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2006年第2期NO.2,2006客家研究辑刊ThePeriodicalofHakkaResearch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陈眷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在”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韩江流域,把”客家人”视为一个族群的观念,是在数百年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一观念的形成,明显受到该地域百姓121耳相传的关于祖先来源的”历史记忆”的影响,但其关键之处,在于实现对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人群分类观念的超越.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族群分类意识的传入,近代教育的推广和近代城市兴起所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一,问题的提出1933年,罗香林先生出版其影响深远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该书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提出了“客家”的定义:南部中国,有一种富有新兴气象,特殊精神,极其活跃有为的民系,一般人称他为”客家”(Hak.ka),他们自己也称为”客家”.他们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也是中西诸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极为注意的一个汉族里的支派.∞这段话所反映的罗先生有关”客家”的看法,至少包涵了如下三方面的内容:1.客家是一个”民系”;2.”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支派;3.”客家”不但是一个来自外人的他称,也是这个民系的自称.这一简洁而合乎近代社会科学分类法则的定义,被许多后起的研究者所沿用,已经成为学术史意义上的”常识”.近l0余年,罗先生的研究亦受到诸多有说服力的批评,特别是在其有关客家源流的论证方面.论者以多种史料相互印证,包括现代遗传学研究的若干可能证据,说明罗先生有关客家先民原居住于中原,东晋以后经过五次大迁徙,最终形成目前的地域分布格局的说法,在史实和学理上存在着诸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批评者亦在此基础上,对客家人的源流,特别是客家族群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提出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推测0.作者近年来一直在韩江流域乡村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带着实地调查的体验,重新阅读相关文献,就很自然地注意到,罗先生有关客家人祖先来源于中原的说法,不仅存在于他所依据的客家人[收稿日期]2005—12—18[作者简介]陈春声(1959一),男,广东揭西人,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数授.①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轮).页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希山书藏1933年版).②参见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南宁i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李辉,播悟云等<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遗传)3o卷9期(2oo3年),页873—880.的族谱之中,而且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普遍存在于该地区百姓的”历史记忆”中.所以,或许在学术史上更有价值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指出罗先生在资料运用和史实描述方面的缺憾,而应该尽可能带有某种”知识考古”的性质,去探讨罗先生所表达的有关”客家”的观念,在号称客家人聚居核t~,lX的韩江流域中.是如何通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逐渐形成的.二,”九军之乱”所见之”语音不类”问题韩江是广东省仅次于珠江的第二大河,其上游分汀江和梅江两支.汀江发源于福建省长汀县和宁化县交界处,梅江发源于广东紫金县,汀,梅两江在大埔三河坝汇合后,始称韩江.韩江南下直出丛山夹谷,在潮州城下,再分北溪,东溪,西溪等几道支流出海.潮州以上为韩江上,中游地区,多山地丘陵,主要为讲客家话的人群聚居.韩江下游是三角洲平原,其居民以讲福佬话者居多.在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设立嘉应州之前,韩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为潮州府所辖.直至2O世纪初年,具有近代”民族”色彩的”客族”和”土族”(指讲福佬话的人群)分野被清楚界定之后,正在努力塑造”客族”意识的着名客家知识分子温廷敬,仍然在报纸上连载长篇文章,论证整个韩江流域同属一个区域:夫吾等所居之州郡,非潮州与嘉应乎?潮,嘉为人为之区画,而实具天然之流域.今虽分为二州,向实合为一府.程乡,镇平,平远,本为潮州之隶属;兴宁,长乐,虽割自惠州,然以地势论之,固与潮州属同一流域.……我粤省为西江流域,而东有东江,北有北江以会之.自惠州以西,韶州以南,皆脉络贯通,联为一气.独我潮,嘉,山脉异向,河水异流,坐是之故,民情风俗,自成一派,与省会绝不相同.皆受此地理之影响也.①传统上,中国人称一个人或一群人为”潮州人”,”开封人”或”泉州人”时,更多的是指其郡望或籍贯,而非族类.至迟从苏轼撰《潮州韩文公庙碑》,认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②开始,”潮人”或”潮州人”一直是作为一个与地望相关联的概念被使用的.雍正十一年新设的嘉应州,其居民大都讲客家话,但该州大部分地域原来是潮州府辖地;而在设立嘉应州以后,潮州府各县内仍有大量的讲客家话的人群存在,其中大埔,丰顺二县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讲客家话的.所以,有清一代,韩江中下游地方讲客家话的人群中,有许多人自称为”潮州人”.无论如何,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与”潮州人”相对应的”客家人”的族类概念,是不存在的.“客家人”最容易被识别的标志之一.是其被称为”客家话”的语言.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韩江流域最早出现的以语音作为分类标志的有关”客”的文字,见于雍正《揭阳县志》有关清初该县发生的”九军之乱”的记载.从l6世纪开始,韩江中下游地方因为与”倭寇”,”海盗”和”山贼”问题有关等一系列事变的影响,长期处于所谓”动乱”的势态.清代最初的近4O年时间里,地方上继续动荡不安.由于王朝交替时期政局变幻无常,几十年的战事是在南明与清朝两个政权并存,地方长期处于”不清不明”状态,从属关系反复无常,军事将领不断易帜,而号称奉南明”正朔”的各支人马又互不统属,有时还相互残杀的情景下进行的,地方社会实际上已经失去判断各种势力的”正统性”的客观依据③.所谓①<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第1版.②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乾隆<潮州府志>,页1038—1039.台北:成文出版社196”/年影印本.@有关明末清初韩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动乱与乡村社会的变迁,可参见拙作<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杜会变迁>,<明清论从>第2辑,紫蔡城出版杜2001年版;<嘉靖”倭患”与潮州地方文献编修之关系——以(东里志)的研究为中心>,<湖学研究>第5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为中心>,<中山大学)2oo:z年第4期.2“九军之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事起于顺治二年(1645).据雍正《揭阳县志》记载:(顺治二年)石坑贼首刘公显统九军贼聚蓝,霖二都以叛,札营南塘山水陆变会之处.九军者,曾铨,马麟,马殿,马登,傅迭,丘瑞,黄甲,吕忠,吕玉.又以潘俊为东军,陈云任为南军,陈汝英为北军,陈佩如为西军,凑为十三军.又以温韬鲁为都军,吴元为大将,曾懋昭为二将.共十八将,其余贼首数以百计.擅立伪号,日后汉大升元年.立五大营,十三大府,铸印选官.妖贼矫诬如是.①“九军”起事之蓝田,霖田二都,在揭阳县西部,历来为讲客家话的人群聚居之地.从当时的记载看,他们与聚居于揭阳东部的讲”福老话”的所谓”平洋人”,似乎已经有颇深的矛盾.”九军”一起,就被”平洋人”称为”j客贼”,”九军之乱”实际上成为两个不同方言人群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规模特大的械斗:i客贼暴横欲杀尽平洋人,憎其语音不类也.平洋各乡虑其无援,乃联络近地互相救应,远地亦出堵截.②从这段记载可以明显看出,这次械斗确实起因于”语音不类”的方言群之间的矛盾,类似于后来在台湾经常发生的某种”分类械斗”.在由”平洋人”撰修的县志中,”客”字被加上了带有明显歧视意味的”孑”偏旁,但无论如何,这段记载还是清楚表明,在1640年代的韩江流域,”客”作为一个方言群的称谓,已经被普遍接受.在平洋人的笔下,”九军贼”的横暴行径简直罄竹难书,顺治三年(1646)九月,”九军”攻破揭阳县城,严刑酷法,毁坏典章文物,杀害了大批乡绅:钉锁于天中,以猛火燃迫,至于皮开肉绽.掘坎于地下,以滚汤灌渍,至于体无完肤.多以纸浸油,男烧其阳,女焚其阴,异刑不能阐述.各贼分宅镇营,杀戳乡绅士庶.杀进士许国佐,黄敷中,推官邢之柱,知县谢嘉宾,举人扬其华,黄三槐,杨世俊,贡生林鼎辅,谢联元,武举杨德威,都司黄梦选,监生王之迭,郑之良,例贡郭之章.通县生员被杀七十余人,饥寒因以病故四十余人.抢掠妇女,尽驱入山.所至破棺碎木主,贼名之日”辟死鬼”.贼毁文庙,劫城隍,开库狱,焚黄册.0揭阳县城位于揭阳县东部”平洋”地方,历来为讲”福佬话”的人群聚居之地.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而言,雍正《揭阳县志=}的记载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九军之乱”的起因与”语音不类”有关,由于是次动乱涉及揭阳全县的广大地域,可见其时已存在超越邻村之间相互矛盾的方言群的分类意识;--,与”狺贼”相对应的讲福佬话的人群自称为”平洋人”,在潮州话中,“平洋”即”平原”之意.三,”迁海”与”复界”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前期的一百多年间,韩江流域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由”乱”入“治”的历史过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该地区的的地方政区重新划分,聚落形态出现某些军事化的趋势,以宗族组织和民间神祭祀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重新整合,户籍和赋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有了新的内容.其中,康熙初年对沿海居民实行”迁海”的政策及其随后”复界”的安排,对韩江流域族类关系的变化,也有深远的影响.①雍正<揭阳县志>卷3,<兵事>.⑦雍正<揭阳县志’卷3,<兵事).0雍正<揭阳县志>卷3.<兵事>.3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海”政策,”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①,”应迁之地,插标为限,拆墙毁屋,以绳直之.界内人夫发开河沟,深广各一丈,余筑墩台,派兵守望.”0潮州沿海数十里居民全部内迁,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在”迁界令”之下,韩江下游的民众被安插到中上游山区定居,如澄海县在康熙三年(1664)奉旨裁撤,县民全都被安插到程乡县.清代潮州有句民谚,所谓”澄海无客,大埔无潮”③,意即澄海全县居民都是讲福佬话的.这么多讲福佬话的人群,被安插到讲客家话人群聚居的韩江中上游山区居住,无疑是对当地的族类关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今日我们所见的所谓”客家典型民居形式”土楼的地理分布状况,与”迁界”也有直接的关系.作者曾经指出,由于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长达百年的激烈社会动荡,当时韩江流域出现过一次持久“筑城建寨运动”,乡村社会的军事化是该时期地方社会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到明末的时候,该地区地区乡村的聚落形态已经与前大不相同,现在韩江流域主要的”大乡里”(大村),几乎都在嘉靖至崇祯期间有过一次重新整合并”筑城设防”的过程④.以澄海县为例,至明末该县重要的居民点,几乎全部成了军事堡垒:在下外为冠陇寨,在上外为刺林寨;在中外为渡头寨;在苏湾为程洋冈寨,为南湾寨,为樟林寨;在蓬州为歧山上寨,为歧山下寨,为下埔寨,为鸥汀背寨,为外沙上,中,下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