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江湖” “江湖”原点 传统的“五伦”中，唯有“义”是社会交往的准则故此处所述“江湖空间”特指社会空间，尤其是由于宋代都市制度变迁形成的公共空间江湖”一语自武侠小说标立“现代”以来，已滥用斯极偶然在google中文版上查阅竟有80万5千条之多，但90%以上都是武侠小说及其电子衍生物的内容目前论及“江湖”社会的专着论文虽然很多，但大都带有感情色彩，不是推崇快意恩仇，就是贬斥诡异莫测所据也大都是清末民初的说法 我以为必须为“江湖社会”寻找一个原点，一个价值中立的定义还原到宋代，“江湖” 一语至少也有三种主要用法必也正名，故须对“江湖”一语略为辨析，才能设论于後 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社会演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之扩大，也造成个人出入家族内外的灵活余地人流物转既然自中唐已经大兴，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流动趋势江湖”社会的空间，亦应运而生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只有在“平民宗法”和“结拜兄弟”之间出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公共空间，这样的互相补充，交互依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 “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的现象，即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平等关系结合体，尤其表现在宋代的城市形态上盖缘城市作为信息、商品、文化的集散地，是社会发展的天然指标，既集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之大成，又对周边乃至全国起着示范功能和反馈作用，在以农耕文化和宗法氏族为主的中国，这种作用尤为突出试略述之 首先使用“江湖”一语的是庄子，他的着名比喻是：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咰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即用本义，但又把当时江河湖海辽阔的自然地貌赋予广阔、流动的内涵在《外篇》的《天运》、《至乐》、《山木》等文中也有类似表述尤其是当时的江南的河湖纵横，汪洋恣肆，尤成专语，如《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史记·三王世家》述汉武帝封广陵王刘胥的策文中说的“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之类。
由此引申的意义，则是与“魏阙”、“庙堂”对举，含有“隐居”、“退处”的意思，这也首见于《庄子》《外篇·让王》中说：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可知“隐岩穴”即是“身在江海之上，为于布衣之士”後人反复吟咏这个对举，或者两者对立，如《旧唐书》本传述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白居易“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崔玄亮“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新唐书·文学传》“天宝後，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以至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之类；或者两者兼容，最为人传诵的即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江湖”之第三义则出于《史记·货殖列传》叙范蠡事：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
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而《史记·三王世家》传汉武帝封齐王刘闳、广陵王刘胥的策文，曾言“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则知范蠡变名易姓之所在，本不习于礼义，而擅鱼盐矿冶之利，以其舟楫交通之便，故能“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注意力集中于抓商机，而不必看上司脸色 宋人周淙撰《乾道临安志》卷第二言： “吴地，古扬州之境也……《隋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
又曰：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国史·地理志·总叙》：两浙路以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 此处所指“江湖”，兼及地貌特征与治贾善生，鬼神淫祀虽引前人之说，亦为时人自道可知漕运及水上贸易大兴于宋代，尤其是南宋，亦有民俗方面的重要渊源江湖”究指何所，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我曾提出： “中国自周以来‘以农立国’，‘以农为本’，长期还以井田制为社会理想范式，并以此为中心设计出一整套政治和管理制度来‘离土离乡’意味着逸出传统的范式制度之外，其流动隐秘，生计无常的特性，又使这些游民往往具有破坏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难管理的一类阶层从农本社会的观念出发，这些离土离乡，游踪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为业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张，所为可疑，坑蒙拐骗之辈常言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其此之谓也这类角色恰合庄子‘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构成传统中国社会丰富的人物谱系 从概念贯通的意义上说，本文所论“江湖”亦包容以上三义因为第一是两宋主要取赋东南，故两京端赖舟楫交通，属于“浮在水面上”的繁华都市；第二是朝臣赋闲，或者文士转徙调动，每叹不得其志用，都是以“江湖”自况，正显示着他们此刻的平民立场；第三是航运交通贸易及其延伸到都市中的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构成了两宋“民间社会”的新基础，这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惟这些内容非数部专着不能容纳，所以须用化繁为简的方式，梳理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角度本文拟标举唐宋之际的漕运—城市水系—商业布局变迁为线索，以此贯通“江湖”一语的本义、引申义、转借义和隐喻义，进而论及宋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及其信仰 有同事曾以“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为题先有论列，理或然实不尽然本文仅及“江湖”之中立意义，不予辨论，姑执一端可也水系商网 汴京商业网如何沿城市水系演变发展，鉴于资料不够完备，是一个微妙而难以证实的问题，而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由相关法令记述入手的思路颇可称道其中元丰年间有好几条材料涉及到开封的街市问题，例如元丰二年由修完京城所申请批准租官地与民创屋而为“面市”，明确官地民商的分利原则；入京商货先运至泗州，“官置场堆垛”再用官船运达京师，私船不许入汴，实行官船垄断；元丰八年颁诏令修完京城所管属的“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俱罢停止若干官办商业机构；御史黄洚上奏请求罢免新兴行市地税，谈到“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许人断赁”的问题，明确沿汴空地允许租赁；废止征收各行商人的“免行钱”，并把汴河提岸司和修完京城所的房廊和岁收课利，拨给户部左曹掌管征收。
中书省决定“除代还免行钱外，余充本曹年计”，据称受惠的各行商人多达6400多行，免除总额4万3千多缗，目的是减少中间环节，惠商利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变“地税”为“国税”这些措施的本意无论是奖励还是抑制民商，都反映出利用沿汴闲置官地谋利的思路宋神宗逝于元丰八年三月，随即高太后用司马光尽变王安石新法，考虑到上述事件横亘在新旧两“党”政策交替的关键时刻，围绕汴河两岸的法令变化就更有意味了 南宋都城临安地处水乡泽国，本是古越“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之旧地，东南财赋输入京师愈加方便，漕运则直接连接闽广海外，也更加发达故宋室南迁之後承袭“商业立市”的“祖宗家法”，很快就从连年战祸中恢复发展起来，繁华程度甚至超越汴梁临水建市的特点也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今观宋人记载的临安各市多设在桥头，就因为桥头正是水陆交会之处，最易满足运输和交易的双重方便在城市空地和桥头上做买卖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资金规模达不到相当程度，即便城市管理部门缉拿追捕，有意驱街头集市之“行商”变为赁屋经商的“坐贾”，成效也是有限的这种风习延续到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最重要的表征是郭守敬设计北京的水系，使什刹海既是漕运终点，又是元大都最大的集市和娱乐场所。
明朝重申“重本抑末”的国策，建都时亦遵从《周礼》“政治挂帅”，城市水系设计和整体规划布局因此作过调和处理清承明制，内城复由八旗分驻，则又形成新的典制后话不提 又如平江府是南宋第二大都市，白居易诗言“霅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钱塘郡，闲忙正适中曾赞钱塘兼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可知中唐苏州也依仗水运之便，略胜钱塘而追摹扬州五代时地方藩镇孙儒曾攻陷苏州造成破坏，更大灾难是建炎四年二月“金人入平江，纵兵焚掠”，“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廪库积聚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士民“迁避不及遭杀者十之六七……死者甚众，一城殆空”但由今存南宋碑刻《平江图》看，重建之苏州城市井然有序，注明名称的桥梁就有304座，规划亦展示出重商特色：“交通方面的特点是安排了水道和陆道两套系统，除了街道外，城墙各有河一道，城内的河道又有干线和弥补的分渠大部分分渠采取东西方向，构成与街道相辅助的交通网，使住宅、商店和作坊都是前街後河分渠就像毛细血管分布到城市的每一单元故黄仁宇以为：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
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後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後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宋代新兴城市大多是沿江河湖海和漕运干线分布的这和宋代管理制度的沿革颇有关系，赵匡胤分全国行政区为十三道，设置诸道转运使以总财赋；赵匡义又分全国为十五路，并强化职责，“经济挂帅”，以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悉皆委于转运使随着经济区域性功能的发展演变，真宗时再分为十八路，神宗时二十三路，宋徽宗崇宁四年增加到二十四路所设衙门转运司亦称“漕司”，此即见出漕运职司之重行政区域细化的目的，主要是为增加对于中央的贡赋，但也反映出处于漕运水系交叉处的商品集散地，已经作为城市中心地位也在不断提升的事实王巩《闻见近录》：“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国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
凡群有宴设，必招‘河市乐人’者，由此也可知“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