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善乾嘉之际诗学转型的典型个案 蒋 寅摘要：作为乾隆末、嘉庆前期诗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诗歌批评家，法式善诗学对袁枚性灵诗学的修正，对当代诗歌历史的记录及对女性诗歌的观照，代表着当时诗学的主流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法式善的诗学可以说是体现了乾隆诗学向嘉、道诗学过渡和转型的典型个案，在清代中叶的诗学转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关键词：法式善；诗学；过渡I206.5 ：Ａ ：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3）08－０039－05一法式善（1753-1813），姓乌尔济氏，初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属蒙古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祭酒诗有盛名，旗籍作家推其“诗才为近来旗人中第一”①著有《陶庐杂录》、《槐厅载笔》、《存素堂诗文集》、《梧门诗话》、《八旗诗话》等②法式善因乃父尝受业于翁方纲，故也厕身于苏斋门人之列翁方纲称其“在诸学侣中论诗最久，其英特之思、超悟之味，有过于谢蕴山、冯鱼山，而诣力之深邃，则稍逊之”因位望清华，迨乾隆晚期至嘉庆间声名藉甚，在江南袁枚、京师翁方纲之间，俨然执旗籍文坛牛耳乾隆五十五年洪亮吉有《法学士式善招饮诗龛并至西直门看荷花即席赋赠一首》云：“翰林近日诗名盛，远有诗龛近诗境。
自注：“翁阁学方纲额其斋曰诗境③ 法式善书斋先有诗龛，后有梧门书屋，是京师著名的沙龙据昭梿《啸亭杂录》载：“（法式善）祭酒居净业湖畔，门对波光，修梧翠竹，饶有湖山之趣家藏万卷，多世所罕见者好吟小诗，入韦、柳之室家筑诗龛三间，凡所投赠诗句，皆悬龛中以志盍簪之谊时称“四方之士论诗于京师者，莫不以诗龛为会归，盖岿然一代文献之宗矣”张问陶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两峰罗聘画）》诗云：“诗人作事何不可，直使古人来见我诗龛无佛无杂宾，落落晋唐三五人画手得诗意，笔墨皆精神陶公执卷足酒态，数枝残菊存天真王孟韦柳殊不死，逸趣泠然满一纸临风拂拂古衣裳，与公同龛称弟子上下一千五百年，义熙元和如眼前一人微笑五人喜，此中妙悟能通禅吁嗟乎，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君不见吞灰呕血仅有人，画入诗龛应绝倒法式善论诗旨趣及其予人的印象于此皆可见一斑在乾隆末到嘉庆初的20年间，法式善显然是京师很有影响的诗论家，甚至“一时有龙门之目”④，在旗籍诗人中的地位更是无出其右但历来对法式善的评价一向不高，钱钟书先生对其诗才诗学均不甚许与⑤，直到近年《梧门诗话》稿本被整理出版，法式善的诗学才为学界所关注⑥法式善的学问路数很接近王渔洋，生平所留意惟在掌故和诗学，著述极为勤奋。
掌故著为《陶庐杂录》、《槐厅载笔》诗学著作中，当世名公、四方文士之作，长篇巨制编为《诗龛声闻录》，零章断句辑入《诗话》，而故旧朋游往来之作则辑为《朋旧及见录》其实他在诗歌方面的著述远不止这些，其笔记也像王渔洋一样多记载与诗歌有关的内容笔记《槐厅载笔》卷17至20“咏歌”4卷，都是从本朝文献中辑录的庙堂诗话，可见清初以来馆阁士大夫诗歌活动的一斑《陶庐杂录》卷3叙录所见历代诗歌总集9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本朝人所编诗总集卷2又提到：“朱竹垞谓偶吏目桓所选元诗为独开生面，而以缺七言绝句为憾余尝欲补之而未就也因忆文渊阁校四库书，所阅元人诗，佳者辄录存多《四朝诗选》、《元文类》、《宋元诗会》、《元诗体要》、《元风雅》、《元诗选》、《元诗癸集》中所未载者将来合诸集甄综之，以复吏目旧观竹垞翁其许我乎！”⑦ 乃录艾性夫《春溪》等46首，可补《乾坤清气集》的七绝之缺从诗学史的角度说，法式善诗学的确有许多内容值得关注，但最值得提出讨论的还是他与乾隆末至嘉庆中诗坛的关系二《梧门诗话》例言自述：“余束发受书，留心韵语，通籍以来，每遇宗工哲匠，有所著咏，必为之推寻其体格，穷极其旨趣而后已数十年间，师友投赠，朋旧谈说，钞存箧笥者颇夥，非敢作《韵语阳秋》，聊使所见所闻，弗遽与烟云变灭云尔。
以诗龛声名之广，主人交游之盛，采录诗作自然不是难事，而法式善更宣称：“寒畯遗才，声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碎璧，偶布人间若不亟为录存，则声沉响绝，几于飘风好音之过耳矣，故所录特夥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袁枚《随园诗话》所引李绂的说法：“凡拾人遗编断句，而代为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弃之婴儿，功德更大⑧ 从《梧门诗话》及其他论诗文字看，法式善的诗学无论在诗歌观念上还是批评方法上，都与袁枚诗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也难怪，喜欢交际的法式善，与当时的诗坛名流几乎都有交谊，与晚年的袁枚也有往来《存素堂诗初编序》自称于乾隆五十八年检箧中诗凡三千余首，“汇钞两大册，寄袁简斋前辈审定”当时他尚未擢升祭酒，但袁枚显然很在意这位旗籍的京城名流法式善在《梧门诗话》卷4记载：“余题袁子才诗集，有‘万事看如水，一情生作春’之句子才见之，寄书云：‘此二语真大儒见道之言昔人称白太傅与物无竞，于人有情，即此之谓仆亦曾刻寡欲多情四字印章，聊以自勉三人者，可谓心心相印，不谋而合矣’”法式善题诗无疑是搔着了袁枚的痒处，故而颇为袁枚引为知音，书翰往来不绝袁枚82岁时尚有《题法大司成诗龛图》诗，云：“时帆先生诗中佛，偶学维摩营丈室不供如来但供诗，纱笼锦字东西列。
先生声望著鸡林，早动名流仰止心得过骚坛聆绪论，胜朝南海见观音诗龛启处勤延纳，远近投诗如梵夹只恐难登选佛场，唯求口授传衣法虽然法式善《梧门诗话》卷6引符曾《论诗绝句》“肥腻清虚各自甘，酸咸嗜好不同谙”，说“诗家宗派不同，各有所至世之执一以例百者，观此当爽矣”，但其论诗倾向终近于性灵派，就是这种不执一以例百的主张本身也正是性灵派的宗旨浏览法式善的诗论，再三出现的性灵概念就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梧门诗话》卷1称鄂容安诗“俱有寄托，兼见性灵”，称郑虎文诸句“乃自见性灵之作”，卷4称“江北之诗皆以疏瀹性灵为主”，卷5称叶毅庵《榕城百咏》“缀辑遗轶，陶写性灵”，卷9称陶涣悦《自怡轩诗》“专主性灵”，卷13称“邵梦余诗善写性灵”，蒋征蔚诗“皆于抒写性灵之中不失风格”，陈基诗“善写性灵”，卷14称杨守知“诗工近体，性灵独绝”，卷16称李佩金诗“善写性灵”；《八旗诗话》称庆玉诗“其抒写性灵”，“纡徐之中，更复卓荦”，来宾“诗鲜经籍之腴，而饶性灵之趣”，又批评嵩山诗“贪用词藻，致涸性灵”，那霖“抒写性灵，时或见绌”，足见有无性灵和是否善于表现性灵是他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在许多场合用性情代替性灵，而且出现在诗序中时，都与诗歌观念的阐释相关。
比如《岳礼兰雪堂诗集序》说：“性情真则语虽质而味有余《吴兰雪香苏山馆诗集序》说：“君之笃于性情，能神明于古人之诗，以自尽其才嘉庆十七年所作《静宜室诗集序》说：“诗之为道，原本性情，亦根柢学问，非涉猎剽窃、仅事浮华而已尤其显示出晚年鉴于性灵诗学的流弊而重视学问的旨趣变化性灵与性情两个概念，袁枚自己也每混用，诗家通常并不深究其异同但法式善既然意识到性灵诗学导致的流弊，便不能不追根穷源，对构成性灵诗学基础的核心概念加以辨析《梧门诗话》卷7云：随园论诗，专主性灵余谓性灵与性情相似，而不同远甚门人鲍鸿起文逵辩之尤力，尝云：“取性情者，发乎情，止乎礼仪，而泽之以《风》、《骚》、汉、魏、唐宋大家，俾情文相生，辞意兼至，以求其合若易情为灵，凡天事稍优者，类皆枵腹可办，由是街谈俚语，无所不可，芜秽轻薄，流弊将不可胜言矣余深是之⑨诗话称鲍文逵以嘉庆六年辛酉明经入都，此时袁枚下世方三年，然则不满于性灵之说并反思其理论缺陷的思潮，在袁枚身后很快即蔓延于诗坛卷11又引张廷玉语云：“今之为诗者，争以新丽相尚夫新与丽非诗之旨也，古人间亦有之，亦自然而新，自然而丽，而无容心焉若求新与丽，而转以蔽性情之真，则不知其诗为何人作也。
我们知道，袁枚的性灵说是不废新丽的，末流一味追求新丽而致蔽于性情，纯是失自然之趣的缘故，所以追求新丽的前提是不失自然，即张廷玉所宣称的古代诗歌的境界“自然而新，自然而丽”卷13又提到：“吴澹川《酒后客来》绝句云：‘酒后客来重酌酒，飞花留客送残春主人醉倒不相劝，客转持杯劝主人’澹川每喜自诵此诗纯乎自然，不由人力近人所谓性灵诗，能及此否？”⑩ 可见在法式善心目中，自然是高出于性灵的境界这与他对性灵的理解有关在袁枚诗学中，性灵是本原性的概念，也是最高位的概念，但在法式善的观念中，性灵只是进入诗歌写作阶段的下位概念，接近于情感表现的原始冲动，是必须加以控制和约束的东西故而《八旗诗话》论庆兰，称其“诗较杨诚斋阔大，范石湖深至，殆能驱使性灵，而不为性灵所使者”这里对性灵的把握明显是不同于袁枚的如果是袁枚，就会主张诗应为性灵所驱使，而不是为其他的什么东西所驱使三无论从哪方面看，法式善《梧门诗话》深受袁枚影响，都是很显然的与袁枚一样，他的诗话也更关注当代诗歌创作，甚至比袁枚更有计划更有意识地采集作品，目的是全面反映当代诗歌创作的繁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见景运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本书之编撰，为时甚久。
《八旗诗话》王以中、博明条均称尝采其佳句入诗话中《八旗诗话》撰于乾隆四十三年，则本书此前已着手编撰但成书甚晚，其中提到嘉庆八年癸丑陈基入京事，知其完稿更在此后例言”自述编撰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记载为核心，而且记载的诗人仅限于当代的范围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变化自古以来，诗话主要是论前人诗作，王渔洋诗话开始以记述个人闻见和同时交游为主，但是不贪多求全；袁枚撰诗话倒是自诩“采录最富”，却遗憾“十五省中只缺甘肃一省”，可见也不求全务备法式善强调自己的诗话时间上不收康熙以前作者，地域上不限南北，宽收边省，极力表明一种意欲囊括一时作者的编纂意图，这是乾隆以后诗话写作立足于当代创作、由艺术批评转向诗史记录的重大转型的理论概括，它在嘉庆初期出现正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全新的写作意识法式善位望清华，兼以蒙古旗人力学工诗，一时士大夫都乐与之游《梧门诗话》备采雍、乾以来诗坛名家之作，间载诗坛掌故，从中也可见乾、嘉之际的风会流转比如卷2载厉鹗“晚为广陵寓公，以标新领异为扬人倡，故江北之诗，皆以疏瀹心灵为主，然气亦稍稍薄矣”，可见厉鹗雍正三年乙巳游居扬州，客居马氏玲珑山馆多年，非仅编辑出《宋诗纪事》，对江北的诗歌创作也产生很大影响，这是论雍正、乾隆间诗史不可不知的，我们对厉鹗的关注不应只限于填词和宋诗研究，也要注意到他的诗歌史意义。
又卷4载：“近来尊渔洋者以为得唐贤三昧，贬渔洋者或以唐临晋帖少之二说皆非平心之论夫渔洋自有不可磨灭之作，其讲格调、取丰神而无实理，非其至者耳这也堪称持平之论，且给我们留下乾、嘉之际诗坛对王渔洋诗学评价分歧状况的记录，富有史料价值法式善评诗，持论宽厚，能道人善而无苛评当时吴文溥自称“仆生平不喜妄议人得失，至于诗之为教，虽义取讽谕，而意存忠厚，尤不敢以深刻为文，不欲以矫厉求胜”，移以评法式善诗话，也很妥帖陈文述“尝叹其搜才路广，揖客途宽，以刘勰之《文心》兼钟嵘之《诗品》，洵词章宗匠，人材渊薮矣”《梧门诗话》采诗大抵以摘句为主，间载短章，趣味在大历钱、刘之间，颇近于王渔洋神韵之旨，多取清微淡远之作有时信手拈古人之句，互相发明，可见手眼之佳如卷2论晓行诗，即其一例：“晓行诗，前人佳句夥矣近日王葑亭给谏云：‘淡月侵寻成晓色，白杨生小是秋声’读之齿牙清脆又‘残星鸡口落，初日马头高’，不减剑南‘快晴生马影，新暖折花房’之句杨诚斋集亦有‘淡晴生马影’，仅易一字，味较隽永近又见鲍野云明经句云：‘残烧明峰背，清霜上马蹄’又七言云：‘雁背霜华翻晓日，马头山色乱春云’似尤清警可惜像这样的条目并不是很多，《梧门诗话》的价值也不在这里。
四与袁枚《随园诗话》一样，法式善也留意下层文士乃至庶民、工匠的零章断句，但他作诗话，有两点是袁枚所不及的，一是《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