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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文献中与耶律楚材有关的两条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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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文献中与耶律楚材有关的两条史料 耶律楚材(1190-1244年),字晋卿,契丹人,为我国 历史 上杰出的少数民族 政治 家十三世纪上半叶,他出仕于蒙古宫廷,曾积极辅佐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在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中原地区的 经济 与文化等方面,均做出过自己的突出贡献有关耶律楚材的生平事迹,国内的 研究 成果已经有许多,但对于他在早期蒙丽交往中的作用,学者们却一直较少留意我们在查阅高丽 文献 时,找到了与此有关的两封书信,这两封书信在研究耶律楚材乃至早期蒙丽关系方面,均有重要的 参考 价值书信的作者李奎报(1169-1241年),王氏高丽时期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原名仁氐,字春卿,号白云居士户部郎中允绥之子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年)登同进士第,累官至太尉、参知政事,后以太保、门下侍郎、平章事致仕作为当时的文学大家,李奎报“为诗文不蹈古人畦径,横骛别驾,汪洋大肆,一时高文大册皆出其手[1]有《东国李相国全集》五十三卷行于世,1996年韩国出版的《韩国文集丛刊》曾收录这部文集该文集的卷二十八题为“书状表”,并注明为“邻国 交通 所制”这部分 内容 ,乃李奎报任官期间,为王氏高丽与蒙古、东夏及金朝的外交往来所做。

据《高丽史李奎报传》记载,“时蒙古兵压境,屡加征诘奎报久掌两制,制陈情书表,帝(即太宗窝阔台-引者注)感悟撤兵虽然窝阔台为此感悟撤兵,乃传记作者的夸大之词,但这一段时期高丽与蒙古的外交文书,大都出自李奎报的书笔,却属实情如果我们以《高丽史》卷二十三《高宗世家二》所录高丽与蒙古的十几件外交文书,同《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八《书状表》所录文书相对照,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不过,李奎报写给耶律楚材的这两封书信,《高丽史》中却没有收录,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国内学者在研究耶律楚材乃至早期蒙丽关系时,往往忽略这一重要资料以下,我们拟结合当时蒙丽关系的历史背景,对这两封书信进行一下详细介绍以下为两封书信的全文送晋卿承相书右启,冬寒伏想台候,清胜万福,瞻恋瞻恋恭惟承相阁下,以磊落奇伟命世之才,际风云之庆会,孕育周孔,吹嘘高舜,擅文章道德之美,润色帝化,发挥庙谟,使清风爽韵横被四海者久矣予以邈寄海外宵远之邦,故犹不得早闻紫凤红鸾之出瑞于上朝,昧昧焉真可笑也近凭小国使介,略闻绪余,大恨知之之晚,然在此幽僻之中,尚能逖听风声者,岂以其白玉腾精而灵晖之所烛者远矣,青兰挺质而余芳之所播者多焉者欤?犹愈於聋者之便,不闻金玉之音也。

瞻望琼树,倾渴不已,兼闻阁下乃眷小邦,遇我贱介也,温然如春,扶护甚力,遂使之遄还,不至淹久,铭感之心,言所不尽也今者又遣使介诣皇帝陛下,伏望阁下益复护短,特於旒冕之下,乘间伺隙,善为之辞,使小国可矜之状,得入聪听,永永保安弊邑,则予虽不敏,敢不报效万一耶此言如餙,天日照临无任惶悚之至送晋卿丞相书云云,季冬伏惟钧体,佳胜万福予窃伏海滨,闻高谊之日久矣今丞相阁下以公才公望,黼黻帝化,经济四海为己任虽千里之外,想趋鼎席,倍万瞻企小国曾於己卯、辛卯两年投拜讲和已来,举一国欣喜,方有聊生之望惟天日照临,言可餙哉其享上之心,尚尔无他近因上国大军连年踵至,故人物凋残,田畴旷废,由是阻修岁贡,大失礼常,进退俱难,以俟万死之罪,孰为之哀哉?但丞相阁下,通诗书,阅礼乐文墨,位宰相,则其古人所谓修文来远之意,岂不蓄之於胸次耶?幸今以土地轻薄所产,遣使介奉进皇帝陛下惟冀丞相阁下,少谅哀祈,以下国小臣可矜之状,善为敷奏,导流帝泽,更不遣军兴,保护小邦俾孑遗残民得全余喘则其向仰阁下,祝台寿万年,乌有穷已谨以不腆风宜,饷于左右,庶或领纳,无任惶悚之至这两封书信,虽然出自李奎报的手笔,但极有可能是代当时的高丽国王高宗王瞮所做。

题款中的晋卿,为耶律楚材的表字丞相(前一封信作承相,当与丞相同义),为时人对耶律楚材官衔的尊称,耶律楚材当时实际担任的职务则是中书省的必阇赤(汉语“令史”)大蒙古国时期的中书省,系从蒙古大汗怯薛(汉语“侍从”)机构的一部分演化而来,主要由大汗侍从官中主行文书的必阇赤班子组成,与后来元朝建立后的中书省有着本质区别据《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太宗三年(1231年)秋八月,“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这段记载,除了中书省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确实存在外,耶律楚材等人的官衔,恐怕只是后人附会,而非当时正式官职在蒙古人的眼里,他们仍然只是必阇赤,顶多是必阇赤长,而必阇赤长翻译成汉语,似乎应以“领中书省事”更为妥切[2]至于这两封书信的写作年代,《东国李相国全集》中虽然没有标明,但由于卷二十八收录的书状表,都是按照作者写作时间的前后次序排列的,从其中有标明年代的文书,我们不难推断出这两封书信,前一封应写于壬辰年(1232年)十一月,后一封应写于戊戌年(1238年)十二月李奎报写给耶律楚材这两封书信的缘由,是与当时蒙丽关系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蒙古与高丽的接触,最初起因于 中国 东北地区契丹民族的抗蒙自立活动。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建立大蒙古国后,随即于1211年向金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在蒙古铁骑的凌厉攻势下,金朝防线全面崩溃同年,久受女真统治者压迫的契丹人在金朝原北边千户耶律留哥的领导下,于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八面城)一带起事,“数月众至十余万”,“营帐百里,咸震辽东”[3]在屡次打败金朝军队的反扑后,耶律留哥于1213年三月自立为王,建国号辽,年号天统次年,又于归仁(今辽宁昌图)击败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的四十万大军,并进占咸平(今辽宁开原),以其为都城,号中京虽然在起事后不久,耶律留哥即投靠了成吉思汗,但其属下耶厮不等对此非常不满,他们在劝说耶律留哥无效后,趁其入觐成吉思汗之际,杀死蒙古派来的受降官员,裹胁耶律留哥部众,于1216年初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在蒙古与金朝两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这批契丹人在东北地区无法立足,遂辗转渡过鸭绿江,流窜入高丽境内,以江东城(今朝鲜平壤东之江东)为据点,四处进行骚扰1218年冬,成吉思汗派遣元帅哈真、札剌等率军一万,与东夏国蒲鲜万奴所遣完颜子渊军二万进入高丽境内,他们会同高丽所遣将领赵冲、金就砺等一道,共破江东城,消灭了这批契丹人此次会战,蒙丽双方首次发生接触。

次年正月战役结束后,双方正式结盟,相约“两国永为兄弟,万世子孙无忘今日[4]不过,蒙丽双方的蜜月终究是短暂的高丽与蒙古的结盟,在蒙古政权看来,实际上就等于“投拜”自此以后,蒙古即把高丽视为臣仆,不断派遣使节,对其征索,由此招致了高丽的严重不满1225年,蒙古使臣着古与在回国途中被杀,两国为此中断邦交达七年之久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后,在会同大军南下灭金的同时,于1231年八月,派遣大将撒礼塔等兴师问罪高丽自此,蒙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蒙丽双方早期接触的这些年里,李奎报一直在王京(今朝鲜开城)做官由于他在翰苑等处供职,因职务关系,即开始多次代表高丽方面起草与蒙古往来的文书,《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八《书状表》的前四篇后注明“此已上,蒙古以讨契丹入境时所著”,实际上即为李奎报在1219年前后所做像首篇《蒙古兵马元帅幕送酒果书》,当为代尚书省答谢蒙古出兵攻打江东城所做,蒙古兵马元帅应指哈真第二篇《蒙古国使赍回上皇大弟书》,则为应付当时蒙古的无厌需索而做,皇大弟应指成吉思汗的幼弟铁木哥斡赤斤1231年蒙丽双方发生战争后,蒙古军队连下高丽四十余城,兵锋直指王京城下高丽被迫犒师求和,并以宗室淮安公侹出使蒙古军营。

这一期间,蒙丽双方使节往来频繁,李奎报又开始代高丽方面起草各种表章书信,这就是文集卷二十八《书状表》的其它部分1232年春,蒙古在高丽留下七十二名达鲁花赤分镇各地后,开始撤军高丽随即于夏四月,派遣以上将军赵叔昌、侍御史薛慎为首的使团入蒙古朝觐大汗窝阔台,并正式向其称臣[5]使团的首领赵叔昌,为前面提到的高丽名将赵冲之子1218年到1219年蒙古、东夏联军攻打江东城时,赵冲作为高丽西北面元帅,曾向蒙古输米一千石,并参预攻破江东城的会战在此期间,他与蒙古元帅哈真、札剌均交从甚密,“札剌与冲约为兄弟”,[6]蒙古大军返国时,“哈真执冲手,泣下不能别[7]1231年撒礼塔军侵入高丽后,赵叔昌时守义州,由于他较早迎降,遂成为蒙古军营与高丽宫廷之间频繁往来的重要信使蒙古方面对他信任有加,甚至还曾为他向高丽邀功请赏[8]正是由于有这些关系,赵叔昌虽然受到高丽方面的仇视,但为了利用他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高丽还是不得不为其加官进爵,并委派他担任这次使团的首领赵叔昌一行入觐时,正赶上窝阔台从河南攻金战场北返,于是,双方遂在漠北会面从前面所引李奎报写给耶律楚材的第一封信,我们不难发现,耶律楚材也参加了这次使团会见。

从李奎报信中所说“兼闻阁下乃眷小邦,遇我贱介也,温然如春,扶护甚力,遂使之遄还,不至淹久”来看,耶律楚材对赵叔昌一行还是非常照顾的此外,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七还有《和高丽使三首》:其一神武有威元不杀,宽仁常愧数兴戎仁绥武震诚无敌,重译来王四海同其二扬兵青海西凉灭,渡马黄河南汴空百济称藩新内附,驰轺来自海门东其三壮年吟啸巢由月,晚节吹嘘尧舜风两鬓苍苍尘满眼,东人犹未识髯公这三首诗的创作年代,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定为1232年,实际上就是耶律楚材与这批高丽使臣相互唱和而作但究竟是和赵叔昌、薛慎,还是高丽使臣中的其他人,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使团回国后,大概向高丽方面详细汇报了蒙古宫廷包括耶律楚材的一些情况,至此,耶律楚材的大名开始为高丽方面知晓,耶律楚材所说“东人犹未识髯公”的局面亦得以改观蒙古大军撤退后,高丽主战派开始势力抬头为避乱自保,在权臣崔怡的主持下,高丽于当年六月份将朝廷迁往江华岛,随后又发生了蒙古所置达鲁花赤被杀事件八月,撒礼塔再次受命出征高丽虽又不得不多次遣使向蒙古接洽求和,但同时对朝内的亲蒙势力也进行了严厉打击像赵叔昌在回国后,即遭受高丽主战派的压制,从此再也没有在蒙丽交往过程中露面。

蒙古方面大概猜到赵叔昌处境不妙,曾多次向高丽进行索取,但后者总是闪烁其辞,加以搪塞李奎报承担了向蒙古方面进行解释的工作,像当年十一月在《答沙打(即撒礼塔-引者)官人书》中,他指出:“叔璋(即赵叔昌-引者)自上国回来,次不幸值心腹之疾,至今未安较,故未即发遣在十二月的《送蒙古大官人书》中,他又说:“所谕赵兵马发遣事,其寝疾至今,犹未佳裕,故未即依教不然,叔璋之往来上国惯矣,岂今惮其行哉?”其实,赵叔昌没有露面,更有可能是遭到监禁,而不是生病两年后,即1234年三月,赵叔昌终于难逃厄运,被公开处决于市曹[9]1232年十月,在赵叔昌使团派出后没过半年,高丽方面又派出以将军金宝鼎、郎中赵瑞章为首的另一使团入觐蒙古大汗[10]此时,由于高丽已经知道耶律楚材在蒙古大汗身边的重要作用,所以在让李奎报代高宗起草进呈大汗的起请表状的同时,也起草了一封给耶律楚材的书信,此即本文前面所引第一封书信在信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奎报不惜堆砌华丽的词藻,对耶律楚材大加吹捧,对于他以前热情接待赵叔昌、薛慎一事,也表示了感激之辞直到信的末尾,李奎报方道出高丽方面如此巴结耶律楚材的真实目的:“伏望阁下益复护短,特于旒冕之下,乘间伺隙,善为之辞,使小国可矜之状,得入聪听,永永保安鄙邑。

也就是说,希望耶律楚材在大汗面前多为美言,把高丽 目前 的可怜之状,转呈给大汗,永保高丽平安无事耶律楚材对李奎报来信的反应如何,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蒙古在接到高丽使臣的陈情表状后,于次年即1233年四月,即下诏让高宗悔过来朝,并历数了高丽以前所犯下的所谓五种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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