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与“孔夫子” 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与“孔夫子”——兼论传统的人文维度及其意义张曙光【专题名称】哲学原理【专 题 号】B1【复印期号】2010年07期【原文出处】《哲学研究》(京)2010年2/20103期第23～29，9～17页【英文标题】"Marx" and "Confucius"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Concurrently Discussion of the Humanistic Dimension of Tradi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s【作者简介】张曙光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关 键 词】EE132UU8353419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马克思”充当了新的意识形态最无可争议的符号，“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态在此期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夫子及其儒学越来越引起民间和官方的重视，“孔夫子”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名片。
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共处或“联盟”无疑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思想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既表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变化，又直接涉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建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但是，任何现象都有表面性和或然性，因此，我们要从这一现象得出有价值有深度的看法，就要结合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给予批判性的考察 一、中国思想界当前的形势 马克思和孔夫子是历史上两个真实的个人但这两个人有着遥远的时代间隔和文化间隔孔夫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逝世于公元前479年，那是中国“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的德国，逝世于1883年的英国，一生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所谓“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个时代也是阶级矛盾和由资本主义殖民活动导致的民族矛盾相当激烈的时期正像许多近代西方学者一样，马克思是知道孔夫子的，但所知有限他在184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人”是孔夫子，作为易经的阐释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页）；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转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话中，有作为古代思想家的孔夫子，主张“财产共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7页）。
看来，马克思对“孔夫子”是有好感的，只不过这是经过西方启蒙文化解读和想象的孔夫子的形象 马克思与孔夫子作为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的代表和思想家的相遇，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为了救国救民，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中国近代以来有一大批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革命性的现代社会和政治学说在这一学说的指导下，他们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又在它的旗帜下展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这个历史阶段，孔孟儒学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而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则充当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打倒孔孟之道的武器现在，中国执政党同样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却为孔夫子及儒学恢复了名誉，并给予很高的地位这里把马克思与孔夫子放在一起说，显然是说马克思主义与孔孟儒学的关系，并通过它们，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和当今这个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文化的特点 在上世纪“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在批判极左政治、反思激进思潮、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有人主张“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儒家的社会主义”，也有人提出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这些主张立即引起有关部门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警觉，他们坚决反对用儒学取代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继续认定儒学属于封建意识形态。
下面举关于冯友兰的一个例子略加说明 冯友兰本来是尊孔的，但在“文革”期间，迫于形势的压力，他转而批孔到了晚年，他在所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反思建国后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的教训，思考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看重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即“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友兰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会同意前三句，不会同意后一句，马克思主义会说“仇必仇到底”，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统一体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主张“仇必仇到底”，也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马克思和毛泽东是革命家，革命就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同归于尽，这就是革命“到底”了冯友兰接着说，原来的统一体破坏了，社会仍然存在，所以其实是转化到新的统一体了原来的革命者现在也转化为统治者，他们的任务不再是破坏统一体而是要维护新的统一体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转到“仇必和而解”和”不是“同”，仍然有矛盾斗争，但这些矛盾斗争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是“和”他预言，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参见冯友兰，第251－254页）冯友兰实际上认为“仇必仇到底”是“仇必和而解”的一个环节或阶段，至少“现代历史”是如此。
冯友兰用中国传统术语对历史的矛盾运动和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未必妥当，的确可以商榷但当时有些学者对冯友兰上述观点的批判却自觉不自觉地出于意识形态，未能充分考虑冯友兰所针对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他的良苦用心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正常的社会秩序，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并把这一构建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和”、“和谐”观念联系起来，文化激进主义终于消歇，批判孔孟儒学的声音越来越弱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分歧的解决，此处同样有学术之外的“形势”的问题 以笔者观察，当前大陆思想界存在着以下不同的理论见解和取向：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原则上都主张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资源，以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但他们对于儒学的态度则很不一致，其中既有认为儒学属于“封建”意识形态因而持否定态度的；也有主张将儒学的政治属性与文化和学术属性区分开来，有选择地继承的；还有一些过去反对儒学的人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西方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二是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他们或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持批判态度，或者主张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合，继续批判儒家代表的“家族传统”、“威权意识”。
三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教育者，他们或者直接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由主义对话，或者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互动参见许全兴，第216、217页）上述理论取向几乎都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但其中的理论是非问题远未厘清，而这又与理论之外的问题相关近几年，大陆的某些学术会议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当某些人声称马克思是我们的祖宗、不能丢时，另一些人就感觉蒙受了污辱，说：中国人的祖宗是孔夫子，马克思怎么是中国人的祖宗？感情上的这一对立清楚地说明，孔夫子在今天的重新“走运”，是中华民族逐步高涨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所使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特点：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宗旨的政治，不能不正面借助并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让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资源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推崇马克思抛弃孔夫子，或者肯定孔夫子丢掉马克思，都是不可能的 孔夫子并非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实际上是把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而黄帝之外还有炎帝、蚩尤等等然而自西汉以来，孔夫子的思想毕竟支配了多数中国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和性格，比较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孔夫子（Confucius）就是中国的圣人，甚至作为中国人的代称；儒学（Confucianism）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下，被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包装的孔孟儒学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缘饰”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性质，阻碍着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并因而遭到中国人自己的激烈批判，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在中国人自己眼里，则呈现出超越时代的民族性和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文价值 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的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确需要“斗争性”、“革命性”强的思想学说，而当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代后，讲求“宽容”、“和谐”的观念及学说就会受到欢迎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还特别提供了“打天下”与“坐天下”不同的道理，即“逆取而以顺守之”司马迁，第2699页）贾谊在《过秦论》中检讨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时亦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论》，第3页）就此而言，无论是在春秋战国还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明显地具有保守性格、重视等级秩序和中庸之道的儒学被边缘化甚至饱受冲击，但在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后，则又受到普遍的重视，这种遭遇自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当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及其所面对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关系，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和谐社会，都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
所以，中国的思想界既要认真考虑前人所总结的经验的合理性，又不能停留在他们的认知水平上 显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都不是靠孔孟儒家，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由中国革命者所理解和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受到高度重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则表明了中国革命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主体性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孔夫子及其儒学是否起了作用呢？笔者认为不仅起了作用，还是很大的作用，此其一其二，即使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从而切实地发挥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作用，它是否就为中国的民众建立起精神家园了？对此似乎还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人类解放的，而这个解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是思想活动，而是现实的历史活动，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所以，他们认定，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75页）因而，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现代的社会批判或变革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个人的身心修养、情感慰藉的学问。
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思想和学术谱系，主要是关于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的理论，其哲学也主要作为方法论受到重视它固然能够使投身革命的人们在革命中实现其意志和价值，也给广大民众以精神上的引导和鼓舞，但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寻求的人生意义，他们情感的和信仰的诉求，毕竟要受制于他们在几千年问形成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有中国传统的特点，如重视人伦日用、讲究合乎情理、主张不偏不倚、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等这也是早已被人们断定进入“历史博物馆”的孔孟儒学，至今仍然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发生着内在联系的原因，虽然普通百姓未必读过《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就建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确有一个与时代化相伴随的大众化、生活化的问题，这方面特别需要整合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资源并给予符合时代的新阐释因此，笔者认为，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要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并针对中国现代社会的问题，努力拓展、补充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精神方面的思想理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布洛赫、弗洛姆、马尔库塞等在西方的语境中已经作出成绩，我们应当急起直追；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批判的革命的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有着质的区别，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区别。
从理论上说，只有使两者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从实践上说，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我们才能直面现实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也只有从矛盾产生的地方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才真正有利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