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393饒 宗 頤國學院院刊 第二期 2 0 1 5 年 5 月 頁 3 9 3–401《浙江大〈左傳〉真偽考》淺野裕一、小澤賢二著，東京：汲古書院，2014 年 1 月 292 頁王小林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浙江大學所藏戰國楚簡《左傳》 （以下簡稱「浙大簡」）之真偽問題，在學者之間一直存有不同意見自從邢文在《光明日報》（2012 年 5 月 28 日以及 6 月 1 日第十五版「國學」欄目）發表長文，從形制、字體、內容等方面做了詳細的論述之後，學界就此簡的真偽問題似乎已有定論然而，時隔僅僅一年，日本學者淺野裕一與小澤賢二合著的《 浙江大〈左傳〉真偽考》 （2013 年 12 月東京汲古書院出版），重新將浙大簡的問題擺在了研究者面前該書分別從天文曆法學、易學、東洋史學、思想史學、古文書學、音韻學、古文字學等角度，對浙大簡進行了全面的探討，並一一解答了邢文的各項質疑最終提出了浙大簡並非贗品的見解鑒於該書有助於中國學者瞭解日本學者最新的楚簡研究成果，本文擬就其內容做一簡單介紹惟該書所涉學術範圍廣闊，議論亦頗為細緻複雜，而筆者學力有限，對此高度專業性的著作進行評介難免有粗略不周之處，在此懇請諒解。
首先， 《浙江大〈左傳〉真偽考》共由九個章節組成，具體內容如下：第一章 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左傳》釋文 （淺野裕一）第二章 《左傳》研究史 （淺野裕一）第三章 偽簡說之檢討 （淺野裕一）394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第四章 《春秋》及《左傳》的成書狀況 （淺野裕一）第五章 《左傳》的結構性寓意 （淺野裕一）第六章 浙江大楚簡《左傳》發現的意義 （淺野裕一）第七章 從傳世本《左傳》的天文曆法資料的 重新驗證看浙江大學楚簡的有用性 （小澤賢二）第八章 浙江大學戰國楚簡《玉勺》的書寫年 代 （小澤賢二）第九章 中國戰國時代文書文字考 （小澤賢二）從上述各章節的標題，我們已經可以看出，該書所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涵蓋了浙大簡所涉及的學術範圍這一點，與兩位作者的學術背景密切相關淺野裕一是中國哲學思想史的學者，於戰國思想著述甚豐近年來主要將精力集中在戰國楚簡的解讀和研究上，嘗試以此為基礎重審二十世紀以來有關先秦思想史所形成的各種觀點因此，在對浙大簡的討論中，淺野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該簡的訓釋、學術史價值以及思想史意義小澤賢二的研究則以天文曆法以及古籍整理見長，故而在該書中的三篇文章均以討論浙大簡的天文學以及文字學方面的問題為主。
兩位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特徵，在第一部合著《從出土文獻看古史與儒家經典》 （汲古書院 2012 年版）一書中已經得到了體現這次合作撰寫《浙江大〈左傳〉真偽考》一書，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一次將學術生命作為賭注的嘗試然而，全面準確地介紹《浙江大〈左傳〉真偽考》全書九個章節的內容實為不易，以下僅就筆者認為書中具有代表性的四個章節的內容加以簡介，借此希望讀者就該書的主要觀點有所瞭解並對其意義予以關注淺野裕一「偽簡說之檢討」 （第三章） ，承接第二章有關《左傳》研究史的討論，針對邢文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浙大藏簡辯偽」中所提出的各項質疑，一一提出了論證和反駁邢文的質疑基本上集中於浙大簡的形態與內容兩個方面例如，邢文以浙大簡無契口，無法編綴成冊並閱讀保存為由，推定書評395該簡為偽造簡淺野則認為該簡很有可能為經師門人所做之口述筆錄，乃練習過程中之產物就邢文對竹簡長短不一，不符合古制為由所提出的質疑，淺野認為並不符合事實因為，浙大簡完整簡之平均長度為 23.57 公分左右，邢文所指出的長短不一，實質上多短於平均長度，且均有殘損因此，邢文所謂偽造者未能統一長度，故而放棄偽造契口的推測也毫無根據同時，有關邢文以同一組簡中的第 86 與 87 簡為例所提出寬度不一的質疑，淺野亦以《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竹書（七）》中的數枝竹簡為例，認為此一現象不足為奇。
他強調戰國簡的出土範圍均集中在水澤與湖沼地帶，墓中的竹簡往往在水中浸泡超過兩千三百多年，因而，保存過程中所採取的急速冷卻和乾燥的方法，極容易造成竹簡寬度的不一另外，邢文指出，浙大簡中的短簡，即第 50 與 78 簡看不到任何切斷與殘損的痕跡，自始可能就是短簡，這種情況反映出製作者根本就沒有將竹簡編製成冊，作為寫本來使用的意圖故而此項亦可視作浙大簡為贗品的另一個證據對此，淺野認為，邢文的推測雖然合理，但如果其製作目的不是編製成冊，而是經師令門人所做筆記，屬於內部文書的話，邢文的推測亦難以成立邢文就浙大簡內容方面的質疑，首先是有關第十一簡中「晉侯問於士 [ 之 ] 弱問」所見「之」字的用法，邢文認為士弱顯然為人名，在其中加入「之」字顯然為偽造的痕跡而淺野則認為，浙大簡中存在大量如「得之」 、 「得」 、 「之」等類衍文這類衍文、衍字在襄公九年中有 79 例，襄公十年有 52 例，總數達 131 例，上三種衍文佔總體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與邢文所質疑「之」字相同的例子，也可以在浙大簡中看到例如人名「崔予」寫作「崔之予」等等淺野認為，這些例子恰恰可以看作浙大簡並非為了流通而製作的，屬於經師口述筆錄類的證據。
在完成之後未做任何加工，最終由於某種原因被作為陪葬品而埋於地下邢文的另一個質疑，是星體的名稱邢文以浙大簡中「是古 [ 故 ] 咮為鶉 [ 為 ] 火」與今本《左傳》中「是故咮為鶉火」之間的差異為根據，斷定偽造者因為不理解「鶉火」為由而在「鶉」與「火」之間加入了「為」 對此，淺野認為，396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為」字不可視為衍字，且浙大簡所依據的文獻的原文很有可能也如此而這種表達，與襄公九年（公元前 564 年）出現的天象有直接關係若以該書中小澤賢二的相關論述結合來看，浙大簡與今本《左傳》之間的差異，反而可以成為浙大簡作為文本較今本更為可靠的佐證除以上論述之外， 「偽簡說之檢討」一章還就邢文對浙大簡在天象、文字表達、易卦書寫以及碳素測定方面提出的質疑做了詳細的論證和反駁讀罷之後，深感對浙大簡真實性的認證，尚有許多商榷探討的空間，需要更多時間和更多學者來參與討論絕不能因一次性的判斷而錯釀遺憾淺野裕一「浙江大楚簡《左傳》發現的意義」 （第六章），在確定了浙大簡為真簡的基礎上，就其意義作了以下論述：首先，淺野認為浙大簡印證了春秋學的基本結構，至少在春秋末期至戰國初期之間已經形成因此，主張《左傳》為漢末劉歆之偽作的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以及追隨其觀點的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飯島忠夫的《支那曆法起原考》以及津田左右吉的《左傳的思想史研究》均失去了學說依據。
特別是，浙大簡對孔子素王說的印證，更加增強這一可能性其次，淺野認為，浙大簡也證明了《易經》至遲在春秋末期已經形成了與傳世本大致相同的內容其次，淺野以襄公九年穆姜的筮占記錄為例，從傳世本與浙大簡內容結構上的相似著手，對二者的關聯做了詳細的比較分析他認為，如果將浙大簡所記述的筮占方法（之卦、變卦）作為襄公同時代的記述看待的話，可以推測《易經》在春秋中期（公元前 648–527 年）的公元 564 年左右已經存在並形成了與傳世本內容相近的版本 《周易》這一名稱也應該在此時出現自然，也可以證明《左傳》至遲在戰國末期就已經撰成這一推測此外，淺野指出浙大簡的出現，也證明了天道思想形成的時間或者更早襄公九年因宋國發生火災，晉侯問士弱 「有天道得之」士弱則以古代火正之官根據天象（熒惑軌道侵犯心星或咮星的位置）管理火的出納，以及陶唐（堯）時代火正官祭祀觀測咮星書評397與心星為依據，說明和強調天道的存在以及國家正確觀測天象的重要性基於以上內容，淺野認為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中國就已經產生了天體運行主宰人間災禍的天道思想他特別指出，這種天道思想，並未以天人相關的形式，強調天道報應人的行為的善惡，突顯出的是天體運行單方面將禍殃降臨人間的思想。
所以二者之間的這種差異值得進一步研究在此章的後半部分中，淺野分別就《左傳》襄公十八年以及昭公三十二年中所見根據天象施用兵法的事例為線索，指出天道思想與以上天、上帝為基礎所形成的天人相關思想原來並非一體，而是獨立形成的思想浙大簡的出現，證明《左傳》可以作為與春秋時代同期史料看待的可能性他認為，通過《左傳》研究天道思想形成與展開的條件也基本成熟簡言之， 《左傳》在研究史的地位應該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提高小澤賢二「從傳世本《左傳》的天文曆法資料的重新驗證看浙江大學楚簡的有用性」 （第七章）一文，運用天文學資料論證浙大簡的真實性小澤首先站在與淺野相同的立場上，指出浙大簡襄公九年的天文紀錄顯示春秋時代的晉已經通過觀察熒惑（Mars=Red Planet）預測天道的災禍小澤認為，被質疑文字內容的浙大簡「是古 [ 故 ] 咮為鶉 [ 為 ] 火心為火」一文，應該是承接前文「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而這裡的「或」自古以來被作為副詞解釋這樣，導致該段文字的主語不清晰，文義亦不通順但是，若將「或」作為「熒惑」看待的話，意思則可解釋為「古代執掌火正之官，當熒惑軌道侵犯心星，或咮火星的位置時，對火的出納進行了嚴厲的管理」。
這樣一來， 「是古 [ 故 ] 咮為鶉 [ 為 ] 火心為火」，就可以解釋為「所以，咮星既可以看作鶉，亦可以看作火，而心星亦可以看作火」 前後之關係因此而更加明瞭清晰在以上推論的基礎上，小澤對《左傳》中所有歲星以及熒惑紀錄展開了全面的調查，最終發現，傳世本《左傳》在編連過程中存在隨意置換以及錯簡的問題，其中的日干支並未真實地反映原史料的年代小澤認為通過復原這些日干支的時間系列，反而可以令原史料的結構更為清晰而令這一嘗試成為可能，正是因為浙大簡的398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出現第七章中運用大量篇幅對中國天文史以及天文研究史上相關研究和圖表所做的討論縝密詳實，在此不能做詳細介紹，略感遺憾小澤賢二的另一篇文章， 「中國戰國時代文書文字考」 （第九章），從古代文字學的角度對浙大簡的真偽進行了論證本文首先以三分之二的內容對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字史進行討論，在就文字系統及其特徵予以整理和歸納之後，再將浙大簡置於其中進行分析為了使讀者對此文有較為具體的瞭解，先將目錄排列如下：1. 問題的提起2. 秦國文書考（一）秦國的兩種書體及身分制度（二）嶧山刻石正誤（三） 《史記》 「秦始皇本紀」所引「泰山刻石」正誤3. 東方諸國文書考（一）楚公文書（金文）所見科斗文字（二）齊公文書（金文）所見科斗文字（三）魏公文書（金文）所見科斗文字（四）中山王國金文所見科斗文字（五）戰國韓金文所見科斗文字（六）楚簡所見科斗文字（七）浙江大學藏戰國竹簡《左傳》之形制特徵（八）浙大《左傳》的出處4. 東方諸國的裝飾文字—論「鳥蟲體」5. 總結首先，在（1） 「問題的提起」一節中，小澤就古代中國的公文書的特徵做了如下四項歸納：一，將帝王命令傳遞給家臣以及民眾的「下達文書」。
二，帝王以犧牲祈求上帝救濟的「祈禱文」以及家臣向帝王呈奏的「上申文書」 三，各諸侯之間交換的盟書類「平行文書」四，上述「下達文書」與「上申文書」合為一體的「回書評399答請求文書」 在此基礎之上， 在（2） 「秦國文書考」中，小澤從文字及音韻的角度對「嶧山刻石」與「泰山刻石」的碑文進行分析，提出了兩種碑文雖非偽刻，但存有篡改之嫌的假設本文最重要的部分，是相對于秦文書而以 「東方諸國文書」 命名的文字系統所見「科斗」文字的考察小澤首先以一九五五年安徽壽縣出土竹形青銅器「鄂君啟節」為例，對其中特定文字中的「」 符號以及「偏、旁、冠、腳」附帶的「鳥」予以關注，參照《殷周金文集成》以及其他相關資料，指出了其來源與西周金文之間的關係然後，小澤就「鄂君啟節」的性質與古代交通行政的關係予以考察，指出「鄂君啟節」有可能是戰國時代楚地傳達統治者命令的「下達文書」，而且與詔敕類的性質相當基於此推測，小澤指出，通過「鄂君啟節」可以看到，在古代楚地使用的公文書，一方面繼承了東西周王朝的正書體，另一方面也承襲了侯馬盟書系統的楚系俗體文字同時，也在特定的文字上施以 「科斗」 以及 「鳥」 的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