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公报》的经营管理策略 孙鹏飞[Summary]《大公报》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很好的定位自己，并用自己丰富、独特的语言来向受众传递中国和世界的声音，始终站在舆论的最前沿，即便是当下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日渐衰弱的情况，《大公报》也有着广泛的、长期固定订阅的高端读者，成为各级政府、企业面向海外传播的强力平台，展示发展风采、招商融资引才的重要窗口，其成功的经验，对于其他报纸媒体来说应当有着不同程度的启示[Key]《大公报》;经营;管理;启示[]G219.29[文献标志码]A[]2095-0292（2022）02-0140-051902年6月17日的天津法租界诞生了中国迄今为止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大公报》，创办人之一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将大公释义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一代代大公报人秉承着这一办报精神，在百年多的风风雨雨里逐渐将《大公报》铸就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报业奇迹，无论是办报初期的社会动荡不安、世界风云变幻，还是现在的新媒体崛起、传统媒体衰弱的情况，《大公报》依旧能够摆脱各种困境，在当今报界独领风骚，这一切大都源于它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之道一、《大公报》发展史上的四个重要时期《大公报》发展历程一般可划分为四个时期：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公司时期以及新生时期。
不同时期的《大公报》也有着不同的经营管理之道，虽然颇有瑕疵，但不能以偏概全，纵观其百年发展史，还是优秀且先进的一）英敛之时期1902年6月17日，作为《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即表明办报的宗旨和目的在于学习西技，改变社会风气，启发国民智慧，救亡图存针对当时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盛行的危重局面，英敛之决心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对国人进行启示和引导英敛之一人任多职，全权管理《大公报》《大公报》是一份爱国报纸，也是一份真正的新闻报纸，英敛之认为报纸虽然有着商业的成分，但终究不是只为钱财的真正商家，监督政府，引导国民也是它的天职这其中明确提出了《大公报》的双重性质：商业性和社会责任，当是中国第一人《大公报》内容繁杂、形式多样，但是版面清晰、灵活，而且每天的栏目也不尽相同，时常会有新栏目的增设和旧栏目的改进，新闻报道主要分为“时事要闻”和“中外近事”两个重要栏目，对当时国内外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理性、全面、深刻的剖析、评论，针砭时弊、启蒙思想《大公报》敢于发表客观的言论，与当时部分报纸专注利润有着明显的区别《大公报》因为是民营报纸，为维持正常开销，在广告经营方面，英敛之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策略。
在发行次日，英敛之特意用“广告”来定义新辟的一栏，登出“广告刊例”，成为对报纸编排的的设计初创之前报纸上的“广告”全部是用“告白”等词语来命名的，在版面的设计中，也是被全部编写在报纸的末尾《大公报》同时也登出了广告价格，即便业务扩大导致价格的变动，广告者都能参详到《大公报》适时更新的费用标准英敛之设计的广告版面刊布灵活、注重与其他栏目相协调，并初步对广告进行了分类，对内容的高雅度有着严格要求英敛之是《大公报》早期的主持人，经营管理方面虽不尽完善，但作为一个先驱，他所确定的办报宗旨和一系列的经营管理措施，也使得办报初期就收获了较大的影响力，同时也对《大公报》后期成长起到了开创性的指导作用二）王郅隆时期1916年9月，英敛之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大公报》也进入王郅隆时期，此时的《大公报》最不引人注意却又最是遭受非议，因王郅隆与皖系军阀有极深的关系，《大公报》被指为走狗帮凶实则并不尽然，10月份胡政之受邀入主报社后，《大公报》也并未对皖系军阀加以袒护，仍然保持着言论的尖锐性，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中与帝国主义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所进行的抗争给予盛赞，对“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同时在这一时期胡政之在《大公报》的经营管理上也进行了改革。
首先在用人方面，胡政之刚入《大公报》即解雇了六个访员，因他们编造新闻专电同时，约请了林白水等人，以或邮稿的方式每天向报社发消息，使新闻面貌大大改观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新闻报道的即时性和准确性，也是《大公报》知人善任、任人唯才的开端同时对报纸的版面进行了革新，从1916年11月10日开始，《大公报》版面改版，传统的书册式成为历史，垂直的两栏现在变为四栏，从此版面变为通栏式从1917年1月28日开始，版式由以前的一版四栏变为六栏，直到后面的八栏栏目又配上“版花”，使版面变得图文并茂，又对标点字号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版面更像一份“活着的”报纸在《大公报》在报道编排和内容上上，新闻报道和言论相配合，显得丰富充实胡政之加设了传达思想的渠道，创新教育、实业、文化新闻，这是他对报纸内容最重要的革新直皖战争后，王郅隆出逃，胡政之随后无奈退出，报纸开始走下坡路，直到1925年11月27日停止刊行三）新記公司时期仅仅时隔九个月，“新记公司”建立，《大公报》迎来最为光耀的时代，其中以吴鼎昌筹措的资金、胡政之出色的经营和管理以及张季鸾卓越的文笔，再配和“四不主义”的办报方针，铺开了《大公报》发展壮大的华美篇章由于新记公司时期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其组织结构、驭人之道和营销策略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大公报”印记，对当代传统媒体的转型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后文着重且详细的分析了《大公报》在这三个方面的经营管理。
在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的共同管理下，尤其是胡政之对报社做出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大公报》在新记公司时期成为中国报界巨擘1941年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大公报》为当年的最佳外国报纸，新闻界的最高荣誉第一次青睐中文报纸新记时期着力打造津、沪、港、渝四馆，1926年初期发行量不足2000份，1930猛增至3万份，鼎盛时期每天的销售量约为25万份，远超其他报纸，发行覆盖范围遍及华北、华东、华西再至华南，在动荡不安的当时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成绩实为惊人报社总资产方面，续刊之始吴鼎昌投资5万元，在成功的营销策略指导下，新记《大公报》不断成长壮大，总资产出现巨大的飞跃，开始仅有吴鼎昌投资的5万元，1936年增至50万元，而1946年更是达到惊人的6亿法币当时《大公报》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社会效益，本着以社会服务为主旨的办报态度，坚持以“受众为中心”的经营方针，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开展社会工作活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四）新生时期《大公报》上海版在1949年6月刊发了《大公报新生宣言》，表示报刊属于全体人民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公报》经过更名、重组，后由于各方面原因，重庆版、上海版、天津版都最终停刊，唯有香港版留存至今。
1995年创建大公网，成为国内较早成立网络新闻的一家纸媒1997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香港回归故土，在全国人民欢庆之时，《大公报》从6月30日19时到7月1日22时，先后四次刊发华美的迎回归号外，第一时间见证了香港回到母亲的怀抱一个世纪以来，《大公报》始终恪守本心，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内容，更新版面，报纸的发行地区不断扩大，甚至延伸至海外，也传承着“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百年大公精神，秉持着“香港视角、中国观点、世界表达”的媒体理念，聚焦香港发展进程，以全球的广度、维度审视行进中的中国二、《大公报》的生存“秘籍”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正在不断缩小，报纸媒体尤为明显，发行量下降、读者流失、市场萎缩，甚至出现了“报纸消亡论”但《大公报》发行至今仍然有着不俗的市场，其网络媒体的日点击量竟达1000万以上，《大公报》的“生”必有其道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新记《大公报》的表率作用堪称经典，在总结前辈的经验上又创新了更为先进、科学的经营管理策略，是为《大公报》生存百余年的不朽基石一）组织结构吴鼎昌早年曾指出，一些报馆在资金不能维持运转时，攀附各种关系，一旦时局动荡，“树”倒了，报馆也就倒了。
三人意识到报社如果无法保证资金上的独立，就很难保证言论的自由和立场的公正，所以在《大公报》续刊之始，便制定了以“资金入股”和“技术入股”的方式使报社走向新生，吴鼎昌熟悉报纸市场动态和贸易规划，由他负责筹措、管理报社的资金，对报社的运营进行指导;胡政之擅长报社的管理，负责基本的制度建立和完善，以及具体的工作落到实处;张季鸾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负责报纸内容的编辑和采写，做好“把关人”的角色[1]新记《大公报》“股份制”经营和管理策略由此形成，在核心处消弭其他报社在资金筹备和长远发展上的弊病《大公报》资金的来源十分简单，吴鼎昌在初期个人入股了五万元，表明定不攀炎附势，收取其他股金在抗战的艰难考验中，《大公报》也未丧失其独立性原则，1939年和1942年，在抗战中难以为继的各报馆分别两次向国民党银行贷款，《大公报》均未参加可见其对办报的独立性是极其看重的，始终为保证言论的自由和立场的公正与现实困难做着斗争，保持了办报者的良知这一时期胡政之在《大公报》的经营管理上付出了极大心血，首先是在组织结构上吴鼎昌出任社长，总揽大局，胡政之、张季鸾出任总经理和总编辑，两人共理报社内部事务，总经理和总编辑分别领导经理部和编辑部，两部门也一直处于报社的中心地位。
经理部主要工作是报社内部的运转事务，编辑部主要工作是报纸的采访和编辑，各司其职又互相协作，使报社形成一个整体团队，消除不可预知的矛盾，各部门有序、有效的完成本部门工作，保证了报纸内容的精益求精又兼顾报社业务的发展新记《大公报》能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改变自己的组织结构1935年12月12日，吴鼎昌受邀担任国民党实业部的部长，便不再任社长，从此社长职务也永久不设;1937年7月15日，“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胡政之拟定了《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一步梳理了管理架构，细化、明确组织机构的职责;1942年4月6日，《大公报》发布了《大公报社各馆组织规则》，[2]又是一次对报社组织规则、分工的调整和明确;1946年元旦成立了“大公报社总管理处”，领导上海、天津、重庆三馆的业务，在7月13日正式通过实施《大公报总管理处章程》，下设秘书、总稽核等处协同维护报社的运营，同时着手开办广州馆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组织结构的变迁充分体现了胡政之精简高效的管理思路，组织机构的日趋完善，使整个报社的宏观管理机制和调控机能都得到了巩固，[3]各部门明确分工，相互配合，凸显了工作的专业化，带动了《大公报》整体联动发展。
二）驭人之道对于人才的看重胡政之曾表示，报纸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具有竞争性的商品，主要体现在资本和人才这两方面的竞争上，而人才可以更加自由、灵活运用资本，所以两者相比较，人才更为重要胡政之根据长期的办报经验，制定了一系列人才选用、培养和“保健”的措施为保证报社的高效运转，避免组织结构的冗杂，胡政之本着“按需选才”、“宁缺毋滥”的标准富有针对性进行人才选拔，使人才适应工作报社重点以三种方法挑选人才：一是公开统考;二是经人推荐考核;三是从同行业中吸纳符合一定条件的都能参加公开统考，部分人经过培养、成长后都能独当一面胡政之及其他领导任人从来都是唯贤不唯亲，不会举荐、安插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唯一一次是张季鸾引荐故人之子曹谷冰，而这也是在他深知曹谷冰能力难得的情况下才极力引荐的此外，胡政之还非常长于从同业中吸纳人才，一大批如张琴南、许君远等其他报社的知名记者和编辑都被《大公报》盛情邀请而来胡政之用人可谓不拘一格，范长江、张高峰、王芸生、徐盈等人都是他发掘而来的，当时《大公报》求贤若渴的名声也是响彻南北，一时间报社人才济济对于人才的培养和提高，《大公报》也有着自己的模式，首先刚入馆的新人需要接受培训，合格留下否则辞去，然后需要先做一些基层的采访事务，做得好即可调回编辑部担任一般版面编辑，达到一定的成绩派出作为要闻記者，工作出色可以进行深度培训，最终回到编辑部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