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初的《左传》研究张玉春史素昭（一）尊经思想如同《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一样，《总目》将《左传》著录于“经部”而不是“史部”，这本身就体现了《总目》的尊经思想；“春秋类”小序说：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足可说明《总目》在维护《左传》的经学正宗地位；《总目》主张对“经”进行精要而核实的研究宋代的《春秋》、《左传》研究，基本上可用“舍传求经”、“穿凿随意”来概括，正如《总目》中刘敞的《春秋传十五卷》提要所说：“盖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敞始复沿啖、赵之余波，几乎尽废三传”；《总目》对宋人的经传研究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提要说： “自啖助、赵匡倡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自孙复倡为有贬无褒之说，说《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则锻炼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议序》谓：‘传经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春秋》尤甚’可谓片言居要矣”， 《总目》认为不精研经传导致了宋学的空凿议论《总目》对明代胡《传》孤行、经义荒废的局面非常不满， 在“春秋类存目二” 最后的“案”说：“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
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所以《总目》称誉驳正胡《传》“迂谬之谈”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挽数百年积重之势，而反之于正也”二）复古与征实与“明代说经，喜骋虚辨”（《毛诗稽古编》提要）的风气不同， 清代学风大变， 概括起来， 不外乎复古与征实 对于学术史上的汉学宋学之争，《总目》似乎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如“经部总叙”说：“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但是，《总目》表面上尊重宋学，实际上倾向重视名物考据的汉学之说，这在《总目》很多书目提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总目》对重考据的《左传》研究之作多持肯定态度复古倾向是《总目》的总体思想按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说法，编撰《总目》 的乾隆时期属清代经学的第二期，该时期复古的特点是 “由宋以复汉唐之古” [5] （134）《左传》研究的复古，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复古，一是采用汉唐时期的用名物训诂的方法研究《左传》；二是文献材料的复古， 主张采用古义旧说来研究 《左传》，主张言而有据； 复古的目的在于扭转空疏游谈的宋学，使《左传》研究走向以训诂考据为方法的征实之学，即《总目》所说的汉学。
经部总叙”说： “（宋明理学）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说明早在清初便开始恢复重名物训诂、重考据的汉学传统在“春秋类四”“案”语中《总目》评价三传，谓“《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 者，往往不甚得经意， 然其失也， 不过肤浅而已” ，而“《公羊》、 《谷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 辨别名字以为褒贬， 乃或至穿凿而难通” ，“三家皆源出圣门， 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 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谷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意，推寻于字句之间， 故凭心而断， 各徇其意见之所偏也 ”于是得出结论，“然则证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后来诸家之是非，均持此断之可也左氏“失小”，公、谷“失大”， 《总目》汉学倾向一目了然 《总目》尊崇汉学的同时排斥宋学《总目》在春秋类序中说：“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谷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谷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谷梁》法这里不仅以“少可多否”一贬宋学派之孙复、刘敞，且其咎追及《公羊》、《谷梁》。
《总目》多称誉重考据的《左传》研究之作《总目》称赞顾炎武“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 以炎武为最”，称誉其《左传杜解补正三卷》“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训诂，亦多得《左氏》之意”；称马骕《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 “皆考证精详， 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认为张尚瑗的《三传折诸四十四卷》“搜罗荟粹，犹为摭实之言”，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 “皆引据博洽”，陈耀厚《春秋长历十卷》“盖非惟补其阙佚，并能正其讹舛，与考证之学极为有裨”，吴鼐的《三正考二卷》“虽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 ,, 于经学亦为有功矣《总目》批评以臆说研究《左传》之作，此类作品多放入存目； 《总目》讥毛奇龄《春秋条贯》“欲理之而反棼之，殆无取焉”但《总目》提倡训诂考据的同时，也反对考据烦琐、引证芜杂者，如评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 “盖琐屑矣”，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贪多炫博，转致琐屑”甚至是“过求详备”三）反对门户之见《总目》虽倾向汉学，但并未形成严格的汉宋壁垒，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综合汉学宋学，反对门户之见， 主张各取所长 如“经部总叙”所说：“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春秋类”小序也说：“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征，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总目》痛斥宋学开门户之争，卷首凡例说：“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自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树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雠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而是则正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关于清初《左传》研究之作，《总目》对存门户之见者大加指责，对不存门户之见者大加称赞， 表现出一种兼并包纳的博大气象 《总目》称赞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称《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能荡除门户，辨别是非”；《总目》称誉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考据周全而又汉宋兼采：“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总目》批评回护师说而存门户之见的刘荫枢《春秋蓄疑》“而或并《左传》事实疑之，则师心太过矣”三四库馆臣极一时之选， 《总目》代表了 18 世纪中国第一流学者的高见卓识始终其事的纪昀博学卓识， 李元度说他“评骘精审，识力在王仲宝、 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
[6] （1）其余纂修人员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人都是清代硕儒，无怪乎《总目》能够久享美誉清人周中孚评价它说：“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 凡卷第之繁富， 门类之允当， 考证之精审， 议论之公平，蔑有过于是编矣 [7] （1）毋庸置疑，《总目》有关清初《左传》研究的学术思想对清代中后期的《左传》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目》推崇以训诂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左传》，推动了清代汉学的兴盛明末清初，汉学宋学并没有那么对立，学术上曾一度出现汉学宋学并立的局面；乾嘉以降，宋学派落下帷幕，汉学派开始独霸舞台，《左传》研究呈现出重训诂考据而轻义理、重古义古说的总体倾向在《总目》的影响下，乾嘉以后的学者莫不以考据为方法，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等方面对《左传》进行研究这时《左传》 研究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勘文本正误，二是修正杜注孔疏并产生新注新疏段玉裁的《春秋左氏古经》，赵坦的《春秋异文笺》，侯康的《春秋古经说》是校勘之作；王引之的《左传述闻》，李富孙的《春秋左传异文释》是校理之作，卢文弨的《春秋左传注疏》，阮元的《左传校勘记》是对校之作清代考据学对《左传》的整理研究，最后落脚于新注疏的出现，这便是李贻德的《左传贾服注辑述》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两书以全面恢复汉代经说古训作为创新的手段，采取了一种复古的形式，以否定杜注孔疏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清代考据学对《左传》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无论是资料搜集之全， 还是持论之平当公允， 以及对名物典章考辨之精审， 都雄迈前人这些成就不能不说是受到《总目》中《左传》研究的复古倾向、尊经思想以及重考据轻义理的学术思想的影响但由于《总目》中《左传》经学正宗思想，使得《左传》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被忽略了，清代没有出现从史学和文学角度来研究《左传》的著作，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也是《总目》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所致清代晚期，《左传》研究中突出义理之学的今文学派重新崛起，也与《总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文学派刘逢禄、康有为的《左传》研究成果影响深远刘逢禄著有《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他们关于《左传》的意见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即《左传》是西汉末刘歆伪作之书， 其目的在于推翻《左传》作为“传”的地位但是他们不再像汉代今文博士那样简单武断，而是把否定《左传》为经建立在周密考证的基础之上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 后序》中说：“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
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初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里千条，纵横皆合矣这种博求佐证、钩稽学说源流的考据精神和治学方法，应该说受到了 《总目》所提倡的征实考据之风的影响； “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说明康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收古文学派的观点， 这也与《总目》提倡的不守门户之见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参考文献：[1] 余嘉锡 . 四库提要辩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3]沈玉成，刘宁 . 春秋左传学史稿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4] 郭丹.《四库全书总目》 中的《诗经》批评[J].福建师大学报， 2002， （4） . [5] 梁启超 . 清代学术概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6][7]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8] 何海燕 . 从《四库全书总目》 看清初《诗经》研究之状况 [J].湖北大学学报，2005，（3）.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