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区汉语学家对《论语》中“君子”的认识 如果从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汉学系开始计算，以德国汉学为代表的德语区汉学历史不过百余年虽然建制较晚，但是德语区汉学发展迅速，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在这时已经赶上或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据波兰汉学家魏思齐的统计，德国汉学界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就数量而言仅次于美国汉学，在欧美汉学界位列第二 在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德语区汉学对儒家思想的偏爱显而易见20世纪20年代之前，德语区汉学的研究甚至从未超出儒家思想的范围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着名汉学家佛尔克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1927-1938）是对中国先秦至近代思想史的一次全面概括，同时也是德语区汉学第一次把儒家之外的思想学派纳入研究范围随着上世纪东亚经济的崛起，德语区汉学家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儒家学说，他们除了关注现代新儒家、儒学与现代化等新热点，同时掀起了新一轮的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的研究热潮，引发新一轮的“孔子热”正如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教授、德国当代着名汉学家莫里茨（RalfMoritz）所言：“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独一无二，他站在跨越两千五百年之传统的开端，他的名字就是传统中国的符号。
德国当代政治学家、汉学家彼得·欧皮茨（PeterJ.Opitz）指出，《论语》虽然没有系统阐述这个概念，但是就“君子”重视何物和具体言行予以大量提示因此，分析“君子”概念必须汇总《论语》中分散各处的内容并加以归纳整理 德语区研究者以《论语》中论及“君子”的语句为基本素材，不过他们没有止步于相关材料的简单罗列、比较，而是从“君子”内涵的转变、什么人能成为君子、怎样成为君子、君子的形象等方面入手，分析“君子”的内涵与特性 一、“君子”内涵的转变 “君子”一词原本是西周、春秋时期对贵族的通称，象征个人的社会地位，如“君子所其无逸”（《尚书·无逸》）、“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尚书·秦誓》）中的“君子”随着社会变迁，春秋末年以后，“君子”一词逐渐成为对“有德者”的称谓《论语》里的“君子”既继承了它的原始内涵，即贵族或身居高位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道德高尚之人，而后者也是孔子赋予这个概念新的重要内涵 德语区研究者也注意到“君子”内涵从前儒家时代到孔子所处时代发生的变化奥地利汉学家许赖和（HubertSchleichert）指出，“‘君子’一词原本是对贵族的称呼，这个概念在孔子那里获得了伦理学意义上的含义”。
孔子不是使用“君子”概念的第一人，孔子之前的先秦文献中“君子”一词已经频繁出现；但是孔子对“君子”进行彻底改造，将“君子”变为一个具有道德内涵和意义的概念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家、韩裔学者李恩贞（Eun-JeungLee）也认为是孔子改变了“君子”的内涵她指出，孔子赋予“君子”新的内涵，“对孔子而言，只有受过教育、具备必要品德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政治职务，并被称为君子” 值得一提的是，《论语》的德语译者一般用derEdle或者其形容词形式edel翻译这个概念德语词汇derEdle旧指“贵族”（Adliger），后来延伸为“高尚的人”；形容词edel指“高贵的”或“高尚的” derEdle一词的内涵不仅基本上能与“君子”内涵相对应，而且更加巧合的是，它也经历了类似于“君子”的词义变迁少数情况下，译者也会选择derFürst（王侯，诸侯）或derHerrscher（君主，统治者）等其他译名，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论语·泰伯》）和“君子之德风”（《论语·颜渊》） 很明显，此三处“君子”均指“人君”，即统治者虽然derEdle旧时也有“贵族”之意，但是采用不同的译名能够提醒读者注意到此“君子”（居上位者）与彼“君子”（有德者）的差异。
与“君子”内涵变化本身相比，德语区研究者更加重视这一变化产生的影响，甚至把孔子对“君子”内涵的改造称为“孔子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这一赞誉并非言过其实，“君子”内涵变化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君子的条件不再是贵族出身，而是高尚的思想和正派的行为用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XuewuGu）的话来说，“在孔子的眼里，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划分等级失去原有的意义君子从一个社会范畴发展为一个道德范畴，道德成为君子的新标准这一点也成为德语区研究者的共识 二、君子的“候选人” 是否每个人都能成为君子？对于这个问题，《论语》没有提供明确答案，德语区汉学界在这一点上产生分歧德国哲学与文化历史学家左茨（VolkerZotz）指出，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君子，或者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完善自我个人通过“修己”克服随主体意识上升出现的自私自利，参与治理国家的公共事务，这就是孔子宣扬的“君子之道” 与左茨的观点不同，李恩贞明确指出，“孔子不认为每个人都能成为君子”，因为人有不同的类型，即孔子所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而且“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因此，孔子不会把那些智力有限、不渴望知识的人列为他的教育对象，也就是“困而不学”者，而那些“生而知之者”不需要他的教育——这两类人都超然于教育，《论语》对他们的称呼分别是“小人”和“圣人”位于“小人”与“圣人”之间的是不具天赋、但愿意通过学习获取知识的人，他们既有可能因为懒惰变成小人，也有能力通过不懈地努力接近圣人、成为君子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因此，能否成为君子掌握在个人自己手中，一切取决于个人承担的责任，取决于意志、自信和个人努力，个人和个人意志是成为“君子”的关键不过，李恩贞也指出，孔子以君子的德行为标准对所有人提出要求，“君子”既是孔子为人类树立的理想典范，也是可以达到的目标因此，她承认孔子学说的最终目标在于促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君子” 三、如何成为君子 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其出身成为君子，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君子呢？辜学武指出，成为君子并非易事，除了圣人、即天生的智者贤人，没有人天生就是君子，但是孔子相信，好学并具备学习能力的人能够成为君子 事实上，德语区研究者非常重视“学”对于君子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人只有通过学习才有可能成为君子。
（一）“学” 《论语》即以“学”字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欧皮茨据此判断“学”具有纲领性的意义 随着贵族阶层道德的衰败，贵族出身和贵族掌握的技能不再是成为君子的必然条件，这时，对学习的热爱成为君子的重要德行之一‘学’对于孔子而言是塑造性格的手段，是必备之条件，如若不‘学’便无法获得并长期保持君子必须具备的德行 左茨肯定“学”是君子生活的主要基调，孔子从未停止学习的脚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指出，在“学”的概念中，获取知识与提升道德融为一个过程：“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学”应该从家庭与社会的言行行为开始：“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生活和学习对“君子”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省身” 除“学”以外，《论语》中还有一个关键词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省身”君子必须坦率地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就是“省身”或者“内省”——在这个过程中君子需要思考实际上，“省身”（自我批评）也是君子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人的接触亦可能成为“省身”的动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至于“省身”的方法，曾参拟定了儒家“省身”的基本模式：“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重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针对“省身”，左茨特别指出需要注意的三点内容 其一，君子并非完美无缺他也有欲望和嗜好，也会错误评价事物但是君子希望自己变得更好，这个愿望使他区别于小人：“小人之过，必也文”（《论语·子张》）重要的是改正错误的意愿，“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无论别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积极还是消极的反应，都会在成为“君子”的过程中引起“内省”其二，“省身”不应该成为不付诸行动的借口：“季文子三思而后行 子闻之，曰：‘再，斯可亦’”（《论语·公冶长》）第三，关于“学”和“省身”，没有适合所有人的统一模式面对子路和冉有同样的问题“闻斯行诸？”（《《论语·先进》》），孔子的回答截然相反他没有提供一条抽象原则，而是一如往常地根据两位弟子不同的性格和情况给出不同答案 四、君子与政治 （一）君子的社会政治责任意识 辜学武指出，孔子理想中的“君子”不仅是道德完美无瑕的人，而且把恢复天下秩序视为己任没有这样的使命意识，读书人配不上“君子”的称号因此孔子才会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论语·宪问》）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把内在修养视为目的本身，不关心君子个人道德的对外影响辜学武指出，孔子要求君子在“修己”的同时，应当始终争取对社会、国家甚至天下施加影响君子在“修己”的过程中应当尽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道德完善、内心强大、有社会及政治责任意识的人 不过左茨认为，君子不必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每个人都能通过君子式的行为为社会做出贡献因为除了作为官员治理国家，君子还可以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为政”（《论语·为政》）的方式参与政治在春秋末期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之下，孔子宣扬“君子”为人类理想之典范、国家与社会之支柱，因此被他的竞争对手、特别是道家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不过李恩贞指出，孔子绝非一个空想家，既没有脱离现实，也从不沉溺于个人思索；他在可能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目标，以自身为表率教育众人，为成为君子而努力对孔子来说，君子不等同于官员，官员必须是君子，反之君子不一定必须担任职务不过，君子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应当担任职务、履行义务，而且“君子与君主一起构成统治的支柱”李恩贞从《论语》中发现担任国家官员的君子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对君主的忠诚，二是对道德的义务。
但是，对君主的忠诚和对道德的义务并不是总能协调一致因此，君子的义务不是被动地旁观，而应该积极地参与国家事务、勇于承担责任面对暴君、专制者，作为臣子的君子必须坚守道德准则、维持道德独立性然而，当面劝谏会引起君主的反感，君子必须准备好随时牺牲性命，或者退出公众生活、忍受贫寒简朴生活 君子具体应当如何应对暴君呢？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李恩贞在此分析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她指出，孔子思想与道家、法家形成鲜明对比 在欧洲语言中，道家代表无政府主义，它从根本上反对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因此道家很难发展出政治学说和国家学说；法家则要求臣民单方面服从君主，导致自我认识和自我调节的空间愈加狭小，政治必然走进死胡同与法家相反，孔子主动接纳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但是始终与现实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尽管在《论语》中孔子严厉谴责“无道”的诸侯，但他更多表达出帮助诸侯治理国家、实现“仁”的愿望即使孔子把他所处的时代看作是“无道”的时代，他也从未失去拯救国家的信念，而且他对自己的政治思想充满信心：“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 （二）君子的治国措施 孔子在很多地方谈到，治国是君子的责任。
那么，君子治国究竟有哪些措施？或者说，孔子的政治思想具体包含什么内容呢？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认为治国的首要目标是增加人口弟子提出“既庶焉，又何加焉”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富之”（《论语·子路》），对于弟子“既富焉，又何加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