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手工业商业和货币在我国商周社会里，由于残留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因而当时的工商业也就不可能很发达我们知道，公社本身不知道什么叫商品生产，但剥夺公社剩余产品的国家，却可以把这种产品作为商品使进入流通的过程产品生产者是公社，占有者是国家这种在公社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是通过贡赋关系，由接受贡赋物的国家来实现的所以，当时的工商业者基本上是一种官工、官商，这就是《国语·晋语四》中所说的“工商食官”制度韦昭注云：“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廪也可见，当时的工商业也主要是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即由官府供给原料、场所，由官府组织加工，其产品也由官府核价出售，工商业者的生活都由官府豢养，也就是所说的“食，官廪也”到了眷秋战国之际，由于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分工的发达，公社组织逐渐解体，便从平民中兴起了专为生产交换而不是自己享用的商人，司马迁称他们为“素封”（《史记·货殖列传》）它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工商食官”制度的结束从此，我国商品生产不仅有了发展，金属货币随之产生，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和垄断市场的大商人也就相继出现了 一、商殷时期的官工商业和货币青铜器在商代，冶铸青铜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青铜铸造业是当时各类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行业。
当时的青铜，大都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因此，从早商到晚商，青铜工业始终是被殷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一种官府手工业现有的地下资料证明：从陕西到山东，从河北到江西，包括河南、安徽、湖北等省在内，都有早商铜器的发现在郑州曾经发现两处较大的早商铜器作坊遗址一处在商城以南，即今南关外东南约一华里，总面积约一千零五十平方米，遗址范围内到处散布有坩埚残骸、红烧土、炼渣、木炭和上千块的陶范等，并发现一处半陷入地下的非常简陋的住室另一处在商城之北，即河南饭店一带，面积约二百七十平方米，在一号房基内外，发现有一层粘附铜渣的硬土面，上面有十多个圆锥窝；附近也散有坩埚残器、陶范和红烧土等从陶范的特征和铜器本身的铸迹观之，可知当时就已能够铸造出较为精致的武器和容器到了商代晚期，冶铜术达到了更为崭新的阶段，其分布地域比商代前期更为扩大：北从长城以北的辽宁的东部，南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西从陕甘一带，东至江浙沿海，在这纵横数千里的范围内，都有晚商铜器发现，其影响所及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晚商的青铜工业主要是由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所控制，因而在王都殷墟集中了更多的作坊，成为全国青铜铸造业的中心也区，这些作坊的规模较之郑州早商时期的大得多。
例如，1959—1960年在小屯东南一公里的苗圃北地铸铜遗址，估计其总面积至少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达三四千块在生产规模、产品种类和数量上自然都有增加历年出土的晚商青铜器，估计可达数千件之多，如果加上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当在万件以上1939 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通高一百三十三、横长一百一十、宽七十八厘米，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是上古最重的青铜铸件，投入铜料在千斤以上这不仅是我国青铜时代最大的，也是古代世界青铜文化史中所仅有的经过光谱定性分析和化学的沉淀法所作的定量分析的结果，证明它是用铜、锡和铅三种元素所溶成的青铜合金铸成这三种金属元素所占比例，与《周礼·考工记》载的“六齐”即“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锺鼎之齐（齐，合也，指合金古者以铜和锡为之，铜锡皆柔，和之则较坚韧，上齐下齐以含锡量之多寡分之，锡少为上齐，锡多为下齐）”，基本吻合由于铜液热快冷速，所以必须在较短时间内灌注完一种器物才行，否则就会出现冷隔我们知道，当时是用“将军盔”熔铜的，而一个“将军盔”一次只能熔铜一十二点五公斤，前述的《司母戊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至少需要七十个“将军盔”同时进行工作才行如果以每一“将军盔”需用三四人进行工作计算，则共需二百五十人。
现在所能见到的商代青铜器物属于容器者有鼎、殷、壶、盘、鬲、爵、觚、鬲、尊、卣、罍、彝、觥等，其他方面有乐器和车马饰物容器主要是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制作讲究，上面有浅浮雕的花纹，常见的有饕餮纹、云雷纹、凤鸟纹、象纹和虎纹等晚期的铜器上常常还铸有铭文青铜工具有刀、斧、锛、凿、钻、锥、铲和鱼钩等，而石斧、石凿等在商代仍被使用，这就说明青铜器的出现还无法完全取代石器工具陶瓷、骨、角、玉、漆器在商代只有奴隶主贵族才能使用青铜器，对大多数的平民来说，陶器仍是不可缺少的在郑州铭功路西侧，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早商制陶遗址在约一千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陶窑一十四座，房基十余座，有的房基显然与制陶有关郑州发现的早商原始瓷器，已经接近于一般的瓷器，这就把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早到三千多年前的早商时代晚商的陶瓷工业，基本上是延袭了早商而来的，但又新兴了两种陶业，即一种是刻纹白陶，另一种是明器的制作刻纹白陶是当时的一种珍品，也是奴隶主贵族的专用品，不仅一般平民不能享用，就是小奴隶主贵族也未必能够占有在商代，骨、角、牙、蚌器的用途很广，无论在生产、生活、文化和工艺方面都很需要，因此由地下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出，从早商到晚商，都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
当时的手工业除了铸铜、烧陶和制骨三个主要部门外，还有玉石业、漆木业以及纺织、缝纫等商代的玉石器多半是经过雕刻的，有深刻、浅刻，立体或半立体的雕塑，以及镂空雕等，技术非常复杂竹、木、漆、纺织品等有机物易朽，不易发现实物，但从例如木器的遗痕看来，湖北黄陂盘龙城中型墓和河南安阳殷墟陵墓中发现的雕花木郭板痕，上面还雕刻有与铜器花纹相似的成组饕餮纹、夔龙纹等，可以看到当时的雕木工业的发达程度文化大革命”中，在河北蒿城台西属于商代前期的第6 号房基的南城外，也曾发现盘、盒之类的漆器残片胎虽腐朽，还可大体看出是薄板胎，而且有的在雕花木胎上髹漆，使漆器表面呈现出浮雕式的美丽花纹，漆面乌黑发亮，很少杂质这不仅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晒漆、兑色、髹漆、镶嵌等方面的成就，而且反映了漆器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当时的漆工有可能已经脱离了木工而成了一项专门的行业舟车制造业此外，商代已有制造舟、车的手工业这除在甲骨文中已有舟、车字外，还在殷墟发掘中共发现车马坑十六座，内出土殷代车子十八辆据此可以推断，用四匹马即两服两骖在殷代晚期已经出现这种车，是由车驾、车舆和轮、轭几部分构成的迄今发现的车马坑中，除了个别例外，几乎都发现有成套的青铜武器。
这说明马车在商代主要是奴隶主贵族用于作战和狩猎的工具，真正用于交通事业上的当不会多以职为氏的工商业者《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曾经俘虏了以职为氏的工商业者，其中有索氏（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繁氏（马缨工）、葵氏（锉刀工和釜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椎工）等，可见这些专业之间的分工是很细的甲骨卜辞中的■字，除释为贡典之贡外，还有作为一种名词表示一种职业和身分的如云：“于工..尤”（《文》652）、“其令又（右）工于..”（《存》1.2211）、“卜余..左工..”（《京》3155）、“甲寅卜，吏贞，多工亡尤？”（《粹》1284）这里的“工”，不能解释为“官”文献中的“工”，一般多指手工工匠，《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山有木，工则度之”，《论语·卫灵公》的“工欲善其事”的“工”，皆为其例论者或谓这种“工”多为工奴，似需研究甲骨卜辞中云：“癸未卜，又祸百工”（《屯南》2525）这里既然象对“众”或“众人”一样卜问“工”或“百工”是否有尤、无尤或亡尤，“工”非工奴，当无问题甲骨卜辞中又云：“己酉贞，王其令山司我工”（《缀一》431）这里的山是人名，司为管理，意谓商王是否命令山来管理王室的工，这条卜辞也说明商代似乎已经有了工商食官制度。
这从前引“右工”、“左工”的辞例，可能和甲骨卜辞中的“王乍三自，右、中、左”（《粹》597）、“■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所说的军队编制一样，也有左、有的编制，得到说明交换与贝币由于公社的残存，商代的商品交换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但从甲骨文中有贝字和商墓中又有贝的出土，说明贝在当时确已作为货币使用了在郑州和辉县的早商墓葬中都发现了用贝随葬的现象，尤其是郑州白家庄一个奴隶主的墓中，埋葬了穿孔贝达四百六十多枚在殷墟晚商墓中，殉贝的现象更为普遍例如，1953 年大司空村发掘的一百六十座左右的平民墓中，八十三座有殉贝从有些贝的放置位置看，好象是作为装饰用品用的，但多数含在口中，握在手里，与后世用玉或铜钱随葬的风气同，是一种显示财富的象征《尚书·盘庚》云：“具（聚集）乃贝玉”，“无总（聚）于货宝”，看来“贝玉”与“货宝”显然是居于同等地位的商末铜器铭文中，又常有“赐贝”“赏贝”的记录，并且往往以“朋”为计算单位，可见，贝在当时已经成了交换的媒介《尚书·酒酷》所说的西周初年朝歌一带的商殷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的情状，也说明商殷时期各地之间的互通有无可能就是依靠这种专业商人来进行的。
① 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 年第6 期 ① 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 年第9 期二、西周时期的官工商业和货币“百工”和官手工业在西周奴隶社会中，由于仍然残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所以，无论是王都或各诸侯国中的工商业，基本上承袭了商代特别是其晚期的“工商食官”制度当时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是由王室和诸侯贵族所控制，而由百工直接掌管百工就是百官，他们统辖着各种行业的生产当时的商人，不仅不能自主经营其业，那些手工业者所生产的产品也主要是为了奴隶主贵族的享用，而不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所以，《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官凡执技以上市者：不贰市，不移官也就是说，以技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既不可兼做他事，也不能改变行业西周时期的手工业，除了上述的官府手工业外，还有属于公社农民家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但都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生产，只有少数手工业品用于交换青铜工业的发展在西周官府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青铜工业早期铜器的分布地点，除了丰、镐和成周外，各地的诸侯国大概也都有铸造已经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铜器如《大盂鼎》，虽然没有商代《司母戊鼎》大，但这时发现的青铜器总量却超过了商代晚期。
可见，西周早期的青铜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西周中期以后的铜器出土数量则超过了早期，例如在长安、扶风、岐山等地历年来发现了多批窖藏铜器，一窖少则四五十件，多则百余件，其中大部分是属于这一时期的又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竟达一百八十一件，其他大宗的工具、武器、车马等器物，更不下五千件其数量之多，说明了那时生产规模的扩大商代铜器中以酒器的门类最为丰富，西周时代则着重于饪食器西周铜器的主体是鼎、鬲、甗、和■、 、簠我们说周人减少了酒器的铸造，并不是绝禁饮酒，不过是有了一些节制而已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酒器主要是壶和盉西周晚期青铜酒器非常少见，如爵，改变了形状，成了有柄的圈足小杯，觚也降低了高度成了有把手或双把手的杯形器与铜器的形制相适应，西周时代铜器艺术装饰的题材和风格，与商代大体相同，也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种铜器装饰题材的独特的内容和风格，以及极为别致的装饰方法，完全说明了商周的铜器艺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起来的再从铸造技术看，这时已经摆脱了商代的铸铜工艺，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例如虢国墓出土的鬲、■、簋、壶等器，和其他地区西周中晚期常见的同类器物，往往都是采用这种方法铸造的在虢国墓中还发现有三面铜镜，这表明在当时的青铜工业中不仅有礼器、武器，而且有了生活用品。
陶瓷和纺织陶器，仍然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左传》定公四年载，周王赏赐给康叔的“殷民七族”中有陶氏，大概是以烧陶为其职业的可见，西周时期的陶业生产已经有了专门的行业最近，在陕西岐山扶风发现了两处西周早、中期的宫殿遗址，其中一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