带来的后果等问题却鲜有提及，可以说是普罗柯比历史书写当中“遗忘”的历史但事实上，自罗马共和国末期罗马势力抵近幼发拉底河沿线以来，无论面对帕提亚王朝抑或是萨珊王朝，如何处理与占据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伊朗高原的东方大国的关系，一直是罗马国家外交及国防战略的重要课题。
查士丁尼时期的拜占庭帝国疆域继承自罗马帝国的东部疆域，其领土自然也与波斯接壤，因此，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如何处理与萨珊波斯帝国的外交关系，自然也是其国家战略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对查士丁尼时代国家战略的主线——西征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相较于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那些刚从部落氏族社会步入封建社会的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等初开化民族建立的蛮族诸王国，位于东方的萨珊波斯帝国在各方面均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其一，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萨珊波斯帝国毗邻拜占庭帝国东部边界，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与波斯人便已經通过商贸和军事等交往方式，在物质和社会生活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互动与交流，地缘位置的相近致使波斯能够更加直接地影响拜占庭帝国的战略部署其二，从国家文明的角度上说，波斯帝国的辉煌文明正是在萨珊王朝时期达到顶峰，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的欧洲—近东地区，萨珊波斯帝国是唯一可以与拜占庭帝国相提并论的封建大国，法国考古和历史学家吉尔斯曼说：“文明世界好像是由萨珊和罗马平分的这说明，萨珊波斯帝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相较于周遭其他蛮族王国以及游牧部族，文明程度更高、在国家组织上更为制度化和集权化的萨珊波斯帝国是拜占庭帝国不得不予以重视的、势均力敌的存在。
其三，从军事角度上来说，在查士丁尼一世实施统治的公元六世纪前中叶，拜占庭帝国较此前罗马帝国时代，国家实力相对下降，其对波斯的战略处理，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查士丁尼一世在军事政策上的运用，以及西征运动的进程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推行大规模军事征服的一个活跃期，由于“查士丁尼带着他作为罗马人和基督徒的皇帝的理想登上拜占庭皇位，”[1]在他执政时期，“基于自己是罗马皇帝继承者的信念，他梦想着恢复一个唯一的帝国，使它的疆域扩展到1—2世纪时期的罗马疆界范围[1]因此，拜占庭国家战略及外交的立足点是基于大规模军事征服以及恢复罗马帝国旧疆域的总体战略目标，以进攻性的军事外交作为主线查士丁尼“对西欧的日耳曼人蛮族，他取攻势;对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斯拉夫人他取守势[1]如此一来，构成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波斯两国外交关系及互动的便是三次对拜占庭帝国而言较大规模的防御性战争（第一次公元527—532年;第二次公元540—545年;第三次公元549—562年）以下将从三次波斯战争的概述、萨珊波斯帝国的国家战略及目标、拜占庭帝国的国家战略及目标依次展开叙述，并在基础上探究查士丁尼时代形成拜占庭—波斯外交关系状况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波斯战争的大致经过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的第一次战争发生于公元527年，此时查士丁尼刚刚接替辞世的叔父，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萨珊波斯帝国此时的君主为老成持重的科巴德一世，此人曾于公元488年率军挑起战端，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上美索不达米亚及亚美尼亚地区此番战端再起，普罗柯比认为战争起因有二：一个原因是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双方围绕着高加索山脉的“卡斯皮亚之门”[2]77这个重要战略隘口的防务费用问题产生了冲突，而在协商无果之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加筑堡垒的行为激化了矛盾;另一个原因在于科巴德一世的养子提议风波，因科巴德一世年事已高，曾希望将自己喜爱的小儿子库斯鲁托付给查士丁尼的叔父查士丁一世，以确保其能顺利继承王位在两国友好时期，曾有过拜占庭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曾将年幼的嫡子狄奥多西二世托付给波斯国王的先例，然而此事后来因拜占庭方面认为科巴德一世“居心不良，意在觊觎拜占庭皇位”[2]77而告吹，科巴德因“受到侮辱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2]80双方的第一次交锋围绕传统的边境前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展开，交战结果互有胜负，波斯一方首先于明杜欧斯之战当中挫败了拜占庭方面，但其后于达拉之战、萨塔拉之战中接连受挫。
由于波斯方面科巴德一世于公元531年逝世，帝国王位空悬，陷入继位纷争，同时查士丁尼正积极准备对地中海西部的征伐，也急于从波斯战争中抽身，双方一拍即合，于公元532年签订了所谓的“永久和平”条约该条约规定，拜占庭—波斯双方互相归还于战争中侵占的对方领土，拜占庭方面撤除在达拉的驻军，同时向波斯方面支付1.1万磅黄金以作为高加索隘口地区的防御费用查士丁尼时代的第二场波斯战争发生于公元540年，此时两国的境遇较13年前的第一次冲突时也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此时萨珊波斯帝国已由库斯鲁一世继位，这是一位在雄心壮志方面不亚于查士丁尼的君王，其即位后对波斯帝国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以及整顿，一举使波斯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步入了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而“国力强大之后，库斯鲁这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立刻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2]83拜占庭方面形势也可谓如日中天，查士丁尼在此期间，“他的军队摧毁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削弱了摩尔人的力量，博斯普鲁斯和克里米亚的哥特人也臣服于拜占庭帝国，就连南阿拉比亚的霍墨利泰人也承认拜占庭帝国的最高统治权[3]如此一来，库斯鲁一世意识到了拜占庭帝国的扩张势头对波斯帝国的威胁，进而与拜占庭帝国的敌人东哥特王国联手，再次寻找借口与拜占庭帝国重启战端。
在公元540年的攻势当中，波斯方面再次占据主动，攻陷了拜占庭帝国东部的重要城市安条克，并一度深入拜占庭帝国领土腹地这一阶段波斯方面占据主动的原因在于拜占庭帝国的战略重心仍旧位于西方，查士丁尼既没有召回正在意大利前线作战的贝利撒留前往东线救火，也没有抽调其位于西方的主力部队回防，而是“宁肯用金钱换取和平或消极防御”[4]但随着公元541年查士丁尼自意大利前线召回贝利撒留担任东线统帅，波斯方面的攻势再次被遏制贝利撒留重新巩固了拜占庭在幼发拉底河沿线的防御，迫使库斯鲁一世兵锋转向，转而向黑海沿岸的拜占庭势力范围展开掠夺其后双方再无更大的战果，而公元542—543年爆发的黑死病在交战地带的肆虐，进一步瓦解了拜占庭—波斯两国继续战争的信心雙方于公元545年再次签订合约，查士丁尼以支付波斯方面5000磅黄金的代价再次换来了帝国东部边境的暂时和平，双方在边境的版图未有丝毫消长，两国之间的战略矛盾再次悬而未决查士丁尼时代的最后一场波斯战争爆发于公元549年，双方争斗的焦点由幼发拉底河沿岸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转移到了黑海东岸的小国科尔奇斯的控制权上科尔奇斯位于黑海东岸，由7个部落组成，拉奇卡是其主要部落，由于该国位于东西方商路上的高加索通道，经济富庶，因此一直是周围大国的争夺目标。
该国曾一度是拜占庭帝国的属国，但自公元527年起又转投萨珊波斯帝国属下，如今因不堪波斯帝国统治，于公元549年向查士丁尼求援请求协同驱逐波斯在该国的宗主统治查士丁尼以此为名于当年占领科尔奇斯境内的波斯佩特拉要赛，挑起了新一轮的战端此后战火逐渐蔓延至高加索地区大部，双方展开了为时漫长的拉锯战，期间亦曾短暂恢复了和平，波斯军队曾一度进入伊庇里亚，但是在法吉斯河口的决战当中败北这一轮冲突直至公元562年才以双方重新签订一份为期50年的和平条约而宣告结束拜占庭方面以向波斯方面数度支付年金贡赋为代价，重新取得了对科尔奇斯的控制权，遏制了波斯帝国势力向黑海地区的渗透，然而总体而言，战争并未对两国边境局势产生决定性、根本性的变革影响总的来说，查士丁尼执政时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爆发的三次战争在根本上未能改变两国的战略态势，波斯方面数次挑起战端，却未能在领土态势上产生根本的变化;拜占庭方面表面上赢得了三次战争的最终胜利，但胜利却未能给国家带来多少明显的好处，充其量只是收复了每次战争中沦丧于波斯的领土，为了这样毫无结果的胜利，每次还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可以说，这三次冲突均是以悬而未决收场的战争，无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波斯帝国，均未能实现各自国家的战略目标。
二、拜占庭帝国对波斯的国家战略及目标至查士丁尼继位以前，拜占庭帝国对波斯的国家战略继承自罗马帝国时代对波斯的国家战略，可以说与罗马帝国时代的国家战略一脉相承罗马帝国时代对波斯的战略总体上是进攻性的，这种进攻性的战略从根本上源于罗马传统的“安全疆界”理念——即为了本国的国防安全应当尽可能地将国防前线向敌国领土纵深推进综观查士丁尼时代以前罗马—拜占庭国家对波斯的战略行动，进攻性的“安全疆界”理念几乎是绝大部分决策的出发动机帕提亚王朝时期，最早可追溯到的罗马推行“安全疆界”进攻性战略，是公元一世纪中叶罗马皇帝尼禄执政时期就争夺亚美尼亚王国宗主权与帕提亚爆发的冲突其后，公元115年由罗马皇帝图拉真发起的攻势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国之间的战略态势，罗马军队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其后又越过底格里斯河攻陷帕提亚首都泰西封，将帕提亚降为一个属国其后，罗马于公元163—165年再次攻占并洗劫了泰西封，给予了帕提亚王朝以重创;公元197年，罗马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率领罗马军队再次攻陷泰西封，蹂躏了帕提亚最富庶的地区，甚至“将帕提亚西北面的附属国阿狄亚贝尼王国毁灭，将其领土并入罗马”此战之后，罗马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长达四百余年，对波斯的战略态势大为改观，其后直至公元226年萨珊王朝推翻帕提亚王朝，波斯都始终未能再度恢复强国的地位。
萨珊王朝时期，罗马尽管遭受了公元三世纪危机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全面打击，甚至一度在东方战线全面崩溃，但仍旧推行积极的“安全疆界”理念，面对新兴的萨珊波斯帝国展开进攻性态势，力图竭尽可能地将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