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海外白银输入的三条主要渠道 南京审计学院金融学院 211815 [摘要]明中后期由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有三条渠道：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线、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线和中日海上贸易航线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竞争力，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海外白银输入为明代银本位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了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本文的考察表明，虽然明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明代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了 [关键词] 海上贸易航线，海外白银输入，经济全球化 Abstract:In the late Ming,silver inputed from overseas,mainly Japan and South America.There are three channels: the maritime trade rout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China and America maritime trade routes and Sino-Japanese maritime trade routes.Large surplus was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sequences of maritime trad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Overseas silver inpu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Ming Dynasty’s silver standard,and brought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s commodity economy in 16-18 century. Investigation of this paper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M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closed-door policy,in fact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global network. Keywords:Maritime trade routes,Inflow of foreign silver,Economic globalization.引 言 海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及其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主要有艾维泗(Atwell)[1]、弗林(Flynn)和吉拉尔德兹(Giraldez)[2]等中国学者全汉升[3]根据历史资料对明代美洲白银输入中国作了一番梳理，钱江推断“1570—1760年中国与吕宋的实际贸易额可达到三亿比索，约折合白银二亿二千五百万两”[4]认为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刺激了日本、美洲白银的开采上述学者的论文对笔者写作本文有很大启发，但他们没有清晰详细地对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考察本文的工作是，根据史实，对明代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一番考察 明中后期由外国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百分之八十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十七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 而中国，物产虽丰富，白银却稀缺中外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所以导致了丝绸、陶瓷外流，而白银内流的局面中外海上贸易有三条主要航线：欧洲、美洲、日本中国对欧洲贸易航线为“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澳门是中欧贸易枢纽；中国对美洲贸易航线西端起点为福建的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中转口岸，其间澳门一度垄断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东端终点为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中日贸易分直接贸易和通过葡萄牙人进行的澳门—长崎转口贸易两条途径。
明中后期白银内流，由航海时代的海上“三剑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担纲；而日本，凭借与中国传统的交通往来和地理上的优势，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路 15世纪是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开端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伴随着西方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黄金热”、“香料热”成为驱使欧洲人一次又一次远洋探险、寻找“新大陆”的强劲动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波罗的海国家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和殖民活动，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海洋贸易时代 葡萄牙人是海上扩张的急先锋葡萄牙拥有长达8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众多港湾，其中里斯本为世界良港之一但至15世纪末，这个国家也只有110余万人口，经济并不发达葡萄牙是第一个摆脱摩尔人（穆斯林）统治，完成民族统一的欧洲国家在与摩尔人的长期战争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军力量，在建造能够容纳大批水手从事长距离远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胜过其他国家。
1415年，绰号“航海家”的亨利亲王（Henry the Narigator）率葡军攻占摩洛哥休达（Ceuta）港，揭开了葡萄牙向海外扩张的序幕自此以后，葡萄牙人开始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壮举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Bortholomew 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风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抵达印度16世纪初，葡萄牙人相继控制了波斯湾口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岛）、印度西海岸第乌（Diu）等有战略意义的贸易据点，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权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为控制印度洋贸易的海军基地和东方殖民地的首都随后占领了当时亚洲最重要的一个商业据点马六甲，在科伦坡（Calombo）、苏门答腊、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苏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贸易 葡萄牙王室垄断果阿、马六甲、澳门等亚洲主要商业据点的贸易和香料贸易，对马六甲对香料的垄断持续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岛的垄断地位持续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给各国市场运去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陶瓷等，给中国市场则是大量白银。
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罗(Rafael Perestello)获得马六甲官员的准许，从那里乘坐一艘中国帆船前往中国 1517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托梅佩雷斯使团出使本欲建立通商关系，然葡萄牙使臣“潜入京师，见部不拜，朝欲位先诸夷”，全然不顾中国温良恭俭让之礼，使团翻译火者亚三自恃与佞臣江彬关系密切，骄横跋扈，尤为举朝大臣所深恶武宗驾崩未几，火者亚三即与江彬同案被处死，葡萄牙使臣被遣押回广州，其出使一事无成葡萄牙人并不甘心，设法赢得了中国地方官员的信任，走私与合法贸易双管齐下，终于打开对华商路1553年，在澳门附近活动的葡萄牙人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晒货物，需要上岸短暂停歇，正式获准在澳门暂住此后，葡萄牙人不断扩充势力，逐渐垄断澳门贸易澳门自开埠后，拓展了与欧洲、印度、日本、菲律宾、东南亚乃至美洲的贸易，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澳门—东南亚各港的国际贸易航线，澳门随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门户与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一个枢纽 葡萄牙人起初主要用印度洋、东南亚地区货物交换中国货物，随着中国货物在欧洲销路日广，葡萄牙人逐渐改用现金采购中国货物，1582年（万历十年）后基本全部以白银结算，中国海关向葡萄牙商船征税也均以白银计值。
后来荷兰、英国等国商人亦跻身对华贸易，“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的西端从里斯本扩散到了多处港口，但东端一直集中在澳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作为欧洲各国对华贸易最重要的中转港口地位由此可见一般 葡萄牙人海上扩张的巨大进展刺激着西班牙人的神经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建立马尼拉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管辖由于那时的菲律宾群岛尚属蛮荒之地，本地物产低下，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在菲律宾刚刚立足，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积极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获取中国方面的日用消费品供给而且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和优惠措施从事对菲律宾贸易的华人，为菲律宾早期的开发与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约翰福尔曼（John Foreman）在《菲律宾群岛》一书中谈到：“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没有他们，生活将极端昂贵，商品及各种劳力将非常缺乏，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
真正给当地土著带来贸易、工业和有效劳动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国人，他们教给这些土著许多有用的东西，从种植甘蔗、榨糖和炼铁，他们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厂[5]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原因使得海外贸易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前提：“御倭战争”的胜利及其随之而来的明朝政府的开放政策以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为标志，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年）2月福建仙游之战，戚家军歼灭最后一支倭寇主力，残寇夺渔舟远遁海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勾结倭寇多年的大盗吴平从海路窜逃安南途中被闽、粤官军全歼重回平安的沿海形势使刚刚即位的隆庆皇帝倍加珍惜，他接受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历史教训，史载“隆庆改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明政府随重开中断40余年的海外贸易隆庆开放海禁后，明政府对私人出海贸易仍有若干限制，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出海者须由政府发给凭证（称为“由引”），但出海贸易的决不仅仅限于那些有官府“由引”的船只中国海岸线漫长，海商们熟悉地理形势，没有由引也照样私自出海当然海商通过向海关官员行贿，可以得到出海凭证有的海商则通过转借来的出海凭证出海。
顾炎武对此现象评价道：“奸民有假给由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违禁私通，日益月盛” 在出海贸易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员也卷入到海外贸易中来 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门购买并输往马尼拉的货物总值20万比索，其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过广东、澳门每年向菲律宾输出生丝和绸缎价值150万比索这些丝绸大部分又转输美洲和欧洲除了输出中国的丝织物品外，西班牙人也把广州的黄金运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获利十分丰厚，利润可达75%－80% 二、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路：“大帆船贸易”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初次到达菲律宾的时候，就已发现菲岛存有中国物产1521年，麦哲伦在候蒙洪岛上看到过中国的丝织品，在里马萨瓦岛看到过广州制的瓷罐子，在宿务岛上看到过中国的描花漆碗和黄色丝织头巾，并从宿务居民口中得知，这个岛和中国有直接贸易关系1565年，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航线开通美洲的白银经数条路线运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流入中国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