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圣叹《水浒》批评中的矛盾心态 何凌举，黄昌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Reference：明末清初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评和删改是《水浒传》流传和接受过程中的重要转折，而学界对其研究和评论历来争议颇大本文试图从金圣叹的批评本身，寻找其中矛盾之处，以期窥见金氏在此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以及明末社会动荡对其心灵造成的影响Keys：金圣叹；水浒；批评；矛盾I207 ：A：1673-2111（2012）07-0174-02 金圣叹的批评本最早出现于崇祯十四年，正好反映出明末士人内心的矛盾，这正是明朝末世的社会动荡对士人心灵产生的强烈冲击 崇祯时期，明朝将亡，社会危机完全爆发文人难以再像晚明那样沉溺于世俗生活中，他们企图振作世风，不满晚明士人的靡靡不振以及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认为这是造成明末局势难以收拾的原因 这就使得企图救国的士大夫们看到了不受控制和引导的世俗文学对世道民风的影响力，和对于政治统治的威胁与危害，试图将之重新纳入官方主流意识的控制之内所以金圣叹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对李贽“忠义”说的反对 他首先从《水浒》这一书名的含义着眼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
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金圣叹《水浒传序二》，下同）因为“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所以他认为施耐庵当初之所以命名此书为“水浒”，已包含水浒众人绝对不可能忠义的用意 他甚至进一步指斥道：“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这无疑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李贽等明代的评论者李贽之评《水浒》，确实有抒发他对晚明政治的不满，金圣叹此言不虚而如此批驳李卓吾，乃是金圣叹不愿批评崇祯皇帝，更不愿褒扬李自成等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于是将李卓吾对朝廷的愤恨转移到起义军身上从“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就可看到他对反抗朝政的寇盗的痛恨 金圣叹接着论述了“忠义”不在水浒而在朝廷的道理：“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也？”他认为说《水浒》为“忠义”就等于否定了国家的忠义，否定了“君父”的存在 因此，《水浒》的主题也就是警戒世人。
金圣叹认为，宋江等人“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扑劓刖之馀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锧？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僇，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所以金圣叹认为施耐庵原作仅有七十回，结末让梁山贼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僇，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故以“惊噩梦”作结罗贯中反而使之受招安、灭方腊，一一封赏，遂成“恶札”，不成警示之意 然而在这其中就有自相矛盾之处 其一，他认为忠义是属于宰相和圣贤之徒的，若使“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也夫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然而他又承认忠义在于朝廷的前提是“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在小说的具体评论中从头到尾都透露出对高俅为首的当政者的批评和厌恶，认为他们都是小人奸臣，如此金圣叹本人也不得不陷入“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的尴尬之中，难以自解。
其二，他先说《水浒传》只是施耐庵“饱暖无事,又值心闲”的消闲之作，“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然而另外却又写到“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此外，金圣叹将古人著述分为两类，即：“文成于难”和“文成于易”文成于难”者，“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金圣叹《水浒传序一》）这样看来,水浒传又不是施耐庵“饱暖无事,又值心闲”时的消闲之作了这可以看作是金圣叹在史学视角和纯文学视角中的摇摆不定，欲将《水浒》当作一般小说来看待，却又不得不在评论中抒发些有关世道人心的见解 其三，金圣叹既反对李贽的忠义之说，认为忠义不能在梁山“揭竿斩木之贼”身上，却又在四十二回总评中写道：“夫中心之谓忠也，如心之谓恕也，见其父而知爱之谓孝，见其君而知爱谓之敬夫孝敬由于内心，油油然不自知其达于外也……盖天下无有一人无有一事无有一刻不诚于中兴于外者也……喜怒哀乐，不必圣人能有之也，匹夫能之，赤子能之，乃至禽虫能之，是则所谓道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率我只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兴余外谓之忠知家国天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兴余外谓之忠。
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人无不自然诚于中兴于外谓之格物，能无我无人无不任其自然喜怒哀乐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谓之天下平 这其实正是一种心学的忠义观，和序文中理学和官方意义上的忠义有所不同金圣叹认为喜怒哀乐只要是自然而然发自本心的就是忠，“忠”与“真”紧密相连，能“真”即能“忠”由此观之，李逵、鲁达、武松等人岂不是真正的“忠肝义胆”？所以紧接着金圣叹便说：“能忠未有不恕者，不恕未有能忠者看宋江不许李逵取娘，便断其必不孝顺太公，此不恕未有能忠之验看李逵一心念母，便断其不杀养娘之人，此能忠未有不恕之验也这更是直截了当的承认李逵是忠恕之人了 其四，金圣叹既然认为一百零八人皆是强盗，尤其厌恶宋江的假仁假义，却又非常喜欢强盗中的武松、李逵、鲁达等人的直率，说他们有“菩萨心胸”，“豪杰至性，实有大过人者”，“是真汉子”（皆引自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的回评），更是将武松称为“天人”，大加崇敬文中处处流露出对他们的欣赏，以及对快意恩仇的向往，好像要将一切罪恶都归结到宋江身上，以为他们开脱然而既认为他们是“真汉子”，却又说他们是“孽龙”如果他们真是“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扑劓刖之馀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
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那么如何会有可取之处？若承认其有可取之处，是否说明这一伙强盗尚可以称得上是“侠盗”，并非这样不可饶恕？ 我们可以这样归纳金圣叹评论中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承认一百零八人本有为国效力之心，而沦落草寇是官逼民反，其人有可观，有真性情、真侠义之处，并非是一般盗贼，却又反感自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对他们反抗朝廷不满一方面，金圣叹批判宋氏朝奸臣当道、小人得志，使得政治黑暗，却又不能肯定乱臣贼子反抗朝廷的合理性，否则君臣之道再[来自wwW.L]不复存 再从其人上看，首先他的身上本身有着晚明风气的强烈烙印，如他的狂、他的反叛、他游戏人生的态度，他的行为更是“不轨于正”（王应奎《柳南随笔》）然而从他对《水浒传》的评论中又可以看出他思想中正统价值观的一面，他既对造成朝廷黑暗的奸臣不满，又极度厌恶祸乱国家的贼寇金圣叹其实有着一颗匡扶社稷、渴望太平的心所以他将《水浒》的主题定为“天下太平始，天下太平结”（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回评），并且改写成一个极其幼稚而且突兀的结局，这或许正是他在现实中无以寄托的强烈幻想以金圣叹的才[来自www.lw5u.Com]华不会不知道这个结局与小说根本不符，只是他愿意沉溺在其中，将理想放在文中而将失落留给现实。
所以在评价十三回晁盖一梦时，金圣叹认为：“然而为头先说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大地梦国，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尽大千世界，无不同在一局”，透露出无限凄凉和恍惚 而这也正是晚明社会的动乱对士人心灵造成的创伤社会更为混乱，理想与现实越发割裂，如果说万历年间的士大夫还想劝谏当权，在逃避政治中仍对朝廷抱有希望，那么到了崇祯时期则完全陷入一片绝望企图振作然而王道渺远，不甘且无奈，却不愿相信和面对现实，痛苦与愤懑更无从发泄金圣叹评点和删改《水浒》中便体现了这种麻木的悲怆和走投无路的幻梦 Reference： [1]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M].中华书局，2005 [2]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3]高日辉，洪雁.水浒传接受史[M].齐鲁书社，200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