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官方学界对王夫之的认识摘 要： 清代学术界对于同为清初巨儒的王夫之的认识，明显要晚于顾炎武和黄宗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乾隆时代的官方学界对王夫之没有认识受到学术风气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乾隆时期，王夫之被官方认定为经学家通过考察《四库全书》著录王夫之著作的过程，以及提要里的评价，可以看出当时官方学术界对王夫之的态度由此，亦可了解清代王夫之学术被逐渐接受的过程，进而全面地认识王夫之及其思想 关键词：王夫之；四库全书；诸经稗疏；官方 虽为清初三大儒之一，王夫之的名声迟迟在道、咸以后才逐渐升起在学术繁荣的清高宗乾隆朝，王夫之的名气远逊于顾炎武和黄宗羲二人众所周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及邓显鹤、郭嵩焘等其他湖南知识分子的提倡下，王夫之不但最终于清末享祀文庙，而且其著作也被广泛搜集整理、刊刻印行由于在清朝气运逐渐衰落的时代，湖南人才力挽狂澜，王夫之这位湖南乡贤有机会成为华夏儒生的榜样然而，清代官方学术界对王夫之的认识以及评价，事实上并非始自道、咸、同、光之间在乾隆年间，官方学者已经对王夫之的学术有所了解，并将其几部著作收录于《四库全书》 ，同时撰写提要评骘得失虽然这种了解并不如我们今天这般深刻，但通过考察相关学术史，无疑能够深化对王夫之思想在清朝学术史上形成和接受历程的认识。
一、湖南巡抚采进本考论 现在据《四库全书总目》 ，以及留存至今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等等文献，可以得知乾隆年间开四库馆所收录的王夫之著作有《周易稗疏》四卷附《考异》一卷、 《书经稗疏》四卷、 《诗经稗疏》四卷、 《春秋稗疏》二卷，凡四种；另有存目两种，分别是《尚书引义》六卷和《春秋家说》三卷揆诸《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著，经馆臣评介的王夫之著作一共六种，且皆为湖南巡抚采进本因此，应当首先考察清楚湖南巡抚所采进是什么版本，以及进呈王夫之著作的湖南巡抚是何许人也 据晚清时代王夫之后人王之春编订的《王夫之年谱》载：“公（王夫之）生平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门人，书成因以授之，藏于家者无几焉 ”①直到王夫之去世后十二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宜兴潘宗洛提督湖广学政，延王夫之之子王??入幕，才从王??处得观《思问录》 《正蒙注》《庄子解》 《楚辞通释》诸书这说明王??已经开始在为王夫之著作进行相关的收集整理工作另据晚明政治人物蒙正发之子蒙之鸿所撰《蕉畦先生传略》所载：“其后修葺草堂，奉遗书付剞劂，梓以行世者， 《正蒙》诸书十余种虽于船山太先生之著述仅刊十一，可与善读者窥正学一斑②足以见得王??为传承家父之学所做的工作。
提督湖广学政潘宗洛通过王??提供的王夫之《行述》 ，对王夫之的生平与学术形成大致的了解，并根据王??所述为王夫之作传潘传中所提到的王夫之著作，应该就是当时已经有所整理且有条件读到的，其中有“《四书大全说》 ，《周易内传》 、 《外传》 、 《大象解》 ， 《诗广传》 ， 《尚书引义》 ，《春秋世论》 、 《家说》 ， 《左氏传续博议》 ， 《礼记章句》 ，并诸经稗疏各若干卷，又作《读通鉴论》三十卷， 《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得失之故，制作轻重倚伏之原又谓张子之学切实高明，作《正蒙释义》一卷，与前《思问录》内、外编，互相发明，以阐天人性命之旨，别理学真伪之微又以文章莫妙于《南华》 ，词赋莫高于屈、宋，故于《庄》 《骚》尤流连往复，作《庄子解》 、 《庄子通》 、 《楚词通释》 ，又著《搔首问》 、 《俟解》 、 《噩梦》各种，及自定诗集，评选古今诗， 《夕堂永日绪论》 ，注释《老子》 、 《吕览》 、《淮南》各若干卷 ”③据此可知，供职于康熙年间的学政潘宗洛业已知道王夫之的学术成果丰硕由于潘宗洛是本王??之说作传，所以亦可以推知传中著录的这二三十种著作在王氏子孙手中似已成卷帙 王??的《行述》为潘宗洛作《船山先生传》提供了有关王夫之的资料，而潘传问世最早，遂又成为后代为王夫之立传者之原始材料。
乾隆年间，湖湘学者余廷灿也曾为王夫之作传，传中对其著作的著录如是：“乃著《读四书大全说》 ， 《周易内传》 《外传》 《大象解》 《诗广传》 《尚书引义》 《春秋世论》 《家说》 《左氏传续博议》 《礼记章句》 ，并诸经稗疏各若干传（卷） ，作《读通鉴论》三十卷， 《宋论》十五卷， 《庄子解》 《庄子通》 《楚词通释》 《搔首问》《俟解》 《噩梦》各种，又注释《老子》 《吕览》 《淮南》 ，评选古今诗各若干卷 ”④将余传与潘传相比较，不难看出余传在著录王夫之著作时基本上全部沿袭潘传，唯字句上微有损益，读来似更加简洁明了同时，这也揭示了从康熙年间潘宗洛作《船山先生传》之后到乾隆中后期，似乎并没有其他王夫之著作整理刊布，仍旧是早先由王??等王氏后人搜汇整理的那二三十种余廷灿是长沙府人氏，作为湖湘本地学者尚且对乡贤著述没有更深的认识，遑论湖湘地域之外的士人了 据《年谱》所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 ，诏开四库书馆，搜采遗书公所著《周易稗疏》 、 《周易考异》 、 《书经稗疏》 、 《书经引义》 、 《诗经稗疏》 、 《诗经考异》 、 《叶韵辨》 、 《春秋稗疏》 、 《春秋家说》 ，均得进呈，奉旨列入《四库》 。
”⑤这一点可以与流传至今的《四库全书》及相关文献参证一般来说，在《四库全书总目》并不会标明收录书籍的版本信息，仅仅标注该书的采进途径王夫之的著作由湖南巡抚采进，那么必定是湖南人氏所贡献通过考察康熙、乾隆年间学者对王夫之著作的著录情况，可以大概得知??时王夫之的著作刊布甚罕，除了王氏家族自己整理的版本，似无其他版本流传于世间因此，清高宗诏访遗书，湖南巡抚所采进的版本应该与潘、余二人所著录者同出一源，均为王??等后人收集整理的版本 在《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湖南地区进呈书籍并非一蹴而就的湖南区域的搜书、进呈工作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最初由湖南巡抚梁国治主持，湖南学政褚廷璋等人实际操作据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褚廷璋的奏折中所言：“与抚臣梁国治面商，于各州县志人物传内摘取所著书名，饬各该州县官访购；志乘不载之书，请本家子弟自行呈送并设局省城，专派明白教官，将陆续送局书籍先为详看 ”⑥不难看出，当时采访遗书的主要线索是地方志的著录，地方志没有著录的就只能靠本家子弟主动呈送 然而清廷在湖南搜集书籍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直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才有第一批书籍呈送朝廷，时梁国治已经调离湖南巡抚的职位，由觉罗敦福任护湖南巡抚。
敦福在进书的奏折上写道：“湖南省地处偏隅，藏书不及湖北前抚臣梁国治屡经出示搜罗，据各属呈到书部，率多习见，且有残阙，仅选二十四种，内有应行抄录者，委员设局监抄因奉命入都，未及抄完奏进，移交到臣臣随督催抄竣，发还原本又据各属购觅，续得六种，共计三十种，会同学臣褚廷璋磨对清楚，装潢成帙，现将各书赍送四库全书处查收，以供采择 ”⑦敦福这份奏折本应有一份进呈书单，但是笔者未曾看到敦福进呈书籍并非一次，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敦福再次奏进书籍这次的奏折中附录了进呈清单，然而目录中并没有王夫之的著作⑧之后各地方进献书籍活动的高潮已过，现存档案中再没发现有关湖南巡抚进呈书籍的信息，也就是说湖南省的献书行为应该只有两次 《年谱》中讲到乾隆三十九年王夫之的著作得以进呈，列入四库如果记载时间准确的话，那么必非梁国治在任时所能进呈因为据史记梁国治在乾隆三十八（1773）年末就已接调离了湖南巡抚任，赴京供职⑨如此，基本上可以认定王夫之著作由觉罗敦福采进至四库馆既然在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的那次进呈中，清单上明确没有著录王夫之的著作，也就可以肯定敦福在乾隆三十九年二月的第一次进呈中，已经把王夫之的著作收录于内。
关键性的证据即是敦福奏折中所写的“续得六种” ， 《四库采进书目》中“湖南省进呈书目”所登记的王夫之著作亦为六种⑩，这正与现存《四库全书》中所著录的王夫之著作数量相等由此可以推知，王夫之的著作正是由时任护湖南巡抚的敦福于乾隆三十九年二月采进至四库馆的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现存《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所辑录的诸篇提要中，也没有发现王夫之著作的踪影或许是由于王夫之之著作提要尚未收入其中，或许是由于王夫之著作提要并没有在彼时撰就（11） 正如今日所知，王夫之著作虽有被收录于《四库全书》者，亦有被禁毁者通过检索《清代禁毁书目四种》 ，可以发现王夫之的《船山自定稿》 《五十自定稿》 《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 《夕堂戏墨》 《船山鼓棹》 《五言近体诗》《七言近体诗》 （12）被列入“外省移谘应毁各种书目”当中从上述八种书目来看，大多属于王夫之创作的诗文作品身为前明遗民，诗文作品中对满清政权有所怨词似在情理之中在为纂修《四库全书》而进行的地方征书活动中，查禁违碍寓意于其间地方督抚在进呈书籍之余，更是着力于查禁有损清朝统治的文献将上述八种著作划归违碍之列的人，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时任湖南巡抚的刘墉。
在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巡抚刘墉的奏折所附清单里，可以看到上述八种著作被提请查禁（1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刘墉在标注作者姓名时写的是“衡州王而农著” ， “而农”是王夫之的字一般情况下，在官方文件里著录书目署名应为正名，实际上在刘墉的奏折中对于其他人也的确署上了正名由此可以看出身为当时名臣的刘墉亦未能详考王夫之的具体情况，似不知道“而农”乃其字而非其名除此之外，在留存至今的相关档案文献中很难再找到关于对王夫之著作禁毁的记载然而清廷查禁违碍书目有一条重要的标准，即明季野史不用“国朝”年号而用“弘光” “隆武” “永历”等南明年号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王夫之笔下有《永历实录》等涉及南明历史的著作，但是在清朝严密的文网下并?]有相关查禁记录，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些著作在当时并没有整理刊行，更没有被大范围地传播，以至于地方的学人、官吏不甚知晓 二、 《四库提要》对王夫之著作的评价 在潘宗洛所作的《船山先生传》中，王夫之的诸经稗疏似乎并没有《读四书大全说》 《周易内外传》等著作重要，甚至连书名和卷数都怠于详记，仅以“诸经稗疏若干卷”一笔带过后来的余廷灿亦是如此，宁肯花费大量笔墨在传记中誊录《张子正蒙注》的序，也不肯详细载明诸经稗疏的书名和卷数。
通过潘、余两人所作的传记可以看出，康熙朝的潘宗洛读过《思问录》 《正蒙注》 《庄子衍》 《楚辞通释》四部著作，尤其表彰王夫之的性理学问；乾隆朝的余廷灿，则更青睐于《正蒙注》 、 《思问录》诸书，特别强调王夫之与张载学术之间的关系 然而，与之不同的是， 《四库全书》收录王夫之著作四种、存目两种，都归入经部收录的四种，正是“诸经稗疏”中的四种根据前面征引的褚廷璋奏折内容来看，地方官员以人物传记为线索按图索骥来寻访遗书如果这个原则被真正切实遵循的话，地方官员不可能看不到潘宗洛《船山先生传》里所著录的书目何况王夫之因功名被登录在地方《选举志》中，并且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被请旨升入乡贤祠，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可以看出，在征书、献书，以及收录入《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王夫之那些精研性理之书以及史论诸书等似乎被有意地避开是故，在《四库全书》的修纂过程中，王夫之始终以一位经学家的面貌示人，而身处庙堂的馆臣也认定王夫之是一位隐居乡间的经学家 馆臣为王夫之著作撰写提要，基本认同其学问征实不诬从体例上看，无非是从书中举出几处例子，来证明著述具有根底，不是空言；同时再提出一二处不妥之论，以示瑕不掩瑜既然馆臣以经学家来看待王夫之，那么馆臣对于其著作便不能不本着经学立场来评价。
关于这一点，不妨就收录各书的提要分别来看 在《周易稗疏》的提要中，馆臣认为其“大旨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玄妙，附合老庄之旨” （14） 从这点来看，是符合乾隆时期主要学术风尚的乾嘉时代的学术，提倡实事求是的汉学考据，摒弃宋明理学的空谈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