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甫的古典目录学成就研究引言二十五史中原有艺文志的只有七部，清代康、雍以来，不断有学者以“记一代著述”为原则，为本无艺文志的正史补撰艺文志，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补志考志之风《陈书》《北齐书》《周书》本无艺文志，《隋书》虽有经籍一志，却是“记一代之藏书”而非“记一代之著述”徐仁甫为陈、北齐、周、隋四代著述分别补撰了《补陈书艺文志》《补北齐书艺文志》《补周书艺文志》《补隋书艺文志》四篇补志(以下简称四《补志》)，是补志风潮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徐仁甫及其四篇《补志》徐仁甫(190211-1988)，名永孝，字仁甫，以字行，四川省大竹县人，室名乾惕楼，其学问以经史为根柢，遍及文学、史学、目录学、小学、现代语言学等诸多领域徐仁甫于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任教近半世纪，一生笔耕不辍，代表作有《左传疏证》《史记注解辨正》《楚辞文法概要》《杜诗注解商榷》等，其名载入《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家》辞典[1]徐仁甫于1940年再稿了四《补志》，于1942年至1945年陆续发表在《志学》月刊上四《补志》创作时间集中，并且在著录依据、著录方法、著录格式、体例等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可看做是一个“补志系列”。
其中仅《补周书艺文志》为全稿，《补陈书艺文志》《补北齐书艺文志》《补隋书艺文志》三篇均为未完稿史志补撰风潮发展到清末，南北朝以外的历代正史都已补齐艺文志，学者们开始将补撰的目光聚焦于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代为八代著述补撰艺文志，除了可以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纪传中抄出相关信息外，还可以依靠《隋书·经籍志》和《南史》《北史》纪传，因为《隋书·经籍志》记载了秘阁所存的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代经籍，而《南史》《北史》纪传取材于八代正史和杂史一千余卷，其中也包括对八代著述的记载因此，总结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代著述可以有两种形式:第一，为《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代著述分别补撰艺文志;第二，为《南史》《北史》补艺文志，或进一步完善《隋书·经籍志》徐仁甫不满于将诸代艺文混合记载在一书之中的情况，遂采用第一种形式，分别为诸代补撰艺文志，他在《大竹县艺文志序》中说“正史之志典籍者，才四之一，逮清儒辑补，掇拾丛残，显然以彰，读史者为之一快，而梁、陈、魏、齐、周、隋诸代，虽有《五代史志》，混而不析，独嗟盖阙。
庚辰秋，余不自量，续而补之，于是二十四史无艺文之阙矣”[2]，可见他曾分别为梁、陈、魏、北齐、周、隋六代补撰艺文志，遗憾的是现在仅有四《补志》仍存，另外二《补志》或未成稿、或已亡佚，不得而知徐仁甫对自己的“补志系列”评价很高，认为从此“二十四史无艺文之阙矣”确实，经过了徐仁甫的补撰，二十四史中没有缺少艺文志的了但是，徐仁甫现存的《补志》毕竟不是全稿徐仁甫以后，又有1944年冉昭德《补陈书艺文志》，全稿现亦不存，仅存有《序》后又有杨寿彭《补陈书艺文志》[3]、蒙传铭《补北齐书艺文志》[4]、王忠林《补周书艺文志》[5]等五篇南北朝补志发表在1957年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第一集上，至此真正实现了“二十四史无艺文之阙矣”2、徐仁甫四《补志》的特点徐仁甫认为当时没有“析而不混”之作，其实不然实际上，梁、陈、魏、齐、周、隋诸代中“析而不混”之作已经有王仁俊《补梁书艺文志》、李正奋《隋代艺文志》，可能还有李正奋《补后魏书艺文志》，只是由于此三书长期以稿本或抄本形式存世，徐仁甫未得而见，故有此论除此之外的陈、北齐、周三代确实如他所说，还没有“析而不混”之作，仅在汪之昌《隋书经籍志校补》、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三部“混而不析”之作中涵盖了陈、北齐、周三代著述的相关信息。
与汪之昌、张鹏一、徐崇、李正奋相比，可以见出徐仁甫四《补志》的特点2.1与汪之昌相比汪之昌《隋书经籍志校补》补《隋书·经籍志》未收录的宋、齐、梁、陈代著述，著录依据仅为《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四部正史，体例上采用札记体，分为四卷，卷一大致为经部，卷二大致为史部，卷三大致为子部，卷四大致为集部，虽大致按四部分类法的顺序排列内容，但没有标明部类，且以人系书，若某人的著述遍及经史子集，则也只能同系于一条札记之下，因此无法严格按照四部分类法的顺序，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目录学之作与汪之昌相比，徐仁甫的《补陈书艺文志》从《陈书》《南史》纪传和《隋书·经籍志》、两《唐志》《日本国见在书目》《汉魏佚书钞》《玉函山房辑佚书》等文献中分别抄出陈代著述，著录依据更加完备体例上，以书名、作者标目，每条目下说明资料来源、与各目录书所录书名、卷数的异同，以及《隋志》是否收录，每一部类末总结数量，没有序言和提要，体例虽然简单，但已然是典型的补史目录的体例，比汪之昌书更加便于寻检徐仁甫《补陈书艺文志》是未完稿，仅成经部和史部的正史、别史、杂史、起居注、职官、仪注、刑法七类(1)，就经部和史部七类来看，徐仁甫的收书数量大大超过了汪之昌(2)，凡是汪之昌所有，徐仁甫均有，徐仁甫更比汪之昌多出42条，这是由徐仁甫的著录依据更广决定的。
其中“沈文阿《仪礼》八十余卷”“沈不害《五礼仪》一百卷”两条，二人虽都有收录，但置于不同部类，汪之昌置于卷一(其卷一大致为经部，卷二大致为史部)，徐仁甫则在史部仪注类中，可见汪之昌所用札记体的分类作用较弱徐仁甫之作收录更为全面，体例简洁，更便于考索，但未完稿，实为遗憾[6]2.2与张鹏一相比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也是增补《隋书·经籍志》未收书籍之作，主要补魏、北齐、周、隋代著述，轻南朝著述，全书仅录南朝梁人著述两条，在所补朝代上与汪之昌相辉映此书主要依《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本传著录，采用四部分类法，以书名、卷数、作者标目每条下引著录本条所依据的原文以及《北史》异同，偶有按语，是典型的补史艺文志体例与张鹏一相比，徐仁甫的《补北齐书艺文志》(完稿部分)、《补周书艺文志》《补隋书艺文志》(完稿部分)收书数量都更多，《补北齐书艺文志》(完稿部分)张鹏一有而徐仁甫无的1条，徐仁甫有而张鹏一无的32条;《补周书艺文志》中张鹏一有而徐仁甫无的4条，徐仁甫有而张鹏一无的104条;《隋代艺文志》(完稿部分)凡张鹏一有，徐仁甫均有，徐仁甫更比张鹏一多出31条这是由于徐仁甫的著录依据不仅仅有《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本传，还有《纪》及他人《传》以及《北史》《隋志》、两《唐志》、《通志·艺文略》《北堂书钞》《隋书·天文志》《隋书·律历志》、严可均《全后周文》等，即徐仁甫的著录依据更广。
但是，徐仁甫之作中也有条目与张鹏一的著录依据相同，是依据《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本传而来，但张鹏一却未著录，可见徐仁甫在文献爬梳上也更加细密[7]2.3与徐崇相比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基于汪士铎《南北史补志》，为《南史》《北史》补撰艺文一志此书虽然也将南北朝著述“混而不析”，但于每类之下先标明朝代，然后才系之以本朝条目，更便于检寻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全依《南史》《北史》纪传著录，没有参稽《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也不录《隋志》、两《唐志》等目录书所记与徐崇相比，徐仁甫四《补志》的体例、著录条目的句式、每部类后总述的句式与徐崇相同，可见，徐仁甫受徐崇影响颇大但二者在类目设置上存在些许不同，徐仁甫于经部列“五经总义”类，而徐崇将“五经总义”类与“论语”类合而为一“论语并五经总义”类，史部分类或也略有不同由于著录依据更加完备，徐仁甫所收书的数量超过徐崇，《补陈书艺文志》(完稿部分)中徐崇有而徐仁甫无的3条，徐仁甫有而徐崇无的28条;《补北齐书艺文志》(完稿部分)中徐崇有而徐仁甫无的2条，徐仁甫有而徐崇无的12条;《补周书艺文志》中徐崇有而徐仁甫无的6条，徐仁甫有而徐崇无的58条;《隋代艺文志》(完稿部分)凡徐崇有，徐仁甫均有，徐仁甫更比徐崇多出17条[8]。
2.4与李正奋相比李正奋《隋代艺文志》专补隋代著述，改变了此前隋代艺文总是与南北朝艺文“混而不析”的情况此书依著录，著录依据广泛，采用四部分类法，以书名、卷数、作者标目，小字注明著录依据和他书不同之处，每部下介绍本部分类，每类后总述部数卷数及存疑情况该书在稿本的基础上删繁就简，无提要，仅在必须处征引著录依据原文或加案语，体例十分简洁李正奋《隋代艺文志》成书后，长期以稿本形式流传，徐仁甫很可能没有目见，因此两人的行为可谓不谋而合与李正奋相比，徐仁甫的《补隋书艺文志》(完稿部分)收书数量较少其原因之一是徐仁甫的著录依据少于李正奋，如依靠《经义考》，李正奋多得“王通《赞易》”、“王通《论礼》”两条，依靠《毛诗正义序》，李正奋多得“刘焯《毛诗义疏》”一条，依靠《直斋书录解题》，李正奋多得“李孟悊《古礼疏》”一条其原因之二是徐仁甫对《隋书》《北史》纪传、《隋志》、两《唐志》搜罗不尽，如遗漏“刘佑《归正易》”、“临恭孝《孔子马头易卜书》”两条但是，有些条目缺失的原因并非徐仁甫的遗漏，如“顾彪《古文尚书音义》”，李正奋依《旧唐志》著录，查《旧唐志》记为“顾彪《古文音义》五卷”，而徐仁甫于“《今文尚书音》一卷”后记“两《唐志》作古文音义五卷”，疑认作一书。
再如“鲁世达《毛诗音义》”，李正奋依两《唐志》著录，徐仁甫于“《毛诗并注音》八卷”后记“两唐志作《音义》二卷”，疑认作一书其原因之三是二人收录标准不同，这是造成徐仁甫与李正奋著录差异的最主要原因由李正奋《隋代艺文志》书前《凡例》可知，该书收录隋代著述的标准和方法有二:第一，若其人《隋书》有传，即采其隋时著述;第二，凡曾仕于隋而不仕于唐的即记为隋人，录其著述也就是说，李正奋之书名为“隋代艺文志”，实际上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隋人著述志”而徐仁甫《补隋书艺文志》收书标准如何?徐仁甫此文无《凡例》，且为未完稿，但四篇《补志》既然可看做是一个“补志系列”，就可以结合四《补志》中的唯一完稿《补周书艺文志》一同考察收书标准《补周书艺文志》中李正奋记为隋人，而徐仁甫不记为隋人而记为北周人的有:沈重、姚僧垣、萧圆肃、明克让沈重、姚僧垣、萧圆肃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梁、周度过，入隋三四年而亡，其著述多成于仕梁、周之时，《隋书》无传，因此徐仁甫依《隋志》及《周书》《北史》纪传，将其著作录入《补周书艺文志》明克让虽由周入隋，但仕隋长达十四年，《隋书》有传，曰“著孝经义疏一部，古今帝代记一卷，文类四卷，续名僧记一卷，集二十卷”[9]，李正奋依此著录，而徐仁甫则依《周书·明帝纪》和《北史·明克让传》“周武帝即位，为露门学士，令与太史官属定新历”[10]，仅著录明克让作于北周时的《周武成历》。
徐仁甫《隋书艺文志》仅成经部易、书、诗、礼、乐五类，未及经部孝经类、子部佛家类和集部，若完稿，所收明克让书当与李正奋相近由此可见，徐仁甫《补隋书艺文志》完稿部分收书数量之所以少于李正奋《隋代艺文志》相同的部分，是因为徐仁甫所录为“隋代所成之书”，而非“隋人所著之书”李正奋录“隋人所著之书”，又将“隋人”界定为包含死后追封在内的“仕于隋而不仕于唐”之人，收书范围更广，因此收书数量多于徐仁甫同时，李正奋在辨别撰者年代时缺乏严密的考证，有时会出现失误，如误将宋人庾蔚之认作隋人，多收“庾蔚之《礼论钞》”“庾蔚之《礼问答》”二条徐仁甫收录了李正奋未收条目8条，可与李正奋之书互为参考[11]综上所述，徐仁甫创作四《补志》是为了分别反映陈、北齐、周、隋代著述的情况，徐仁甫从《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纪传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等文献中分别抄出陈代著述、北齐著述、北周著述、隋代著述成四《补志》，依四部分类法排列，以书名、卷数、作者标目，并在每一条目下标明此条的著录依据，用简洁的语言记录各书目、纪传、辑佚书对此条内容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