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君书》的成书与命名考辨张林祥(西北师大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摘 要］关于《商君书》的编成时间、编者及命名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它的成书上限应为前 260 年，而下限则难以断定；编者当为商鞅后学或商学派无疑，后又经刘向手校，编定为二十九篇；它最初应无名，人以“商君”之名称之，至刘向校定，始以《商君》为其书名，后又变为《商君书》 、 《商子》 ［关键词］ 《商君书》 ；成书时间；编者；书名《商君书》自《汉书·艺文志》以来，官私目录皆题公孙鞅撰，其实大部分篇章非公孙鞅手著，而是商鞅学派的集体之作，这一点已基本被公认但关于《商君书》的编成时间、编者还颇多争议，对它的书名的由来及后来的演变也存在误解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考辨一、 “商君之法”与“商君之书”一般认为， 《商君书》成书于战国后期并广泛传布，依据是《韩非子·五蠹篇》中的这段话：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①此外， 《韩非子》还多次提及或引述“商君之法” ，但从未说过“商君之书” ，那么，商君之法是否即商君之书？容肇祖曾提过这样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他举出大量例证，说明战国秦汉文献中所谓“商君之法”可有二解：一指商鞅学说，即富国强兵的理论，载于“商君之书” ，故“商君之法”即指“商君之书” ；一指商鞅制定的法律政令 《五蠹篇》中“商、管之法”既与“孙、吴之书”对言，当指“商君之书” ［1］ 此说固可成立，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韩非所见的“商君之书”是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商君》二十九篇，亦即我们今天所见的《商君书》？《韩非子》所引“商君之法”有不见于今传《商君书》者，例如， 《定法篇》说：“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而《商君书·境内篇》说：“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 ② ，乃得入兵官之吏 ”二者不尽相同又如， 《韩非子·和氏篇》中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说法，也不见于《商君书》 此外， 《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上书二世云：“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商君列传》裴駰《集解》引《新序》曰：“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鈇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 ”凡此皆不见于今本《商君书》 再者， 《定法篇》批评商鞅为法不言术，无术以知奸，但《商君书·禁使篇》所论主要就是势和数(即“术”)；《盐铁论·非鞅篇》文学亦说：“商鞅以权数危秦。
”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来看，秦律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巨细无遗，诚如杨宽先生所说，是“官府统治上需要的各种规章制度” ［2］ 这其中有无商鞅手订者，已难确考，但商鞅在秦秉政十几年之久，亲自起草制定的法律政令肯定为数不少又据《商君书·定分篇》 ③ ，秦国各级官府设有专职法官，负责向吏民宣讲法令， “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 此言并非夸张，据《战国策·秦策一》的记载，孝公死后，商鞅告归，人说惠王曰：“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商鞅死后，其法未败我们可以推想，①马非百《秦集史·教育志》：“ 孝公用商鞅，以刑法为教，为管、商之法者家有之于是秦人妇孺皆言商君之法 ”不知是出于笔误还是另有所本如果是据《五蠹篇》所作的推论，则至少有一点不确：《五蠹篇》作于韩非入秦前，论述的当是韩国的时政， “境内”当指韩国境内；而马非百此处仅言秦国教育，所谓秦人“为管法者” ，于史无据① 朱时辙：“‘一除’一字疑衍 ”见朱氏著《商君书解诂定本》 ，中华书局 1956 年版① 此篇一般认为非商鞅所著，刘汝霖、容肇祖、郑良树等甚且认为写成于秦统一天下之后。
即使如此，其中所述制度也当肇自商鞅2“商君之法”后来可能被人逐渐编订成册，在官府和民间流传；或有人如睡虎地秦墓墓主喜那样，把与自己有关的法令抄撮成册今传《商君书》中只有《垦令》 、 《境内》两篇是法令或法令草案，因此，如果真有编订成册的“商君之法” ，那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商君之书” 二者关系当有两种可能：其一，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书，前者失传，遂使后人混为一谈；其二，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的增删修订而成无论真实情况如何， 《韩非子》的作者所见者当与今本大为不同，这一点似可断言二、 《商君书》的成书时间及编者《商君书》的成书时间有比较明显的线索可寻 《徕民篇》：“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 ”“四世”当指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昭王于公元前 306 年到公元前 251 年在位同篇又言及发生于昭王 34 年(前 273 年)的秦魏华阳之战、昭王 47 年(前 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昭王 51 年(前 256年)秦灭西周的“周军之胜” ，所以一般把成书的时间上限定于前 260 年左右例如，刘汝霖说成书于前 260 至前 251 年之间 ［3］ ；容肇祖说成书于昭王晚年 ［4］ ；罗根泽说成书于前 260 年至前 233 年之间［5］ 。
前 233 年当秦王政十四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一年韩非使秦并死于秦此前始皇得读韩非《五蠹篇》 ，所以说《商君书》的编成当不晚于前 233 年此时去昭王晚年不过十数年时间， “而韩非已说藏其书者家有之，可见其推行之速” ［6］ 刘汝霖、容肇祖、郑良树又根据《定分篇》言及丞相、御史等设立较晚的官名，全篇以天下、天子为说等事实，断定该篇写成最晚，当在秦统一天下到最终覆亡之间 ［7］ 这理由当然不如《徕民篇》提供的证据来得坚实和确切这种考证方法是以书中写成最晚的一篇来推断整本书的成书时间，但问题是，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往往经过多次的编订，篇卷分合增删的情况很复杂，可能形成多种不同的本子，某篇何时收入某本，殊难断定因此，这样考定的时间当然只是包含上述二篇的那个本子的成书上限，其他本子即使有，也只能存而不论了那么韩非称引的是否即这个本子，就是个疑问再者，古书往往先是单篇别行的，即使收录成册后，单行篇也不遽废，二者可能并行于世 ［8］ 那么，韩非所称引的是成书还是单篇就难以断定，上述二篇编入《商君书》的时间也难以确考，也就是说《商君书》的成书下限还不能确定因此，事实也许并不像容肇祖感叹的那样。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自刘向手校后， 《商君书》才有了它的“定本” 《商君书》的编者一般认为系商学派中人，但张觉提出异议，说当是主官秦国图书档案的御史，所以才会把档案性质的《更法》编在开头第一篇；如果系其弟子所编，则不应直称公孙鞅之名，而应改称“子” ［9］ 此说似是而非首先，说《更法》属档案性质便没有根据，因为如系档案则应为实录，而《更法》首尾完具，且描写生动，绘声绘色，看得出是一篇着意写成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它与《战国策·赵策》中赵武灵王与臣下辩论“易胡服”的一章大同小异论者多认为是《赵策》直接套用了《商君书》 ，但刘汝霖说：“大约此类语乃当时主张变法之一种公同主张，本无一定著者主名，故其后或归之武灵王，或归之商鞅 ”［10］ 我们认为刘说近真又， 《更法篇》中公孙鞅驳斥杜挚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伏羲最早见于《庄子》 ，神农最早见于《孟子》 ，但“教而不诛”这样的功德是战国晚期赋予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样的“五帝”系统更是战国晚期才形成的 ① 因此，公孙鞅是说不出那番话的但商鞅与保守派的御前辩论应该是确实发生过的重要事件，即使具体的辩论对手并非甘龙、杜挚。
此事影响既大，流传必广，当特别为商鞅学派和变法者所津津乐道他们依据有关的记载和传说，再援引当时有利于变法的理论和历史，加以增饰推衍，写出这样一篇文章，为变法作鼓吹，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其次，所谓商鞅的弟子，并不能与孔门七十子之徒或孟子弟子公孙丑、万章之流相提并论商鞅是所谓“实行的政治家” ，并不以聚徒授学为事，从师以求仕进之风也不行于秦国，所谓及门弟子，其实就是门客之类，有名可考者如尸佼， “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② 而其后学则是赞同并发挥商鞅学说、主张变法的一些人，与管仲、晏婴后学相类，并不见得恪守师徒之谊，谨遵弟子之礼，因此编书时直称商鞅之名并不为怪再次，容肇祖曾说过， “古子书第一篇① 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 ，见《古史辨》第 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六章，文物出版社 1985 年新一版；刘起釪：《几次组合纷纭错杂的“三皇五帝” 》 ，见《古史续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①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裴駰《 集解》引刘向《别录》 3往往是后人增入的事略” ， “《更法》第一篇，更是《商君书》依讬做成了若干时后所加入的事略。
”［11］ 余嘉锡的说法与此类似而更准确：“古书既多后人所编定，故于其最有关系之议论，并载同时人之辩驳，以著其学之废兴，说之行否，亦使读者互相印证，因以考见其生平，即后世文集中附录往还书札赠答诗文之例也 ”《商子书》以《更法》为第一， 《垦令》为第二， “盖亦编书者著其变法之事于首，以明其说之得行也” ［12］ 陈启天曾疑《商君书》为刘向所编 ［13］ ，张觉亦予以反驳，说秦宗奉鞅学， 《商君书》自不在摧烧之列，西汉有传本，刘向校书并未留下《商君书》叙录，此书应保存完好，无校订重编之需要 ［14］ 陈启天的推测固然无据，而张觉的驳议也殊难服人刘向校书一般先罗致众本，细加勘对，去其重复；然后校订脱简讹文，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最后命定书名经他校订的书并不限于遭秦火而残佚脱散者例如《韩非子》亦属法家著作，未被秦火，而经刘向校订，并写有叙录刘向为各书所写叙录大都失传，现仅存七篇既已失传，安知刘向未曾为《商君书》写下叙录？因此，我们认为， 《商君书》为商鞅后学或商学派所编这个结论是能够成立的；后来又经过刘向手校，编定为二十九篇，最终成为流传后世的这个本子，也是完全可能的三、 《商君书》的命名与改名余嘉锡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
”［15］ 至如诸子书，则多以“某子”名之， “某”多为其姓氏而“商君之书”却有点儿特别， 《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商君》 商君本姓公孙氏，卫国公子，故称公孙鞅或卫鞅，至建功于秦而得封於、商之地，遂号商君先秦乃至西汉人称引商君说，不曰“商君之书”或“商君书” ，而曰“公孙鞅之法”或“商君之术” ，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也只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可见彼时“商君之书”尚处于未名状态然则《商君》作为一个正式的书名，当始自刘向， 《汉志》沿用不改至《隋书·经籍志》 、 《新唐书·艺文志》则改称《商君书》 ，而实际上这个书名在三国时已出现了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所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可读《汉书》 、 《礼记》 ，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 、 《商君书》 ，益人意智 ”至于《商子》这个名称， 《四库全书总目》说“自《隋志》始也” ，然而《隋志》明明著录《商君书》五卷严万里校本《商君书》 “总目”按语云：“隋、唐志及唐代注释家征引，并作《商君书》 ，不曰《商子》 ，今复其旧称 ”高亨也说：“以后《隋书·经籍志》 、 《旧唐书·经籍志》 、 《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商君书》五卷。
”［16］ 其实， 《旧唐志》是著录为《商子》的，并注曰：“商鞅撰 ”《新唐志》虽著录为《商君书》 ，但注曰：“商鞅或作《商子》 ”其后，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为《商君书》 ，而《崇文总目》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为《商子》 可见至迟在宋代已是《商君书》和《商子》二名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