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 赵睿夫[Summary]20世纪以来，以本雅明、阿多诺、梅洛·庞蒂、勒塞克尔、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引入国内外学界的视野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逐步显现出形式性的当代，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范式切入语言研究的场域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体现着“总体”“身体”“主体”三条思维路径：首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为“物、言、思、行”不可分断的语言总体，强调内在总体性的框架中探讨语言、行为、思想、物质与精神等要素；其次，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以身体作为语言研究的重要载体，力图构建出劳动的、实践的、现实的语言的身体；最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强调语言的主体塑造作用，力图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主体解放的语言路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探析，为深入全面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而提供了语言维度的哲学范式，由此，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精髓[Key]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本雅明；勒塞克尔；总体性；询唤[]H0；B0[文献标志码]A[]1000-8284（2018）03-0022-06自“语言转向”以来，国内外对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可谓进展迅速，围绕本雅明、阿多诺、梅洛·庞蒂、德里达、巴迪欧、勒塞克尔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得到了多层次、多角度地阐释。
诸如卢卡奇的“多元存在”、本雅明的“广义的创造、行动、显现”、阿多诺的“感性的尊严”、梅洛·庞蒂的“身体行为”、德里达的“延异”、巴迪欧的“复杂的传动机器”、勒塞克尔的“斗争关系”[1]84等等，本体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已经基本完成了概念构建，以实践（praxis）与显现（presence）为基本范畴的“物、言、思、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语言观已然明晰展现然而，对于语言这个难以一言蔽之的综合性概念，马克思本人似乎不会满足于单纯地概念性解释，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仍是亟待发展的要探析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就必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的方法论体系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说法有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包括：第一，异化的理论和对异化的批判；第二，深深植根于内在矛盾的制度理论；第三，危机的理论和过渡的战略[2]国内学者胡承槐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归结为“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考察的、结构系统性的总体方法论”[3]各家之观点不胜枚举，但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大致可概括为“革命的社会进步论”“实践的世界改造论”“辩证的总体联系论”“唯物的生产要素论”“群众的历史决定论”五个层面。
这“五重”方法论构筑起一道以“实践”“劳动”“人本”“阶级”“辩证法”为核心要素的总的行动路线，为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厘清了宏观架构，围绕总体、身体、主体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开始初具雏形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应当受到关注与探讨在“语言转向”“形式语言学批判”的大潮下，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价值必须得以确立，以此提供一条语言视域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路径一、总体之维：物、言、思、行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曾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无论思想和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4]525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与思想是不可分开的，现实是语言与思想的直观根源，语言与思想在现实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此外，马克思对于语言的总体性认知还涉及自然界与物质性的问题正如其所言：“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4]308；“人并非一开始就是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 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4]34 总的来说，马克思将语言、自然界、思想、现实、实践、物质等范畴高度整合，构建出“物、言、思、行”的总体性语言观。
总体性语言观为马克思的語言研究路径确定了整体基调马克思鲜明地反对试图割裂语言与心物关系、语言与实践关系的哲学观点，将脱离了总体性联系的语言哲学斥为“语言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与意识、物质、行动都是宏观世界的构成要素，任何试图拆分内在联系的异化都是必须予以否定的依马克思之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人的语言”变为“异化语言”，语言成为“屈辱与羞耻”，劳动者的言说退化为“乞怜”与“哀求”马克思的判断是正确的，20世纪频繁爆发的话语权运动、讽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默剧、不同阶级间歧视性的攻讦，都佐证着语言异化现象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方法论目标之一，即是消除语言的异化现象，使得语言的总体性得以复归总体性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对语言的解释方式是旗帜鲜明的，这也意味着其对与单一维度的泛科学方法论的决裂法国左翼学者让·雅克·勒塞克尔（Jean Jacques-Lecercle）在其《语言的力量》（2005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2006年）中均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立场批判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当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将泛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的“生成机制”“生物禀赋”归为“语言拜物教”[1]118，并试图将语言研究复归至马克思所强调的总体状态。
在《语言的力量》中，勒塞克尔尤为系统地批判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从语言的本体论、方法论、起源论与特征论四重维度完成了对乔姆斯基的反驳勒塞克尔替马克思做出的“申辩”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当代“建构”，在马克思语言研究的总体性方法论与结构主义语言研究方法之间划出了一道鲜明的界线要深入感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方法论中的总体性，就必须谈及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本雅明与布莱希特》（2009年）一书详细记录了本雅明的言谈与思想，在其“本雅明的理论基础笔记”一章中，本雅明为自己的思想作了四重方法论规定，即“第一，脱离现实的思想必被摧毁；第二，指责思想脱离现实的偏见必然存在；第三，思维必须精简且必须关照现实；第四，个人思想终将解放，思想现实终将外化”[5]207这四个原理折射出本雅明方法论上的总体性倾向，现实、行动、思想以及本雅明反复谈及的语言，被统一在完全的总体性范畴内与马克思的“总体”相似，本雅明认为语言中存在“整体（an undivided whole）”，他从“人的语言、物的语言、思想表达、命名语言、上帝之言、图像语言、暴力及历史时间意识”[6]七个层面阐释了语言的整体性（即总体性），肯定语言现象的多样性与联系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本雅明对于语言的总体性把握较之马克思要更为全面，他甚至意识到了自身与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差异：“各种思潮与运动从未停止过，在以前，这基本是神学的场地；而从马克思开始，宗教的观念开始被彻底拆除不过我仍认为存在两种研究路径：一是‘神学，二是‘唯物辩证法[5]205这并不意味着本雅明与马克思的决裂，反而，这体现出总体性方法论对于宏观世界要素的深度内化，从整体到部分、从精神到物质、从行动到语言乃至从理性到神性，都被控摄于总体性统一的核心精髓内，理性对于哲学的叛逃被归回到非矛盾的共生状态，语言的现实之维与“天启（The Apocalypse）”之维归于和解从某种程度上看，本雅明为哲学研究的总体性方法论提供了一个高度综合的范本，此亦即汉娜·阿伦特等人给予本雅明高度评价的原因之一与本雅明建构的“整体”思想不同，阿多诺以批判者的姿态反对所谓“科学正统”对语言的透析他认为，科学概念妄图解剖语言的尝试在实际上使得语言沦为独立的中性符号，语言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沦为了彻底的唯名论运动在其《文学笔记》一书中，阿多诺对泛科学化方法论、对语言的透析持批判态度他强调：“在这样的描述下，语言简直被当作了工艺品，遑论再参与学术范畴内的讨论；只有那些反对将语言降解为纯粹符号、不承认语言的思维具体化特征的研究者，才能继续保持对语言的审美价值的忠诚。
[7]即便阿多诺反对本雅明与卢卡奇的“直接统一的总体”，他也从另一层面陈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总体性方法论要旨，即对语言与外部要素内在联系的坚持，反对对语言的“科学透析”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总体性方法论，对当代语言研究提供了三条路径：其一，普遍联系的研究路径总体性方法论要求语言研究立足于非单一、非透明的综合世界，要在厘清语言与精神、物质、行动基本关系的基础上，系统认识语言的本质及其实践价值其二，反对异化的批判路径对于当代的语言学及语言哲学研究者而言，语言异化现象的客观存在是必须承认的在生产关系飞速变革、资本主义危机形式从经济转向主体的当代，对异化现象的认识、分析乃至应对，是语言研究所必须关注的其三，“理性技术”的实证路径勒塞克尔、阿多诺、乔治·拉考夫（George Lakoff）等人反对的泛科学方法论对语言的透析，实际上是“技术理性批判”在当代语言学场域内的显现诚然，对于科学技术的量化式研究，我们不应当予以断然否决，但我们也必须在哲学思辨与科学精神间形成一种调和，从“技术理性”的“形式的科学陷阱”转向“理性技术”的“思辨的实证研究”总体性方法论堪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根基，无论是否提及“总体”或“整体”概念、是否运用马克思式的唯物辩证范式，总体关照的精髓都广泛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继承人与发展者中，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精神的当代复归，也是使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永不失其时代价值的方法保证。
二、身体之维：从身体的语言到语言的身体“身体”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涉及生命、主体、语言、具体化以及心物关系等问题胡塞尔在其《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它（即表达）不再词语之外；当我们说话时，我们连续地实现与语词结合在一起的内容，同样被赋予生命的表达这种赋予生命的结果是语词和言语把同样具体化的和本身已具体化的表达当作意义[8]104胡塞尔的语言哲学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垂直体系，但其颇具洞见性地指明了语言与生命的关联，极大地启发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体系内重要的“身体论”人物——莫里斯·梅洛·庞蒂梅洛·庞蒂以其“身体”的哲学研究闻名，他认为，语言是生命活力的集中表现，如果缺少活生生的人，那么语言将不再具有意义与马克思相类似，梅洛·龐蒂肯定语言场域中心物关系的统一，总体性方法论在他处表现为“身体与思维”的不可分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的主体毫无疑问地倾向了身体，词语的表达既是一个生理性的发声过程，也是精神在身体层面的外化，一如其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所言：“身体的是自然的表达实际上，马克思意义上的“身体”与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体”并不相同马克思强调的身体是实践的、劳动的身体；而梅洛·庞蒂强调的是现象学的、存在性的身体。
这二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身体的存在形式上，更表现在对身体功能性的描述上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看出，马克思意义上的身体与动物的身躯是不同的，这种区分体现在人的身体的“物质性”上，即生产的能力可以说，马克思的身体是因劳动而存在、因生产的实践活动而存在的而梅洛·庞蒂则借鉴了现象学的观点，视身体为“存在”之“存在”他指出：“在这里，世界精神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能运动，我们能注视这些简单的行为已经包含了表达活动的秘密：我运动我的身体，虽然我不知道起作用的是哪些肌肉，哪些神经通道，也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寻找这种活动工具，就像艺术家能使他的风格展现在他加工的材料的纤维中[8]80在梅洛·庞蒂的身体概念中，身体是带有先验要素的自在，而不依赖于后天的理念与活动而存在但同时，意识对身体的影响性也必须肯定，作为语言发声器的身体似乎是“天成”的，但这种“天成物”在流俗之中的运转仍要受到意识的牵拉此外，涉及语言问题的“身体”表述也存在于精神分析的语言观中精神分析概念中的身体，即弗洛伊德“力比多的身体”，这种身体受到欲望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