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加坡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界说 论新加坡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界说 【作 者】李晔 【作者简介】李晔 东北师大历史系 长春 130024 【内容提要】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它以争取新加坡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提倡儒家思想，保持亚洲人价值观，强调合作精神，主张融会东西文化精华以创造新加坡现代文明国家这种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大致定型于六十年代中期，七、八十年代又有新的发展它是战后兴起的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是“融合型”民族主义，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民族主义，代表着新加坡的历史和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国际社会中也是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思潮和实践活动 【关 键 词】李光耀/新加坡/“融合型”/民族主义“二战”以后，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独立和发展，是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它的崛起虽然规模狭小，但却有着普遍的意义：一是它充分利用战后逐步形成的有利于东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形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非西方化的模式，即“政治集权化、经济自由化、文化群体本位”的现代化模式；二是在其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并增强着亚洲意识和东亚特色，创造了一种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新形态——以李光耀为代表的“融合型”民族主义，推动新加坡从开创民族独立大业到腾飞在东南亚的前列，并正在走向“伟大的小国”和成为“亚洲瑞士”。
笔者认为，这种现代化的“模式”和民族主义“新形态”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本文旨在探讨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界说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如果将李光耀的“融合型”民族主义思想作一概括，这就是：以争取新加坡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提倡儒家思想，保持亚洲人价值观，强调合作精神，主张融会东西文化精华以创造新加坡文明国家的理念与治国方略实际上这是一种服务于新加坡独立、生存与发展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新加坡的基本国情和战后国际环境是这种民族主义形成的条件和前提一是新加坡一百多年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新加坡自19世纪20年代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被日本侵略者强占，战后再次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长期备受殖民奴役、民族压迫之苦此间，新加坡人民一直开展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二是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各民族几乎都是外来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其中有三个主要的民族集团：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移民为开发、建设和发展新加坡的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也逐渐成为相对稳定的新加坡居民但也应该看到，新加坡的三大民族来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国度，其民族性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各族间的融合始终是新加坡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
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进入经济迅速发展、相对和平阶段此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新加坡与东南亚各国一样，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一群“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走上历史舞台，以其“融合型”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活动，推动着新加坡的独立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大略说来，新加坡“融合型”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60年代新马分离前后大致定型，70～80年代又有新的发展它是当代新加坡历史发展重要的一页李光耀是新加坡“一群受英文教育、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1〕的卓越代表，是这种“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创立者 他的思想发展和实践活动使这种民族主义得到成功的衍义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 他是祖籍来自广东大埔县古野乡的客家第三代华人的后裔，自幼便常听长辈人讲述客家人南迁的苦难故事，受到中华民族这只劲旅顽强拼搏悲歌壮剧的文化熏陶因为他是长子，家族长辈望子成龙，都很重视对他的培养他的祖父李云龙受过初级英文教育李光耀五岁进华文小学，8 岁进直落古楼英文小学12岁开始就读于莱佛士学院〔2〕 李光耀在少年时期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尤其是英文教育，这为其日后学习西方，广纳多方知识，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战”爆发后，李光耀密切关注战局他坚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认为“强烈的民族气质，往往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3〕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凶残狂暴，激发起他强烈的民族意识，他认真研读日本历史，以认识其今天和明天，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必然走向灭亡此间，李光耀有两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是在走过日军岗哨时因忘记鞠躬而遭到日军的毒打；一次是被日军当作“危险分子”抓走，因途中逃跑而幸免遇难那时，李光耀对日本法西斯充满仇恨，渴望获得独立日后，当他跃上政坛后，曾这样表露心态：“他们（指日本侵略者—引者注）曾使我以及我那一代人，决心要为自由而斗争，要解除奴隶性的支配和外国统治〔4 〕这段经历可视作李光耀民族意识的最初萌发日本投降后，李光耀去英国留学，开始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建构时期在英国学习四年，他不仅获得大学法科“双重第一荣誉学位”，名列榜首，而且取得在伦敦执业律师资格留学期间，他注重研究政治和西方现代化道路，着力探索马来亚民族独立的途径他阅读了大量的政治、法律书籍，研究过英国、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等国的立国模式，也涉猎过马列主义他同英国工党的一些领导人如威尔逊、摩根多普斯等时有接触，对费边社和英国工党某些人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表示赞同，但也考虑到马来亚的国情同英国不一样，不能完全照搬工党经验。
这时，他结识了一批马来亚留学生，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有吴庆瑞、杜进才等，即后来被称为一群“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经常聚会，参加东姑·拉赫曼亲王组织的“马来亚论坛”，主要讨论如何争取马来亚民族独立问题李光耀曾在该论坛作了题为“马来亚留学生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作用”的讲演，大胆预言殖民帝国主义在马来亚必将消亡，肯定马来亚留学生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队，认为如果这些知识阶层不能肩负领导重任，那么“在马来亚，再没有一个阶级具备更好的条件可以领导一个马来亚民族主义运动了”这表明，此种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特别提及如何妥善地接管政权，指出：“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协调第二个问题是发展一个统一的政治路线他以乐观态度看待民族的前途，他说：“我们已经看到马来民族主义的诞生，我们正在看到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初步运动马来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一个马来亚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马来人的、不是马来亚华人的、不是马来亚印度人的、不是马来亚欧亚混种人的，而是包括这个国家中各种族的马来亚人的他联系世界历史提出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即要“瑞士型”的，而不是“巴勒斯坦型”的，并强调说：“只有在我们马来亚同胞之中灌输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独立的主张，泛马来亚政党才能真正存在，马来亚人的领导才会出现。
〔5〕 四年的留学生活和广泛的社会接触，开阔了李光耀的政治视野，使其原有的民族意识逐渐升华为理性认识，初步形成了“融合型”民族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人称“东方家庭给了他传统价值，西方校园给了他现代观念”当时，李光耀及其密友们都自诩为“民族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憧憬马来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然后建设成一个自由、独立、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6〕他们的政治目标， 已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而是延伸到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正是为了把理想变为现实，李光耀等没有留在英国，而是选择报效祖国之路，先后回到新加坡，投身社会实践活动，酝酿组建政党李光耀深知政党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要靠强有力的政党他强调，党是“国家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就能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敌人，实现远大的政治目标〔7〕 经过两年多的孕育，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人民行动党宣言》指出，该党的宗旨是不使用武力而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宣言还说：“我们准备同真正关心我们国家获得真正独立的其他政党合作每一个公民，不论贫富，不论是主人还是工人，都会把人民行动党看作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宣言呼吁：“我们必须缩小财富分配不均，保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获得他们在工业和企业中的丰硕果实。
〔8 〕李光耀出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他宣布党的奋斗目标是要使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工作权，经济上得到充分的报酬，废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不平等的作法，对丧失工作能力的人给予社会保障，促进民族团结、自尊、自力更生和勤劳奋斗的精神从此，李光耀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党的纲领、主张相结合，成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而“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巨大的、能动的社会作用，也是通过人民行动党这个载体来实现在以后漫长的谋求独立与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后，或是在新加坡“成龙”之前或“成龙”之后，李光耀一直都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思考问题、提出设想、开展活动的，在人民行动党的方针、政策和治国方略中始终包含着相当浓郁的“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因素例如，在60年代建立马来西亚联邦过程中，李光耀反复强调要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主张执行非种族的方针他说：“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创造在世界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这种创造是我们民族主义者对求得生存和继续生存问题的回答马来西亚就是民族主义者为了缩短摆脱殖民主义走向独立的孕育时间而提出的答案作为中国移民的客家后裔，我坚信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
我愿意看到土著民族、达雅克人、杜松人、穆鲁人、马来人、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之间维持公正的利益均衡〔9〕当新马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恶化时， 人民行动党发起召开马来西亚团结团会议在会议决议中谈到：“‘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就是说，民族和国家不是支持任何个别社团或种族的霸权、幸福和利益的支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一理想，就意味着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教育和鼓励马来西亚的各个种族不以种族和宗教作为寻求政治联合的基础，而以共同的政治思想体系和共同的社会及经济抱负为基础，这种政治联合才是保证出现一个真正自由、繁荣、民族平等的社会的真实基础〔10〕后来，虽然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想失败了，但当新马分离以后，当李光耀的立足点和目光重新回到新加坡时，这种多元种族和睦共处的政治主张便开始成为现实，并显示了勃勃生机与活力又如：在70年代末以后新加坡文化建设中，弘扬东方文化的特色尤为显著这时，李光耀等人意识到，如不及时注意工业化后出现的文化失根，道德水平下降等问题，将会造成新加坡“80年代的危机”〔11〕首先是普及英语，母语衰落，导致传统文化流失、断裂英语普及为新加坡带来了经济腾飞，但英语至上的潮流又使年轻一代丧失东方文化传统与特征，又未掌握西方文化的精华，以致缺乏稳定的价值观念。
有学者指出，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只受英语教育，不习母语，丧失了接受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机会，结果造成文化上的退化、堕落和失根〔12〕其次是道德水准下降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思想也在新加坡泛滥，社会风气大变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将东方传统道德礼俗一概视为封建残余而弃之，如传统的社会公德和互助精神丧失，享乐主义开始盛行，家庭观念淡薄，敬老养老美德也被遗失等新加坡领导人看到了这种社会危机的严重性，重新思考文化建设问题他们从国家生存与发展角度看待文化失根，认为失去母语文化就是“失根”，就会丧失归属感与凝聚力，就会使新加坡成为东方社会中孤立的“洋化小国”，成为被西方同化的“伪西方社会”，即只有西方文明之表面无西方文明之实；虽是东方人，但已丧失东方社会特征和价值观念，成为不东不西的社会，这会导致亡国亡族李光耀说：“如果我们变成讲英语的社会，盲目地模仿美国人和英国人，而本身又缺乏基本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坦白说，我实在不相信这是值得我们塑造的社会或国家，更何况去保护它〔13〕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倡儒家思想，强调要保留东方文化价值，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来自东方文化”〔14〕，指出“只学英文愚不可及”，以“母语价值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