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崛起与功能分化：中国和西欧之比较I 阶层分化社会下的中国与西欧根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的观点，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区隔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功能分化社会人类社会以家族和部落分化为基础分化形式的阶段是区隔分化社会，以阶层和阶级为基本分化形式的阶段是阶层分化社会，而现代人类社会基础分化的形式是以各个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宗教、体育等）的功能分化为基础的，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功能分化社会从阶层分化社会到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演变进程是本篇讨论的主要内容在十四世纪左右，中国进入了明帝国时期，古印度则处于毗奢耶那伽罗王朝时期；在小亚细亚，大食帝国（阿拉伯帝国）的全盛时期已经结束；在中东，曾经从中国败退的突厥帝国（土耳其）的势力开始扩展到地中海延岸的小亚细亚、北非和欧洲大陆的南部，并且对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产生了巨大威胁；西欧则处在封建采邑时代，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形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分封、保护和义务关系；同一时期，在美洲，玛雅文明已经逐渐衰落，秘鲁的印加文明和北美的阿兹特克文明开始走向全盛；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以西非贝宁为中心的伊费王国进入封建王国鼎盛时期，而非洲大陆上绝大部分其它地区和澳洲则处在人类早期的区隔分化的童年阶段。
如果我们将历史的眼光拉回十四世纪，我们可以列举出人类已经进入高级的阶层分化时代的文明，它们分别是中国的明帝国、日本的封建幕府、印度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西欧的封建制国家和美洲的印加文明假设当时已经具有国际比较和国际研究的可能，如果按照发展阶段、经济水平、科技水平、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条件来衡量的话，十四世纪的国际研究者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或是阿拉伯帝国应该最具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潜力，中国、阿拉伯帝国也应该是最先抵临功能分化社会的地区，不仅是因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相较于欧洲中世纪较为开放的经验（唐朝时期的中国很类似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兼容并蓄、文化开放、充满移民气息的移民大国；而大食帝国的巴格达图书馆和开罗图书馆曾经是世界文化学术交流中心，地位直比今天的哈佛和剑桥） ，而且中国和阿拉伯曾经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和贸易水平而一个生活在十四世纪却拥有现代技术研究手段的科学工作者恐怕绝对不会预测西欧是人类新社会和人类更高社会阶段的产生地无论是过去的一些学术研究，还是当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逐渐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开始承认至少在十四世纪之前，西欧，作为人类社会一个区域，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禀赋，无论是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产出、生产力水平、人均生活水平、科技水平而言，欧洲都没有表现出超过其它阶层分化社会的明显优势。
相反，西欧却处于相对的劣势：从宗教层面而言，欧洲刚刚走出中世纪，宗教对社会生活的桎梏依然还残留在社会各个层面；从社会经济制度而言，欧洲实施的还是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领主分封土地给封臣，封臣经营着庄园经济，并向封建领主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从政治角度而言，西欧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还有万里之遥，也远2远谈不上法治宪政总之，从各个角度而言，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承认，至少在十四世纪，西欧是地球上比较落后的阶层分化社会，远远不是世界的中心，西欧没有表现出任何现代化的气质可以走在时代前列，一位生活在十四世纪的当代科学家绝对不会预测西欧有潜力引领人类文明 （对比西方学者丰富的关于西欧和中国的对比研究，华伦斯坦 1986，弗兰克 2000，麦迪森 1996）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们常常指称秦汉之后到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时期为"封建社会"，而指称春秋鲁国实施初税亩之前的历史时期为奴隶社会，这是当时历史学为了符合政治的目的，用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历史阶段硬性划分出来的中国历史演变阶段，不仅被受西方学术界和汉学界广为置疑，而且在中国历史学界也存在着很多争议在历史研究逐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辖制之后，历史科学逐渐还原到了本来的面目，中国历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新派历史学家倾向于将秦灭六国之前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划分为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
在这个时期周天子是领主，是领有天下的王室，而各个诸侯国则是封臣，中国境内拥有数百个甚至是更多的分封的诸侯国，各诸侯必须向天子尽一定的朝贡义务但是在诸侯国境内，诸侯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可以铸币、征税、拥军、建筑工程等，诸侯国国君可以继续分封贵族春秋末期，许多大的诸侯国国君的权力逐渐被国内贵族架空，进而产生了三家分晋的历史典故（指魏家、韩家和赵家联合谋害了智家，进而瓜分了晋国的国土形成三大新诸侯国） 及至战国时代，各大战国纷纷变法图强，韩国进行了申不害变法，魏国进行了李悝变法，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而春秋时期的强盛一时的楚国和齐国却因为错失了历史机缘没有进行历史性的富国强军的变法，特别是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从而逐渐不敌新兴的强秦如果对比战国时代的几次重大变法，就能观测到中国社会演变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分封贵族的政治制度和庄园经济逐渐到了末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相应走到了尽头，各个诸侯国不断进行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应付战国时代越来越剧烈的的竞争，谁在历史转变中占据历史先机，谁就有可能据有天下，一统中原秦国运用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从而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后世的学者称中国为"外儒内法"（表面上遵从儒家思想，实际上推行法家学说） 。
秦国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富国强兵终于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终结秦灭六国后，废除了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开始采用郡县制度，并且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来统治"天下"但是苛酷暴虐的统治导致了秦朝的终结，及至秦亡汉兴，高祖刘邦又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开始分封异姓王，后来剪除了异姓王，改封同姓王，至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分封同姓王的弊端完全显现，以至武帝时期终于爆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武帝在评定七国之乱后彻底结束了分封诸侯的历史，并吸取了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构建国家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至此，彻底结束了分封诸侯的制度在中国的历史虽然后世也爆发过八王之乱（西晋惠帝时期） ，明朝也有分封皇室家族成员的传统，但此类分封完全有异于封建时代诸侯国的分封，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应当终于秦汉，笔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关于中国分封的历史可对比冯友兰 2005，马克垚 1997） 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形态，应当是属于阶层分化社会中高于 "封建"制度的中央帝国阶段，从政治体制上来看，中国和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印度的莫卧尔王朝应该同属于中央集权的帝国马克斯·韦伯将古代政治制度划分为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家父长制（或是家产制国家） 、封建制度。
3家产制国家和封建制度同属于阶层分化社会的两种不同形态，而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则已经是进入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韦伯用家父长制和家产制国家来描述古代的中华帝国、印度帝国、阿拉伯帝国等阶层分化中的帝国社会；用封建制来描述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日本的幕府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家父长制指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在官员的上下级的支配关系中，权力和威望最根本的来源是人格化的、家族式的和父权式的威望政治制度宛如放大了的一个家族，政治合法性同样来自于类似家族中父亲和族长那样基于传统而来的、神圣化的、具有某种超验魅力的权威，而有别于现代理性官僚制度中那种来自于规则和制度的、非人格化的权威和合法性韦伯非常生动地设想到，在家父产制中一个下级官员脑海中浮现的"支配者"（上级）的念头是一个完全人格化的、非制度化的高度权威化身，正是依靠这样一种严格的恭谨、服从和顺服的关系家产制实现了权力更大范围的控制和支配，但其永远倚重的不是法治环境下确定的（上下级）权力界限和规则韦伯认为当家族统治的同样规则扩张到家族以外的更大规模和地区时，这时候一个国家宛如一个扩展了的皇家庄园，虽然皇室并不具有领主式的支配，但是却具有人身强制的权力，其基本治理的规范性手段还是家族的手段，其基本思维还是家族式的思维，这样的国家或是帝国被称为家产制国家。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秦汉以降的中国，我们都可以确定，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告别了封建社会，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时期（除了中国历史上几大分裂时期如三国时期、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外） ，也是韦伯所定义的家产制帝国总体而言，中国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日渐完善，按照知名历史学者钱穆的观点，中国在汉唐宋已经发展出政治领域的分权体系，比如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分权制度，有点类似于现代议会制国家中的国家元首和总理内阁的关系，天子固然是最高权力中枢，但是实际政务的处理完全交给了宰相，相权和君权的分配导致政治系统内部出现了职能分化的现象但是随着明帝国的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真正进入了独裁的君权垄断阶段，作为明代开国的洪武皇帝，朱元璋深知权力来之不易，也害怕手下的能臣架空其君权，因此在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丞相的制度，因此明朝只有首辅，而无丞相，君主大小事务必须一揽无余，君主的权力开始空前膨胀明洪武皇帝和永乐皇帝后，登基的皇帝便一代不如一代，因此君权独揽的政治制度日益演变成为君主、司礼监（太监）和内阁的三权竞合关系，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 2005） 分析秦汉以降的中国阶层分化社会，我们有理由宣称中国在阶层分化社会中走得是最远的，中国应当是当之无愧的阶层分化社会中最发达先进的文明，而西欧在十四世纪之前，不仅难与中国相比，甚至比起穆斯林世界和南亚文明来说都有差距，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基于一种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给予符合史实的客观判断：首先，中国的经济繁荣程度在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中首屈一指：唐都长安的繁荣，宋都开封和杭州的经济贸易繁荣，见证了中国在古代阶层社会中创造了鼎盛的生产能力；唐朝陆上丝绸之路的发达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让中国和阿拉伯以及西欧很早就踏入一个国际贸易的繁荣期；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让货币投放量剧增，在早期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南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似乎中国都抵邻功能分化社会的前夕，经济系统分化成为一个4功能独立的系统似乎指日可待。
其次，从科技角度而言，宋代出现了科技发明的繁荣景象，无论是指南针、罗盘、火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还是医术、航海技术的突破，都显示了宋代中国人卓越的科技创造能力相对于同时代西欧的停滞不前和科学技术的相对落后，宋代的科技突破至少证明了中国人曾经是这个蔚蓝色星球上的科技领先民族，西方世界在科学上领先和垄断世界并不是历史的常态，而是后来历史演变的结果如果把时钟从十四世纪再往前拨四百年的话，如果当时存在合理的量化国际科学比较的话，中华文明可以骄傲地成为世界科技文明中的冠军，而阿拉伯文明可能荣登亚军位置，西欧的封建文明也许仅仅能够取得世界第三的排名第三，从教育角度来看，中国是阶层分化社会中唯一采取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古代文明开科考试虽然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弊端甚多，但是在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中，却是史无先例和首屈一指的中国的开科考试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背景，但又渗透了大量儒家不同学派的理论，这样的哲学道德体系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逐渐形成了庞杂的思想体系"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现实主义诠释，"金榜题名时"就是古人所领会的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由此可见科举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的重要意义。
要想理解古代中国社会，要想理解中国古代阶层分化社会中精英的价值取向和精英主导下的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科举考试制度是必须要重点了解的一环科举制度为中国阶层分化社会提供了合法化功能，单纯的政治权力集团一旦结合科举考试就转变成为儒教官僚集团，而儒教官僚集团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权力集团和权力垄断者，而是一个具有社会理想和世界理想的、有道德教养的、充满修养和文雅气息的、崇尚圣贤之道的、坚持一定道德标准和气节的文人官僚集团，孟子说"吾善养浩然之气"，说的就是儒家文人集团的气节教育考核下的官僚是对单纯的官僚政治和蛮横的军阀政治的一种矫正和提升，官僚集团的素质由此得到提高尤为重要的是，在阶层分化社会中，通常阶层之间的流动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