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提纲 本文简介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措施及其发展状况,回忆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状况,并分析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目前正在进行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是中国地理语言学建设的基本工程，本文简介了该项研究的目的、意义、价值、重要内容和重要成果核心词 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方言地图1 地理语言学理论1．1定义地理语言学（geogｒaphical lｉnｇuistics),又叫语言地理学（ｌinguistic ｇeｏｇrａphｙ)，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本,运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因素，摸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1.２兴起和发展地理语言学兴起于１9世纪后期最早进行方言调查并绘制方言地图的是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Ｇeoｒg Wｅnｋer)，她于18７６年向莱茵河地区的所有小学教师寄发了一份由约３00个词构成的４0个句子的调查表,请被调查者用本地方言转写出来,在此基本上画出了6幅方言地图（《德国语言地图》1册，１881年）地理语言学初期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语言学家吉叶龙(Jｕlｅs Gｉllｉéroｎ），她训练艾德蒙(Edｍond Edmｏｎｔ)调查了650个法语方言点的约个词语，编写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1２册（1９02-１9和1９)。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她发现几乎每一种词均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提出了“每一种词均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标语,并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标语相抗衡徐通锵１991:２23－229）随着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在欧美各国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语言地图集,例如芮德(F. Wreｄe）的《德国语言地图集》6册（1９26），雅伯尔格（K． Jabｅｒg）、俅德（J． Jud）的《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8册(1928-1940)等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先后编写出版了《日本言语地图》6卷(1９６6-１97４)和《方言文法全国地图》４卷（1９89-199９第5、６卷尚未出版)现代的语言地图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均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Ｐetｅｒ Aｎdersｏｎ的A Strｕcｔuｒaｌ Atlａｓ of the Englisｈ Ｄiaｌｅcts（1９87）注重反映某项音变现象在词汇系统中扩散的比例，而拉波夫（Williａm Lａbov）等人的Ｔhe Atlas oｆ North Amｅｒicａn Eｎｇｌisｈ: Pｈｏｎｅtｉcs, Phoｎｏlogｙ ａｎd Sound Ｃhaｎgｅ（)则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相结合，并制成了功能强劲的光盘版（参看）,把地理语言学推向了一种新的阶段。
1.３意义１.３.１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地理分类是从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各地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异同关系)出发，把地理上相连、语言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方言归为一类地理分类的成果重要就是体现为“方言区”，反过来说，所谓“方言区”重要应当根据地理分类初期的地理语言学家由于看到在方言地图上，每一种词均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觉得各地方言之间只有过渡,没有分界,方言是无法“分区”的，换句话说,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的“A方言”、“B方言”等等这样的“方言”但是,后来的语言学家结识到,如果辨别不同同语线的重要性,并且注意运用“同语线丛”的话，那么，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用于对语言进行地理分类（方言分区）事实上，地理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地理分类（方言分区）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今天已毋庸赘言了1.3．２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由于一种语言在各地的发展演变速度不同等因素，各地方言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差别事实上也许正是该语言不同历史阶段特性的遗存,也就是说,语言的共时差别可以反映语言的历时变化因而,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进行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基本，在缺少历史文献资料的状况下更是如此初期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者反对青年语法学派,反对语音演变规律理论，她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弥补了历史比较法存在的缺陷，地理语言学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种极为有效的研究途径。
如今,地理语言学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人们的公认1.3.3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摸索语言变化的机制语言变化是在语言因素和许多非语言因素的综合伙用下的一种复杂运动初期地理语言学的标语“每一种词均有它自己的历史”,旨在否认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这无疑过于偏激由于一种词的历史（事实上是指一种词的音变）自身就是某种规律作用的成果,而许多词的历史往往也许受制于某种更大的规律,这个规律也许尚未发现,但不等于不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地理语言学派的确揭示了语言现象演变的多样性（非线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多样性迫使语言学家去寻找更多的解释途径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是语言变化的成果语言变化（例如汉语方言中的浊音清化、尖团合流、入声消失等等)一般都发生在一定的区域里面，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种方言点因此，要观测和解释语言变化,仅仅着眼于单个的地点是不够的,而必须放眼于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在这方面，地理语言学无疑具有独特的作用当我们面对一种广阔的地理空间上的语言分布状况时,语言系统之外的因素（族群、行政区划、地形、交通、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等等)与语言变化及其成果之间的关系就会以多种方式显现出来,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显现出来。
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有也许对的地解释如下问题:这项变化来自哪里?它是如何发起和形成的?它藉由什么途径进行传播?为什么会导致目前这种扩散成果（分布状况)？把非语言因素引入地理语言学，大大增强了对方言分布、语言变化的解释能力1．4措施1.4.1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地理语言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前期工作在调查中所用到的措施有读词表（或字表）、提问、填问卷等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地理语言学规定调查语言系统中部分语言项目在众多地点的说法,在选用调查项目和调查地点的时候事实上存在一种“抽样”的工作程序调查项目抽样和调查地点抽样是地理语言学调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往往决定整个调查工作的成败1．４.２语言地图语言地图（总是体现为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特有的研究措施,也可以说是地理语言学的一种区别性特性方言地图的基本做法是把调查到的方言材料绘制在地图上,以便直观地表达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方言地图涉及两大类:方言种类分布和分区图（简称“分区图”），方言特性分布图（简称“特性图”)分区图是在特性图的基本上归纳而成的在西方地理语言学研究中,方言地图重要就是特性图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目前可以使用数据库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绘图软件来进行电脑绘图工作,在电子版地图里还可以显示有声材料和更多的有关信息，还可以提供读者自行加工解决的功能。
研究手段的巨大改善无疑给地理语言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 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2．1历史的回忆2.１.1贺登崧的研究1943年３月，在山西大同西册田村传教的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 Ａ. Grootａeｒs)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送进山东潍县集中营1943年8月至1945年秋,贺登崧被软禁在北京的修道院（德胜院）里幸亏西册田的中国神父把我在大同收集的资料所有送到了北京于是在这一段‘空闲’时间里，我运用这些资料写了两篇论文，刊登在辅仁大学的学报《华裔学志》（Monumｅｎtａ Serica)第8号（1９4３)和第10号(1９４5)上这两篇文章初次把语言地理学应用于汉语研究”(贺登崧:作者日译本序:４)这两篇文章”是指《中国的语言地理学:汉语的语言学研究采用新措施的必要性第１部分：语言地理学的措施》和《中国的语言地理学第２部分:晋东北的一条方言边界线》这就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滥觞贺登崧,１９出生于比利时,19３9年来华，1９41年７月赴山西大同市传教,同步开始对大同方言以及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进行具体的调查，直到1943年３月逮捕194７年7、8月间，贺登崧带领学生赴河北万全县调查民间信奉。
1948年7、８月间，带领学生（其中有王辅世）赴河北宣化县调查方言和庙宇１９4８年10月回国1950年,贺登崧申请差遣到日本工作她在日本积极履行地理语言学研究，并参与编写了出名的《日本言语地图》，对日本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发展作出重大奉献,被誉为“日本语言地理学之父”１９99年在日本去世在２0世纪四五十年代,贺登崧刊登了多篇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论文贺登崧１９9４，)她的研究特点是,选用较少的词语（特别是小动物的名称)作为调查项目,在一种较小的区域(例如一种县的部分地区）进行众多地点甚至逐村的实地调查,调查时同步注意收集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资料，调查成果以方言地图的方式予以描述，然后结合非语言因素来解释语言现象的分布和变化很显然,贺登崧的这种研究是西方初期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实践尽管早在２0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刘复、岑麒祥等前辈语言学家就开始简介西方地理语言学的思想,提出对汉语方言开展地理语言学研究的设想（项梦冰、曹晖），但贺登崧无疑是最早把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和措施运用到汉语方言研究实践中去,并且获得历史性成就的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因素，贺登崧所开创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后继乏人。
１95０年，王辅世把跟随贺登崧调查所得的材料,写成一篇研究生论文《宣化方言地图》,而此书始终到19９4年才得以在日本出版在中国语言学界，在相称长的一段时期里，几乎听不到地理语言学的声音2．１．2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尽管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语言学在中国受到冷落,但以方言为研究对象的汉语方言学历来不是也不也许是与地理语言学无关的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初高本汉(Bernhard Kａrｌｇreｎ）于１9１0-19调查了二十多种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即191５－1926年出版的《中国音韵学研究》（１940年出版中译本）高本汉的研究以历史比较为目的1927年，赵元任带领助手杨时逢赴江苏、浙江调查了吴语33个地点的方言，1928年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此后,在赵元任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对两广、陕南、皖南、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区的方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赵元任以及史语所的研究涉及了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两方面的目的,这种研究模式对国内的汉语方言研究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始终延续至今而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正是地理语言学的重要任务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最重要的研究措施在运用方言地图的措施研究汉语方言方面，汉语方言学界也进行了许多摸索,获得了不小成绩。
中国最早的方言地图是193４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里的１幅“语言区域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最早的汉语方言特性图是史语所在调查两广等地方言的基本上画成的，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首推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的地图，共66幅（1938年成书,1９4８年出版)①此后,在许多方言调查报告、方言志以及方言研究论著里，均有人使用方言地图来阐明方言的分区或方言特性的分布状况,例如: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12幅地图,１９60年)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引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４3幅地图,1９60年)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42幅地图，1990年）钱乃荣《现代吴语研究》（５０幅地图，1992年）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50幅地图，19９3年）陈章太、李行健主编《一般话基本方言基本词汇集》（6３幅地图，1997年）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3６幅地图,1999年）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2４幅地图，）同步,还出版了几部专门的方言地图集,例如: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51幅地图，１９８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