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政治告别不了是国民责任梁启超告别政治，退守书斋，固然始于民国七年（1918 年），但他厌倦从政的感觉，却早在四年之前就有了最初, 他自信可以将袁世凯的行为纳入合法的议会政治的轨道，用 宪法和国会来约束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总是使他失望，他 所收获的除了一事无成，只有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梁启超在自我检讨时发现，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个书生,喜欢感情用事，缺少实际的参政能力，不适合参政一年多 来,虽然勉为其难，鞠躬尽瘁，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事，“吾 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花同时他也看到，现实中的 权衡、变通，的确非他所长，就政治权谋而言，他更不及袁 世凯这种在官场上泡烂了的人，他不仅过于理想化，而且太 天真，太幼稚，以为凭着自己的言论就可以造就理想中的政 治人物，简直就是妄想所以他表示：“故吾自今以往，除学 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 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 相切靡I靡!I ,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他曾有过退回书斋的打算，以为做国民教育，也是“莫大之天职”既然政治无望，他真就假馆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
但袁世凯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 的时代也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随着欧战爆发，日本野心膨胀, 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条》，以此要挟袁世凯，换 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此时的梁启超很难沉默，他不仅在筹安会成立一周后就公开表态，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且与蔡铐、汤觉顿等人策划了反袁护国的对策说「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他们约定：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去” 梁启超曾有过实现其承诺的机会他到上海后得知，父亲已于两个多月前去世，这既使他陷入了巨大悲痛，也给了 他一个脱离政治的理由那些天，他的确以守制为由辞去了 所有的职务记者追问他百日后的岀处，他告诉记者，他将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自效于国家或社会在他看来「非亟 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所以「军 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但现实政治毕竟与他还有某种 “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期然，他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 之中，甚至差点被汹涌而来的浊流所淹没不能安于缄默这种情形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应该是第一次，不过， 看上去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切实的教训他在护国战争结束后也曾想过急流勇退，不再参与政治，而且，为父亲守制不 弃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 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
结果，先是陷于府院之争， 希望调和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而不成，反而引发了张勋“辫 子兵”的复辟闹剧；此后，又有护法与威信之战，他则居中调 解，欲说服双方不可以兵戎相见在他不过是想“因应世界大 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但世人如何理解他的苦心？甚至他 的朋友都责备他“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他与 研究系的骂名则因支持北洋，反对国民党而一直背到今天仍 不能洗清能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他却为形势所鼓舞，总不肯放事实上，整个民国六年（1917年）他都在为国事而四处奔走，先是鼓吹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马君武联合国会议员三百余人通电全国，反对绝交、 参战，骂梁启超是“阴谋小人”；老朋友伍庄也为之痛心疾首, 他说「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 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 ”然而，反对者虽多, 并不证明他就是错的多年后伍庄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承 认「张勋既败，先生本不欲复岀，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 欲贯彻其主张，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卒之主张实现, 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先 生之功，不可没也他甚至有了一些惋惜「先生当时之志 愿尤（犹）不止此，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可 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不听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愿仍（乃） 伍庄所言只是原因之一，段祺瑞不肯带兵亲赴欧洲，更 重要的原因在于，此时的孙中山刚被召开于广东的国会非常 会议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指望着奋师武汉，直捣幽燕，遂 以“护法”为名，发动了南北战争。
这时，段祺瑞怎能听从梁 启超的劝告，带兵出国呢？他正要借此备战，扩充兵力，以 武力解决一直以来鞭长莫及的南方各省梁启超曾经建议， 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对币制进行彻底改革，整顿 金融秩序，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为出兵欧洲战场做准备， 结果却被段祺瑞利用来扩充军队，支持对南方用兵经此一 番挫折，梁启超总算对军阀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欧战结束 后，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感叹：“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 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 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 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 复辟，蹉跑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 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 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 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 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 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而岂料宣战以来，一年之 岁月竟为内订销（消）磨以尽，今千载一时之机已逸，更有 这一回梁启超真要接受教训了，他把自己关在天津的家 里埋头著述，“邈然几与世绝”,除了几个极要好的朋友、学 生，外人一概闭门谢客。
生活也变得更有规律「每日晨六时 前必起，十一时前必睡”,午前便属稿千余言，每天著书超过 两千言，几个月来，已陆续完成十二万言从夏天开始，他 每日分出一半光阴给孩子们，“为群儿讲学术流别”，并准备 讲解《孟子》闲暇之时，写写字、摩拿一下古钱拓片，也 觉得很有兴味晚饭时还要喝点小酒儿政界、军界的朋友 偶有相聚，则''专言学问，不涉政论”,甚至“数月来迄未与合 肥（段祺瑞）一通闻问，殊不欲作无谓之缘，以惹魔障”民国七年（1918年）双十节，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大总统， 不久，熊希龄等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呼吁南北停战，尊重 和平熊与梁交情很深，社会舆论都猜测梁一定参与其中 实际上，梁虽赞赏此事，却没有加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讲了三点理由：其一，大病新起，元气未复，不能太劳累;其二，有数种著述，经营多年，未能完成，都是由于政治的牵扰，现在打算终止政治生涯，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任何含 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加入；其三，此事能否成功，绝不 在其一人之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