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逻辑关联数据关联逻辑 内容提要：《三国演义》经过理想的君王人选归于失败的小说，提出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矛盾;《水浒传》则经过梁山起义的小说提出了以起义造反的方法处理生活中不公正现象的手段但梁山起义事业的悲剧结局也给人留下了思索的余地;《西游记》则巧妙而出众地回复了《水浒传》留下的悬念比起梁山好汉接收招安后的悲惨结局，孙悟空西天取经的行为则含有造福人类和探索真理的主动意义从而把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统一在取经时期的猴行者身上《红楼梦》则经过四大家族的衰亡和贾宝玉的出家反应出封建社会从外在的社会政治悲剧、内在的历史文化悲剧和永恒的人生悲剧三个层面，从而揭示出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粉碎了前三部小说树立的市民阶层价值坐标这么，中国市民文化的关注焦点也就从外在的社会政治逐步进入人的生命本质，完成了市民文化向高雅文化的过渡和转移 四大名著各以其独有的思想和艺术魅力饮誉于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过，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看，这四部经典巨著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有其内在关联?它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走向和发展含有什么形象展示的意义?却是大家疏于思索的问题，这也是本文意欲探讨的问题。
假如把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联络起来加以审阅，似乎能够发觉一个惊人的轨迹：她们从下层市民所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入手，进而转入到对人生价值的思索其中既显示出通俗文化的由俗到雅的走向，也证实了中国文化自我调解机制的效率 一、《三国演义》：谁是正当而又合理的君王? 这简直是一个十分怪诞的悖论：首先，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深层社会结构关键支柱就是封建宗法观念和专制制度[1]根据这个结构的意图和效能目标，它所训导出来的百姓应该是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却表现出市民阶层对于专制制度实施者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异乎平常的关注 在《三国》的作者和传承者看来，作为理想的君王要具有两个条件：一要正当，即要具有皇族的血统二要合理，即要能够上从天意，下合民心前者实际上就是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子，后者则是专制制度的外在脸谱很显然，她们认为刘备集团既合理，又正当毫无疑问，《三国演义》的关键落笔处为曹魏和蜀汉的矛盾斗争，而作者对二者的褒贬又是泾渭分明的作者把刘备蜀汉集团的兴衰，作为作品的关键线索，把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作为小说的中心和正面人物作者把刘备的宽厚仁爱，诸葛亮的智慧绝伦和鞠躬尽瘁，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武等全部描绘得尽善尽美，并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政治和理想人格;而作为蜀汉一方对立面的曹操，作者则突出她政治上的阴险狠毒和道德上的出尔反尔，以树立其乱臣贼子的形象。
这么，在爱憎分明的对比中，作者的拥刘反曹倾向也就十分显著了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其中现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现有素材的原因，也有作者主观的原因;现有罗贯中的原因，也有毛氏父子的原因 在相关三国历史的史书中，对曹刘二家的褒贬态度不尽相同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北宋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尊魏为正统，有拥曹贬刘的倾向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则尊蜀汉为正统因为尊魏还是尊刘和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相关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位，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和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习凿齿和朱熹的尊刘是为偏安王朝争正统、图恢复服务的 假如说史书中对曹刘二家的褒贬还有分歧的话，那么在民间传说和讲唱文学中的见解则是完全一致的从唐宋时期的传说小说，到金元时期的相关戏曲，其拥刘反曹的倾向很鲜明一致这和南北朝以来受到国家分裂和异族入侵的汉人期望天下统一、人心思汉的心理相关和此相关的是，在宋元以来大家对刘备和诸葛亮的肯定中，还融入了一定的民族情绪如金朝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记》、宋代任渊《重修先主庙记》、元代程雪楼《南阳书院碑》及很多平话和杂剧等全部是如此。
大家把蜀汉作为汉家政权的象征，把曹操比作北方异族的统治，从而确立了邦命中兴汉，天心讨大贼的思想 毛宗岗在修订《三国演义》时又加重了作品的这一思想倾向在《读三国志法》中，她开宗明义地指出：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她还介绍自己修订《三国演义》的目标，是为了纠正陈寿、司马光的谬误，根据朱熹的正闰观念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因此，经她修订后的《三国演义》，其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就愈加浓重而显豁毛氏父子如此强烈的正统思想应该和她们的修订年代背景相关她们修订《三国演义》的时间大约是在顺治或康熙初年，伪托金圣叹序的写作时间是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这正是1644年――崇祯自缢和明亡清立的一年其以拥刘反曹的思想来表示其还我大汉的故国之思和民族情绪，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在明确了《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后，大家不免要产生这么的疑问：既然作者对刘备集团如此厚爱，那么为何要把她们的结局安排得如此惨烈?假如说历史的原貌就是如此的话，那么为何作者偏偏要选择这么一个失败者作为自己的表现和讴歌对象? 这正是《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小说巨著的美学魅力所在。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小说中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和最终三分归晋的结局，表明小说是一部悲剧作品和中国其它古代悲剧作品不一样的是，《三国演义》不是以正面主人公的大团圆结局而告终，而是以其失败和毁灭而结束这在中国古代悲剧作品中是比较罕见的 从作品的表现内容能够看到，在合理正当的君王观念和拥刘反曹的基础思想倾向的作用下，作者毫不吝惜地将一切可能的正面美好原因全部给予了刘备集团一方作为集团首领的刘备，是仁义的化身，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缩影刘玄德携民过江一节集中表现了她的仁爱品德，所以她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极度热爱猎户刘安为了热情招待流落中的刘备，竟然瞒着刘备，杀了妻子作成菜肴能够说刘备是小说中仁绝的人物其它人物也莫不如此，诸葛亮的智慧、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武等，全部是无和伦比的在曹魏和东吴的阵营中，即使不乏勇将谋士，但在刘备集团的杰出人才面前，全部不免相形见绌这一点，在作者对于诸葛亮和周瑜这一对人中之龙的对比性的出色描写中已经挥洒得淋漓尽致周瑜能够料事如神地指挥消亡曹操八十万大军的赤壁之战，但她的一切计谋全部在诸葛亮的意料之中最终只能在既生亮，何生瑜的慨叹声中离别人世 然而，就是这么一批人间道德、智慧、品质和勇武全部无和伦比的武装集团却遭到了失败的结局。
作者对此没有回避，而是写得十分真切她以细腻的笔触一笔一笔地写出刘备集团 是怎样走向了衰败和灭亡这个残酷的现实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在深深的惋惜当中，不由得思索其失败的原因显然作者对此即使也在深入思索，但最终没有找到合理的答案，于是她只好将其归结为天命，并经过部分细节表现出来如华容道关羽释放曹操后，作者经过诸葛亮之口解释道：亮夜观乾象，见操贼未合身亡留此人情，教云长作了，亦是美事这么的解释即使无力，但却是看过《三国演义》，同情刘备集团的广大读者唯一能够勉强接收的理由 然而从作品的描述来看，刘备集团的失败并非没有其本身的原因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在政治和道德的的化身――义的天平上，刘备集团总是把义放在首位，而把政治放在第二位的这对于一个以政治追求为最终目标的武装集团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华容道义释曹操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关羽处理这个问题显然是把江湖义气放在首位，而将政治利益置于次要位置的刘备在听说关羽和张飞全部相继身亡时，不顾众人的劝阻而亲自率领大军征讨东吴，再一次将集团的政治利益成为其弟兄义气的牺牲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往往推进历史前进的一方要以道德情感为代价，去换取政治上的成功;而刘备集团却是相反，常常用道德价值去压制和克服政治利益，这是作品中造成刘备集团悲剧结局的直接原因。
从悲剧美学的角度看，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产生悲剧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些人将悲剧定义为美的事物的毁灭而《三国演义》的作者首先给予刘备集团以最美好的性质，同时又将其置于失败的境地这么，读者就会从深深的惋惜当中，受到强烈的悲剧美的冲刷，品尝到悲剧美感的韵味所在它既给大家带来沉醉，也给大家留下回味的空间 《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倾向所表现的正统观念和三分归晋的结局，表现出古代市民阶层对于社会政治权力问题的异乎平常的关心，和她们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图景的破灭从而潜在地提出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下层市民的政治理想往往要归于破灭，那么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否有处理的路径措施? 二、《水浒传》：用自己的拳头过问社会政治问题 《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回复了《三国演义》提出的社会问题梁山好汉被逼上梁山的全部理由，全部是因为高俅之类的奸臣无道所致高俅的无道和曹魏及司马氏政权在本质上别无二致，全部是市民阶层理想政治的对立物所不一样的是，《水浒传》提出了市民阶层自己对于社会政治不公正问题的处理措施，那就是用非正常、非政府的绿林造反的替天行道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从而表现出市民阶层过问社会政治问题的主体意识但《水浒传》也给造反后的绿林豪杰的归宿留下了很大的悬念。
对于《水浒传》的主旨应该怎样了解?从明代开始就一直众说纷纭从多种说法所包括的多种现象来看，她们全部有其相当的正确性不过我们认为从《水浒传》的文化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历史价值上来认识它的题旨，或许能够抓住问题的肯綮所在而《水浒传》的内容所反应的，正是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其思想观念也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绿林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闻一多先生曾引用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话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2]儒家告诉大家怎样去主动地面对生活，服从社会秩序而当这种秩序一旦解体，或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的现象时，道家告诉大家要超脱和回 避，而墨家则主张用强力讨回公道道家的回避态度尽管不够主动，但能够和儒家思想相互补充，成为古代士人的常规心态而墨家的主张和做法对社会的危害作用较大，因此在先秦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墨家，在秦汉以后就被取消了在社会上流传的权力然而它的思想和意识却依然在民间蔓延滋长，并常常以极端的方法表现出来，这就是历代社会上绿林土匪及其意识产生的渊源[3] 《水浒传》所表现的，正是这么一个绿林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尽管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和对应的文化建设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定会造成大家在权力、金钱、利益，和和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其结果必定是弱肉强食、遍地不公其中的弱者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也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 小说中梁山好汉几乎每一个人全部有一段被逼上山的经历宋江是被黄文炳所逼，柴进为高廉所逼，解珍解宝为毛太公所逼，武松又是为西门庆所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冲被逼上山从妻子被高衙内调戏，到自己被诱入白虎堂，刺配充军，再到草料场险些被陆虞侯烧死，林冲步步被逼，毫无退身之地假如不造反，只能是死路一条林冲的经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有意将这段小说放在全书的开端，除了突出逼字以外，还含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后人以逼上梁山作为说明被逼无奈而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的成语，足见它所包含的绿林文化精神的底蕴 梁山聚义厅前有一面杏黄大旗悬在空中，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那么，替天行道这一口号中的天和道指的是什么呢?或说这一思想观念的是哪一家呢?这个问题也众说纷纭，或说儒家，或说法家，还有墨家、杨朱、老子等说法我们认为这一口号代表的是墨家天罚的思想 国家是协调和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必须产物对于这一点，以墨子为首的小生产者阶层并不否认但墨子对代表国家权力的天子并不表示盲从她认为评价天子好坏的标准,是看她是否顺应天意──小生产者本身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