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恩比的感慨说开去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1889-1975）在上世纪70年代初曾表达过这样的感慨：能够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他甚至幽默地说愿来生在中国老人家是西方人，能通过东西文化的比较，这么向往中华传统文化并得出如此结论，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他确实进行过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观察研究和思考；二是说明他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能够客观、公正和平静地面对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一个外国人能够把中国的孔孟之道奉为济世之药，这一“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历史文化观，倒足以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汗颜 汤比恩博士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原因：“中国历史不断地周而复始地改朝换代然而，中国比西方更成功地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数百年来，中国国内在和平而有规律、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成功地维系了数百万人的团结一致其二，中国成功地融合了一个外来的思想文化——佛教，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明虽然“在历史上，中国曾有超过五百年的分裂时期（春秋战国的五百年中，中国分裂成许多小诸侯国），但是在公元前两百二十一年，整个国家在政治上大一统之后，中国的政治始终是统一的局面，再没有长期分裂过，且在文化上，从未丧失她的整体性。
出处：汤恩比，A. 1973, 《地球的继承人？ 》刊于《地平线》杂志，第16册第3期，18-19页）汤比恩博士是历史哲学家，眼光和视角自然有其独到的特点而我们作为孔孟的后人，以其人为镜，总应照见点什么换句话说，老先生从“墙外”闻到的“花香”，究竟香在哪里？是什么能够吸引他发愿来世要到中国？要说这也是我们失传多年的国学瑰宝，挖掘它也不应该是太难的事，好在当代著名高僧大德净空法师已经为我们作出了精辟概括，这就是道德的教学！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教学的重要性，所谓“念终始典于学”，“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等等他们看到，教化民众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也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孔子早年周游列国，总希望有诸侯能够启用他，然而终究未能如愿回到家乡只好从事教学，可惜时间不长，只有五年，但对后世影响可谓大矣！追溯历史可以看到，从汉朝开始国家就已将教育列为国策自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采用孔孟学说教化人民之后，历朝历代一直将孔孟之道奉为治世法宝，其效果就是两千年维系了大一统教的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 “道德”一般认为，道就是宇宙演化所遵循的基本法则（这种法则当然也是人应当遵循的人事法则），而德就是顺应道的一切行为。
具体来说，教化人首先要用人道人道内容虽然包容万千，但大道至简，用以教学的孔孟之道可以概括为“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中，后四个又称四维）”它也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道德当然，这只是个纲宗，由之展开，孔孟之道各种理念原则门类齐全、涉猎面广，是一个大而完备的体系，于是自古便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说到这里，无法回避近百年来对 “孔家店”及其所谓‘封建礼教’的批判在这样的批判中，“孔孟之道”“封建礼教”偏偏被指为糟粕在批判者的眼里，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者就是靠推行这种礼教欺压、欺骗人民，维持自己统治的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专制统治者欺压人民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到底是欺压者的问题，还是“道”本身的问题？我们熟知的农民起义常用的一个政治口号，似乎已经给予了回答，即皇帝“昏庸无道”，起义者要“替天行道”处于一朝末代或由盛转衰的专制统治者到底“无”什么道？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清楚，除了历朝独有的个性原因外，往往本质上都始于专制统治者在伦常道德上的硬伤；乃至民间一些大家族的兴衰，都无不体现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至于小家小户和个人沉浮与失道缺德密不可分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因此，狭隘或实用性地把这些经千百年检验行之有效的来自人性本源的“道”斥为糟粕是站不住脚的百年来的事实有目共睹，恰恰证明道德长期失教引发的社会层面的各种问题越来越突出汤恩比老先生为什么这么向往中国？他看重的不仅是道德更有教化： “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汉武帝已经了解，要保持中国政治的一统，必须培训一批专业优秀的政府官员来维系，官员的合格标准，他则选择对儒家哲学精通深入程度来考核出处同上）加上从汉朝开始的“举孝廉”制度，可以认为汤老先生所关注的不仅是内容的规定性，更有实现形式的规定性如果以道、术、势衡量教化人民这件“建国君民”的大事的话，道解决的是方向、目标问题，即教什么；术，是方法、方式问题；势，即氛围、气势三者之间固然关系密切，但显然，至少在这个具体问题上，道是更带有根本性和主导性的方面从历史上看，无论“文景之治”、“开皇之治”抑或“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甚至所谓“康乾盛世”，凡这三者关系处理好的时候，就是国家兴盛的时候，反之亦反借古鉴今，众所周知，当前在道德的教化上至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学校以应试教育为宗旨，绝对以知识传习为唯一指归对于教“做人”则几无笔墨，无足轻重，因而纵然‘术’精‘势’强，因离“道”渐远，不免南辕北辙。
二是民间失“道”久矣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时下的人们连奢华铺张攀比和提高生活品位的界限也划不清可见汤恩比先生预言并非危言耸听：“人类必将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欲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难道真是时代不同了，道德不灵了？当然不是历史逻辑不会由于我们的心灵离经叛道，就去屈服习气、否定真理！理性分析我们教育理念上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犯了两个层面的错误：一是没有选对方向目标，忽视了根本道德的教学；二是在很大程度上喧宾夺主，以术为道，真道无存先说一，不要以为制定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学校开设了思想道德课，就是教“道”了严格地说，这还是“术”的范畴教”的实质是上行下效，施教者必须做出样子，以示范去摄服接受教育的人，让他跟着你做用孔孟之道的话说，就是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纲要》及课本涉及的道德内容，敢问官员、教师做到了吗？没有做到就是失“道”次说二，从教化内容上看，民众（或下级）从本应作为“君亲师”的官员（或上级）那里学到了什么？有多少东西符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媒体亦应检讨，每天是在弘扬还是在毁弃道德，造得是什么“势”？我们是怎样引导“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我们真到了可以挥金如土的富裕程度了吗？多少人还以“温良恭俭让”和“克己”为荣？在道德教化式微的同时，反面教化的负作用却积重难返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当然，令人喜忧参半的是正面事例还在涌现，却都是民间运作。
从安徽庐江县汤池镇的传统教育实验（三个月民风归厚令人惊讶）到郑州民办传统文化学校取得的成果（学生文化课平均成绩超过许多公办学校而名列前茅），到全国各地同类学校、培训班、讲座会等所引起的积极反响和效果，无不说明人是可教的前不久，到临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肖先华先生谈到道德教化时深有感触地说，弘“道”到了极致，术自然亦含其中以现存凤毛麟角的道德教化典型体会他的感叹，诚哉斯言！关键的问题是，该作为的没作为或还在乱作为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汤老先生是怎么表达他的真实意愿的：“如果有来生，我将在中国”，“我最想做唐朝丝绸之路上的新疆那个地方的人是啊，那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和地方释迦牟尼佛证道以后，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终生除了以觉悟义务教学化众外，什么也没做（佛教近百年来的异化现象另当别论）至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敬仰和钦佩，汤老先生真是慧眼独具啊！ 参考文献：《展望21世纪—汤恩比与池田大作对话碌》[日]池田大作 [英]汤恩比著 苟春生 朱继怔 陈国梁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