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偏旁字源》研究 摘要释梦英《说文偏旁字源》因正林罕《字原偏旁小说》错简而作，北宋初年成书，咸平二年刊刻于石传世本今存但少见，石刻本成为该书最直接的实物证据书中以篆文书《说文》540部首，每字下加楷书注释，或为篆文偏旁楷定字，或为楷书注音字，后附梦英自序及郭忠恕答书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说文》部首字样书，为建立汉字偏旁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汉字部件及字原发展、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书中蕴含着较丰富的语音、文字等信息，值得深入探讨不论传世本还是石刻本，后代学者对其体例认识不清，内容得失褒贬不一，有必要结合具体文献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客观评判，以发挥其应有的辞书史和辞书学价值关键词宋代梦英《说文偏旁字源》字书体例内容得失辞书史唐代开始出现专门研究《说文》部首的字书，对后世汉字部件及字原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唐李阳冰之侄李腾《说文字原》是最早利用《说文》偏旁部首探究字原的著作，惜其已亡佚其后，后蜀林罕撰《字原偏旁小说》三卷，《郡斋读书志》后志（以下简称《书志》）卷一《英公字源》条引郭忠恕评价曰： “今点检偏旁，少晶、惢、至、龟、弦五字，故知林氏虚诞误后进，其《小说》可焚表明此书缺点甚多，宋人已现批评之声。
宋代释梦英撰《说文偏旁字源》（以下简称《说文字源》）一卷，又称《篆书说文目录偏旁字源》《英公字源》《梦英字原》等，《书志》引郭忠恕谓“梦英因书此以正林书之误”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说文》部首字样书，为汉字偏旁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汉字部件及字原发展、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书中蕴含着较丰富的语音、文字等信息，值得深入探讨由于后代学者对其体例认识不清，内容得失褒贬不一，有必要结合具体文献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客观评判，以发挥其应有的辞书史和辞书学价值一、 梦英及《说文字源》之成书梦英未见传记传世，史籍也缺载其信息，因此只能靠零星资料了解其生平姜聿华（1992： 319）记“梦英为北宋初和尚，人称英公大师、宣义大师，又号卧云叟，南岳人”明《书史会要》云： “释梦英，号卧云叟，南岳人与郭忠恕同时，习篆，皆宗李阳冰英公喜篆文，《书志》云： “梦英通篆籀之学他深得阳冰笔法，有“阳冰死而梦英生”之誉，《说文字源梦英自序》云： “自阳冰之后，篆书之法，世绝人工，唯汾阳郭忠恕共余继李监之美，于夏之日、冬之夜，未尝不挥毫染素，乃至千百幅反正无下笔之所，方可舍诸及手肘胼胝，了无倦色同书《郭忠恕致英公大师书》云： “飞杯容许于醉狂，结社不嫌于心乱。
共得阳冰笔法，同传史籀书踪这些记述表达了二人通过艰苦卓绝的书法艺术实践而继承阳冰书风，复兴篆籀的追求和决心凭借保留下来的碑书真迹如《篆书千字文》《十八体篆书碑》等，可窥知梦英篆文书法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有助于科学认识《说文字源》的书写内容梦英篆写时儒所刊定《说文解字》之540部首，撰成《说文字源》一书，每字下以楷书注释，其中偏旁字注音系由梦英、郭忠恕共同完成何山 2015）回顾北宋乾德五年（967）《十八体篆书碑》，刊刻内容除时人赠英公之诗作外，还包括《说文字源》所收载的郭忠恕致英公大师之书函，由此可推断，《说文字源》完成时间不会晚于乾德五年，路远（2008： 512）据此将成书时间定为北宋初年，可从书中所附自序及郭忠恕答书，表明了英公撰作此书的基本意图： 一是纠正林罕《字原偏旁小说》之错简，二是自序所谓“使千载之后，知余振古风、明籀篆，引工学者取法于兹也”之初衷因此该书作为重要的偏旁类工具书，对探究汉字构件及字原的渊源关系、演进规律及篆体书法等都大有裨益二、 《说文字源》版本及体例（一） 版本情况《说文字源》在流传中形成传世本和石刻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书志》后志卷一、姜聿华（1992： 319）等古今书目提要类著作均有著录，或未提及版本情况，或言是书今存，但版本情况不详。
后者有不同题名，如《梦英说文字源》《说文偏旁字源碑》《宋梦英偏旁篆字》《说文偏旁字源并自序及郭忠恕答书》《偏旁字源目录及郭忠恕书》《偏旁字源》《宋六书偏旁》等宋代以来的金石书如《宝刻丛编》卷七、《宝刻类编》卷八、《石墨镌华》卷五、《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二、《关中金石记》卷五、《陕西金石志》等均以跋尾形式著录，《八琼室金石补正》（以下简称《八琼室》）卷八七、《金石续编》卷一三则采用碑文移录加跋尾的形式著录，这种据原刻文字转录而形成的文本称为石刻移录本各题跋内容主要是对其篆楷书法、字原分部与次序、篆字异形、注释体例、音读错谬等进行分析说明石刻著录书都将该碑刻立时间标为北宋咸平二年（999）六月十五日，与建碑时间一致关于勒石地点，梦英《自序》云： “今依刊定《说文》，重书《偏旁字源目录》五百四十部，贞石于长安故都文宣王庙明赵崡《石墨镌华》等记《宋梦英偏旁篆书》在西安府学，碑原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宣王庙与西安府学实现了主体功能的转换，所幸的是，《说文偏旁字源碑》得以保存下来，成为该字书最直接的实物证据另有拓本行世，以北京图书馆金石组（1989： 2）《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所收碑拓为佳。
由于传世本难以见到，石刻本《说文字源》就是可资利用的直接研究材料二） 内容编排体例《说文字源》内容板块包括篇首、说文字原目录和梦英自序等，学者们对整书内容编排体例认识的分歧主要是注音体例如清毕沅《关中金石记》认为“《说文偏旁字源》于每字下各注一音”，姜聿华（1992： 319）亦认为“每字下皆附音释”，其说均有违事实细考碑拓540个篆文偏旁下的楷注文字，其体例实分三种情况： 一是以通行楷书转写对应的篆书字原，共有312字（作者按： 《八琼室》跋尾认为“ ‘包下注‘误多一‘音字”，故本文未将此例纳入注音范围）如“”下书“角”，“”下作“乃”等二是楷书注音字，共计225字（作者按： 因“辵”“舁”下的注音字泐蚀难辨，故本文实际统计分析了其中的223例）标音者采用了两种注音方法： （1） 直音法，共13例（如篆文“癶”下注“音拨”，“覞”下标“音耀”等；或省“音”字，如“誩”下注“竸”，“”下注“乖”）2） 反切法，共210例（如篆文“廾”下注“巨恭”，“爨”下注“七乱”等）3） 既以楷书转写偏旁字原、又加楷字注音的共3例（篆文偏旁“乚”“”正下方为对应的楷书转写字，左边分别书“于谨”“胡米”反切注音；偏旁“甾”下为楷书“”字，当为《说文》古文“”的楷定字，右边注音切“方九”）。
因此，《说文字源》并非每字注音，而是有选择性的搞清内容体例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三） 石刻移录本文字问题碑石易风化，文字易泐蚀，加之字形辨认或存偏差，碑文转录中文字错误难以避免核之《说文字源》碑拓，《八琼室》卷八七、《金石续编》卷一三两石刻移录本的楷书注文均存在误录、缺脱等问题，现分类校补如下1. 误录形近字碑拓篆文“（廴）”下本为楷书反切注音“弋忍”，《唐韵》《广韵》该字读作“余忍切”，两种反切的切上字音值相同，所切字音相合；只是原碑“弋”字稍泐，但仍可明辨；《金石续编》录作“戈”，字形不一，切音也不合，形近而误碑拓“（朿）”下注“千赐”，拓本“千”字清晰，《八琼室》录作“于”字下“牛巾”之“巾”《八琼室》录作“巿”，亦系形近误录，反切读音也随之不合于被切字这样的情况两书共有近20处2. 避讳改字碑拓“（）”下注反切“丘於”，切上字《八琼室》《金石续编》均未照录原刻“丘”，而录作“邱”，虽读音相同，但字形有异乃因清代避孔丘讳，遂加构件“阝”于“丘”而成“邱”字3. 误辨微泐字碑拓“（太）”下有注音字“他”，反切下字稍泐，右边明显为构件“页”，左边只留部分痕迹，较难确定是何形体《八琼室》《金石续编》均录作“頞”，但其音韵地位与被切字有较大差异，同《广韵》“大”之徒盖切、《集韵》他盖切等也不吻合，证明释读有误。
细审字形，其左部残留笔画走势非构件“安”，而与石刻“亥”的写法非常接近，根据碑刻文字书写规律和整字轮廓，我们认为“”实为“颏”字他颏”“徒盖”“他盖”三反切所表声韵相同，与被切字“太”的读音完全一致《说文字源》所拟字音实质是通过同音变换韵书反切上下字而得文字泐蚀残损乃碑刻文献的常见现象，也是文献整理的难点所在，需要结合碑刻学、文字学、书法学、语音学等相关知识，综合分析，理性判断，方能得出正确结论4. 录作碑文原字的异体字碑拓“殺”字下注反切“所扎”，切下字拓本清晰作“扎”，《八琼室》录作“札”古代写本文字构件“扌”和“木”常讹混不分，《八琼室》为摹刻本，亦循此通例故“札”为“扎”字异体，两者语音相同5. 文字缺录碑拓“倝”字下注反切“工安”，其中“安”稍泐而基本可识，《八琼室》《金石续编》均缺录，当补拓本“麤”字下本有反切注音字“七吾”，而《八琼室》《金石续编》均只录作“麤”，脱录注音字，与原刻不符6. 文字讹刻拓本“囪”字下注反切“义江”，而《广韵》为楚江切或仓红切，《集韵》为初江切或麤丛切碑刻与韵书反切上字不同，所切字音声母迥异，背后原因需探究碑拓切上字“义”调查简化字源，张书岩（1997： 84）认为“義”简作“义”最早出现于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刘复、李家瑞（1930： 128）《宋元以来俗字谱十三画》引《通俗小说》等“義”字下录简体“义”，其产生时代明显晚于《说文字源》。
从语音层面看，“义”与“囪”声母不同，故碑文“义”并非简体“義”字，而应为“叉”的讹刻字叉”讹作“义”文献早见用例，黄征（2005： 38）浙敦026《普贤菩萨说证明经》： “尔时普贤菩萨即从座而起，整衣长跪，叉手前白佛言又： “毗楼勒叉天王献佛白银钵写卷两处“叉”字均作“义”碑石字形讹刻现象时有发生，是由石质载体、书刻方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给字形识别增加了难度，碑刻整理时需仔细审辨《说文字源》“义”为“叉”的俗字，“叉江”切音与“囪”的读音完全吻合《八琼室》《金石续编》“囪”字下均照录碑拓而作“义江”，跋尾中未加考辨，使问题依旧，欠妥不论文字误释、漏录还是其他问题，都改变了字书文献原貌，导致信息失真，极不利于材料的研究和利用因石刻本系研究《说文字源》的常用文献源，故我们补正其已有著录成果中有关文字的缺误，可为学界提供完整准确的研究材料三、 《说文字源》之价值《说文字源》作为现存较早的专门研究汉字偏旁的字书，不仅在传承《说文》部首研究之成果、补正前人研究之缺误、弘扬篆文书法之艺术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文字、语音、字词关系研究等方面有特殊而重要的价值一） 文字研究1. 隶楷书异俗字研究。
前述“叉”作“义”、“扎”作“札”等都是楷书俗讹字研究不可多得的字料，字书文字提供了宋代的字形变异现象系统整理研究包括《说文字源》注释字在内的异体字，可弥补版刻背景下宋代异体俗字存世资料之不足2. 古文字研究梦英宋初自负篆书，故作《偏旁字源》，可毕沅、陆增祥皆批评“英书多缪体”： 毕氏举“”作“”、“”作“”、“”作“”、“”作“”、“”作“”、“”作“”、“”作“”皆不合于六书之正者也；陆氏又列毕氏所未举，补列“”作“”、“”作“”、“”作“”、“”作“”事实上，按毕、陆二氏的判定标准，书中还有如“”作“”、“”作“”等诸多不合六书正体、与《说文》小篆字形有较大差异的字形其实梦英正提供了宋代小篆字传承、使用和变异的新动向、新特点，为古文字研究打开了新窗口进行字原研究时应科学认识和正确辨别上述新形体，总结变异规律，抉发变异原因，可丰富和拓展古文字研究内容，为汉字史研究提供参考另外，《说文字源》篆文偏旁整体上结构均衡对称，用笔淳劲灵动，线条圆转凝重，饱含“玉箸篆”特征，给人庄重肃穆之美感，为研究宋代篆体书法、宋代僧人书家梦英的书写艺术提供了可靠证据，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二） 语音研究《说文字源》注音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