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宋代列入四书以来，其影响更为深远但对其成书与真伪，历史上一直有争议，成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争论集中在两点:（一）《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二）《中庸》是否为一个整体，是否有后人增饰的成分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人们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笔墨官司打了近一千年，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综观以往的争论，由于缺乏对子思思想的整体了解，人们只是就《中庸》谈《中庸》，难免有盲人摸象之感；而郭店竹简中子思佚籍的发现，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它不仅使以往模糊不清的子思学派重新浮出海面，而且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探讨这一学术公案提供了可能可以说，对《中庸》一书作出结论的时机成熟了一）《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在宋代以前并不成为问题，当时大多数学者对此都持肯定态度如，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尝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孔丛子》也有子思“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的说法，与《史记》记载的应该是同一件事情郑玄认为《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孔颖达《礼记正义》引《目录》）朱熹也说“《中庸》之书，子思之所作也”（《中庸集注序》）较早对《中庸》提出疑义的是宋代欧阳修，他认为《中庸》中有“自诚明谓之性”等语，与孔子自称“学而知之者”不符，“在孔子尚必须学，则《中庸》之所谓自诚而明，不待学而知者，谁可以当之乎？”欧阳修看到子思与孔子思想有不一致的地方，是正确的，但他由此怀疑《中庸》“所传之谬也”（《欧阳修文集·问进士策》），则并不足可取。
后清代学者袁枚、叶酉、俞樾等人根据《中庸》中有“载华岳而不重”、“车同轨、书同文”等语，怀疑《中庸》一书晚出，非子思所作华岳，按照传统的说法，是指华山与吴岳，战国时均在秦国境内，而根据史书记载，子思主要在邹鲁宋齐一带活动，足迹未尝入秦；至于“车同轨、书同文”，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琅邪碑石“器械一，同书文字”相似，明显是秦国统一后的用语，由此认为《中庸》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乃至西汉时期1）这一观点由于有比较有说服力材料的支持，在当代学者中影响很大；而那些主张《中庸》早出的学者，也都把上述材料当作最大障碍，试图对其作出重新解释2）现在看来，上面两种作法都有欠妥当之处，主要因为他们对古书的形成和流传缺乏了解李学勤先生说:“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尤其在民间流传的，变动尤甚3）所以，在有各种资料明确记载《中庸》是子思所作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一两句言论，便断定《中庸》一书晚出，显然难以成立而那些相信子思作《中庸》的人的作法，也显得过于机械在他们看来，古书一定是纯正的，不会也不可能有后人的言论，如果有可疑的言论，一定要证明它是古人已有的。
他们的出发点同样不足取学术史上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庸》虽是子思所作（至少是部分），但今本《中庸》却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包括了两个部分较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宋代的王柏，（4）他在《古中庸·跋》中说:愚滞之见，常举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一日偶见西汉《艺文志》有曰:“《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也惕然有感，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合而乱，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5）按照王柏的意见，《中庸》可以二十一章为界分为“中庸”和“诚明”两个部分，二十一章以下为“诚明”，以前为“中庸”虽然全文以中庸为题，但其核心部分则应当为诚明中庸二字为道之目，未可为纲，诚明二字可以为纲，不可为目王柏立论的根据有两点:一是“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即语言风格与思路前后不统一；二是《汉书·艺文志》中有《中庸说》二篇，他认为这与今本《中庸》实际是同一个东西，而今本《中庸》只有一篇，所以它当是糅合了以前的两篇而成王柏自称自己的观点受到了颜师古的启发，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中庸说》二篇下注:“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但这里所谓“盖此之流”，是说《中庸》同《中庸说》都是《礼经》的传记，属于同一类性质，并不是说《中庸》即等同于《中庸说》。
王柏是误解了颜师古的意思，还是有别的什么根据，我们不得而知了但《中庸》是否即等同于《中庸说》二篇，学术史上是有不同看法的王鸣盛《蛾篇说录》说:“《汉志》《中庸说》二篇，与上《记》百三十一篇，各为一条，则今之《中庸》，乃百三十一篇之一，而《中庸说》二篇，其解诂也不知何人所作惜其书不传师古乃云，‘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反以《中庸》为《说》之流；师古虚浮无当，往往如此王鸣盛认为《中庸》是《艺文志》“《记》百三十一篇”中的一篇，而《中庸说》在《艺文志》中另列一条，二者不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且性质也不相同，后者是前者的“说”，也即“解诂”，所以批评颜师古“虚浮无当，往往如此”这样看来，王柏在立论上多少有些问题，但由于他的观点来自平时的感受，且有一定的根据，因而得到后人的响应冯友兰受王柏启发，也认为《中庸》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中庸》首章（以朱熹《集注》本为准，下同）“天命之谓性”及二十章下半段“在下位不获乎上”以下是一个部分，此段“多言人与宇宙之关系，似就孟子哲学中之神秘主义之倾向，加以发挥其文体亦大概为论著体裁”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到第二十章上半段“道前定则不穷”是一个部分，此段“多言人事，似就孔子之学说，加以发挥。
其文体亦大概为记言体裁”而传统所说的子思作《中庸》即指这一部分冯友兰虽然自称受到王柏“不少提示”，但他不同意把《中庸》等同于《中庸说》二篇，而是接受王鸣盛的观点，认为后者为《中庸》的解诂，今本《中庸》实包括原始的《中庸》与后来搀入的《中庸说》两个部分，除了子思所作的《中庸》外，“首末二段，乃后来儒者所加，即《汉书·艺文志》‘凡礼十三家’中之《中庸说》二篇之类也‘今天下车同轨’等言，皆在后段，更可见矣6）可见，冯先生怀疑今本《中庸》有后人的搀入，一定程度上考虑到“车同轨”等语句的问题，认为这样正可将其排除在外，实际是综合了王柏与袁枚两种观点后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台湾学者徐复观也相继撰文，论证《中庸》包含两个部分武内义雄认为“《中庸》之原始的部分，想是由第二章仲尼曰起，至第十九章为止”，而“《中庸》之首章与下半，乃韩非、始皇之倾，是子思学派之人所敷演之部分，非子思原始的部分”并认为“《中庸》此等部分，恐即由《中庸说》所搀入”7）徐复观则力证今本《中庸》确由《中庸说》二篇构成，他提出两条证据:（一）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月令》三篇（按外加《明堂位》与《乐记》），小戴入之《礼记》而《明堂阴阳》与《乐记》，仍各自为书。
亦犹《三年问》出于《荀子》，《中庸》、《缁衣》出于《子思子》，其本书无妨单行也徐复观由此推论:“所谓《中庸说》二篇者，实即《礼记》四十九篇中之一的《中庸》的单行本，二者实为一书此书若非原书系单行，则当它尚未在思想上特别受到重视时，《史记》及伪《孔丛子》，恐不会单独加以提出8）（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在《中庸说》条下云:“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中庸》程氏曰:《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传于孟子《白虎通》谓之《礼中庸记》徐复观认为“是王氏固以三者为一书”，并云“《孔子世家》称《中庸》，《汉志》称《中庸说》，《白虎通》谓《礼中庸记》，古人对传记之称谓，并不严格，三者皆可视作一书之名称”（9）徐先生认为今本《中庸》实即《中庸说》二篇，与王柏看法相近，但他在提出自己观点时作了重新论证，并非对前者的简单重复另外，郭沂也认为《中庸》一书包含两个部分，其中有“子曰”的部分，是原始《论语》的佚文，而其余的部分则是子思所作的《中庸》，（10）与上说稍有不同在学术史上，怀疑一部书晚出或有伪常有其事，但怀疑一部书是由两部分组成，则并不多见，也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今本《中庸》确实有其特殊之处，值得认真对待。
综观以上各家所说，其观点虽对后人不乏启示，但具体论证并不能让人满意查其立论的根据，一是《中庸说》二篇的线索但《中庸说》与《中庸》是一种什么关系，尚不能确定，以上各家对此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或认为今本《中庸》即《中庸说》二篇（王柏、徐复观），或认为《中庸说》只是今本《中庸》的一部分（冯友兰、武内义雄）不论那一种观点，均只是一种推断因此，这条线索虽有参考价值，却不能作为最终根据二是文体、思想线索以上各家看到今本《中庸》前后部分存在文体和思想的差异，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对子思思想缺乏更多了解的情况下，仅靠文体、思想的差异来推断《中庸》的成书，根据并不充分，而且会产生新的问题，如，今本《中庸》内部的这种差异反映的是子思个人思想的变化，还是子思后学思想的发展？对于这些问题，在没有其他旁证材料情况下，种种解释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和假设因此，虽经前人的努力，今本《中庸》一书多少显出其庐山真面目，但最后的面纱仍没有被揭开，而要揭开这一学术之秘，了断这一学术公案，获得更多有关子思的材料，显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而郭店竹简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附录:历代学者对《中庸》上下部分的意见上半部作者下半部作者王柏前二十章子思 二十一章以下子思冯友 兰第二章至第二十章 上半段“道前定则不穷” 止子思首章及二十章后 半段“在下位不获乎 上”以下孟子 后学武内 义雄第二章至第十九章子思首章及二十章以 下子思 后学徐复 观首章至第二十章上 半段“道前定则不穷” 止子思第二十章后半段 “在下位不获乎上” 以下（部分为礼家杂 入）子思 或其后学 （孟子之 前）郭沂有“子曰”的部分孔子（门人所 记）“子曰”以外的 部分子思（二）郭店竹简儒家十四篇中，哪些是属于子思的作品，学术界尚有争论，（11）目前可以确定且意见比较一致的应当有《缁衣》、《五行》两篇。
其中，《缁衣》一篇出于《子思子》，史书曾有明确记载《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子》一书《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说明其书至少隋唐时尚存，唐马总《意林》引《子思子》十余条，见于《表记》者一条，见于《缁衣》者两条；《太平御览》引《子思子》，见于《表记》者一条；《文选注》引《子思子》，见于《缁衣》者两条，可见沈约所说应是有根据的但是，由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南齐刘瓛称“《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加之近代以来的疑古风气的影响，许多学者往往对沈约所说持怀疑态度，有人甚至认为《缁衣》等篇为秦汉之际儒生所作而楚简《缁衣》篇的发现，证明《缁衣》等篇的年代要更早根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三世纪初，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断定其不晚于公元前三○○年，考虑到书籍有一个流传过程，则其书写时间可能还会更早，（12）基本在子思（前 483?02）生活年代之内因此，《缁衣》出于子思之手完全可能，而《缁衣》一旦被肯定，《表记》、《坊记》等篇的归属自然也就清楚了《五行》篇早在二十年前马王堆汉墓中曾被发现过，在“经”之外还有“说”，魏启鹏先生曾根据其思想特点断定为“战国前期子思氏之儒的作品”（13），庞朴先生则指出文中“仁义礼智圣”即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批判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五行”，（14）揭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
但由于马王堆汉墓年代较晚，又没有更多材料可分别“经”、“说”的著作年代，故当时学者往往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倾向认为是孟子后学的作品，年代约在战国后期，甚或在西汉初期这次出土的楚简《五行》，与帛书《五行》相比，有“经”而无“说”，说明《五行》“经”的部分成书年代应当更早，它是子思的作品完全可能今本《中庸》第二章开宗明义提出“中庸”，把它看作君子的一种德行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以往人们解释此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