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寿生的文学世界及其内在性矛盾论略杨 波 1(贵州 贵阳 550018)生于僻远贵州的现代作家寿生，1934 年至 1936 年间，先后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发表小说数十篇，又在《风谣周刊》 （仍为胡适主编）发表歌谣、诗词几十首，同时，兼以北大“偷听生”身份读书、写作，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一员新秀然而，1937 年北平沦陷寿生回乡，却鲜有作品现于文坛，又未引起研究者重视而沉寂长久，成为文坛的一个“隐者” 随 2006 年寿生儿子申远初、申爱初、申元初编选的《寿生文集》出版，寿生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总体看，目前有关寿生的研究，要么是对于寿生文学命运的整体考察；要么是对于寿生与胡适文学交往的历史追溯；要么是从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或者地域文化出发，讨论其反映、揭露边缘地区黑暗社会、残酷统治的社会现实我们对寿生的文学世界进行整体考察发现，其文学创作主要包含小说、歌谣（包括民谣整理和诗歌创作）两类，其中的小说研究已经较为完备但是，寿生的文学世界的另一极——歌谣的研究并不多见，也少有人将其文学创作的两个方面并置起来，整体性地考察寿生独特的文学世界本文即拟通过对寿生的小说和诗歌创作进行比照，以期对寿生的文学创作作出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和所有具有艺术独创性的作家一样，寿生通过其文学作品建构了一个自足的文学世界寿生的文学世界以其故乡贵州务川为地域视野，以仡佬民俗为创作根基，全面呈现“濡城” （即作者家乡务川）这一贵州边地一角的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以及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周遭的时代性迁变如前所言，目前，对现实的真实刻画和落后民俗的批判与鞑伐，是寿生文学研究的主要焦点，从立论的起点看，研究者大都认为“寿生寿生是一个以写批判封建社会和腐败政治文章见长的作家 ”[1]如黄桂娥、周帆在《不该遗忘的记忆》中认为，濡城是“是一个既荒蛮、愚昧又充斥着儒家正统文化观念的奇特之地 ”而寿生所做的即是“以‘濡城’为背景，通过‘几个平凡人，一些琐屑事’ ，展示了上个世纪 30 年代贵州黔北百姓在军阀混战、兵匪横行等的生存环境下苦苦挣扎而无助的命运 ”[2]又如，任世晟在《富有贵州乡土特色的寿生1.杨波(1979—)，男，贵州凤冈人，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地方文化与文学研究本文系校级科研课题“寿生文学创作与务川仡佬民俗文化关系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YB022小说》中谈到：“濡城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那里充满了黑暗,凄凉而悲惨。
”在“濡城”里， “官、兵、匪、民之间的种种关系,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土世界[3] 通过对“种种关系”的完整叙述，寿生完成了自己“乡土世界”的文学营构，从而占据了乡土文学的一席之地滥觞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35 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谈到，一代离开故土的智识分子，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4]67总体看，乡土文学作家大多以故乡为创作根基，全面展开自己文学世界的开掘乡土文学或因其承载的厚重的乡土文化，或因其据实揭露了乡村社会的黑暗与统治当局混乱、倾轧，或因其绘制了优美清新的牧歌乡村，从而获得了在文学史上的阐释和研究地位目前，能较为全面反映寿生文学创作景观的是《寿生文集》 通过这一文集可以看出，寿生文学创作着墨的基点“濡城”是一个小县城，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在濡城自然也有‘书香人户’ ‘买卖人家’ ‘富户’ ‘贫民’等阶级” ，“人口不多，真是‘开门见山’ 、 ‘河头洗脚’ ”然而“从民国十一年起，濡城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5]101-103入选 20 世纪贵州最佳文学作品的《黑主宰》 ，通过濡城“鸦片世家”子弟毛宝替父报仇，拜王道人修习武艺却染瘾鸦片，造成母亲自绝、妹妹早嫁、家庭败落的人生悲剧，揭示了鸦片对边地人民的毒害，以及民众自身的麻木和愚昧之极。
《凭藉》描述“杆子”马来贵求认干宝爷想寻找依靠，最后反被算计以至田地遭掠 《过去现在将来》讲述乡人自愿用背篮子将父亲抛尸，被儿子震惊一问难堪不已其他， 《求生的协力》 、 《乡民》 、 《恶有恶报》 、 《赤子之心》都描绘了官、匪、军一家，坑壑一气，对乡土人民的百般欺榨，显出落魄乡土的混乱不堪的社会图景据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寿生小说确实如多位研究者所言，充满了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在濡城这一乡土世界中，官、匪等各种势力残酷压榨，并与边远地区的落后民俗协同勾结，而人们毫无觉醒意识，自足自欺、可笑可怜，生活困顿、人性扭曲、命运悲凉等多重困境相互叠加，物质与精神均在极度落后、麻木恣睢中辛苦过活这既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再现，又是乡民愚昧心理及其负载的落后文化不断延续、变异的深入开掘但是，寿生文学世界的另一极——诗歌创作却遭到多数研究者忽视，将寿生的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并置起来，对寿生的文学世界进行整体性观照更是甚少这不能不是目前寿生文学研究的一大缺憾二我们认为，寿生的小说和诗歌构成了独特的乡村叙事和乡村抒写，这是其3文学世界的一体两面寿生对故乡的歌谣的收集和整理，以及以故乡为背景的诗歌创作，应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非但不能弃之不顾，更应进行深入探讨，以通过作家独特乡村叙事和乡村抒写，更深一步挖掘寿生的文学资源。
寿生的故乡歌谣整理与创作，主要是在京期间参与的北大风谣学会的活动歌谣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8 年，由北京大学沈尹默、刘半农等发起成立歌谣征集处时隔两年，北大大歌谣研究会成立，随即向全国进行歌谣征集，并形成了有较大影响的歌谣学运动，周作人、钱玄同、李大钊、常惠、罗家伦、沈兼士等都先后加入了歌谣汇集整理和研究的行列1922 年， “歌谣研究会”始隶属于北大的另一学术组织国学门，周作人一人主领其事歌谣研究会在 1922 年创办刊物《歌谣周刊》 ，专门选择刊发各地收集的民间歌谣，1925 年停刊1936 年，歌谣研究会成立新组织——风谣学会，在顾颉刚、胡适等人的倡导下成立，胡适被推举为学会会长寿生与钱玄同、周作人、朱光潜、沈从文等民间、民俗研究名流一起加入该会风谣学会重新组织出版了学会刊物《歌谣周刊》 ，1936 年 4 月 4 日至 1937 年 6 月 27 日间一共出刊 53 期歌谣研究会、风谣学会以及《歌谣周刊》是很多研究者、作家从事歌谣整理、研究的重要平台，在“五·四”民间文化研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谈到：“这份从传统学术观点看来, 不免有点离经叛道性质的小刊物, 却是在当时文化新潮怒涌的环境物中起着巨大的应和与推动作用的。
她唤起了广大学界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感情一时响应她的心理和活动遍于全国 ”[6]寿生乡土民谣整理与研究寿生在风谣学会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收集整理乡土民谣、儿歌，一是进行民间歌谣研究1936 年 4 月在《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贵州歌谣·背时调》起，至 1937 年 5 月，寿生先后在《歌谣周刊》发表山歌 13 首，论文 3 篇，歌谣一首，儿歌 5 首《寿生文集》已将前述《歌谣周刊》发表的作品收入其中此外，文集还收入了寿生在风谣学会外的诗歌创作 50 余首如果将寿生民谣研究论文中列出的歌谣、山歌一起计算，寿生一生共创作、收集整理诗歌、民谣山歌近 90 首（篇） ，比其小说创作的篇目整整多出近 80 篇因此，寿生文学世界里的诗歌、歌谣部分确切不能忽视寿生的歌谣整理和诗歌创作和其小说创作一样，大多以故乡为创作背景，描绘“濡城”务川的风土人情，以及当地的民风习俗寿生在《我所知道的山歌分类》一文中把山歌分为五大类：号子、风流歌、虼蚤歌、盘歌和骂人歌这五类山歌均能很好地表现黔北乃至“濡城”人民的风俗人情如描摹青年男女嬉笑风趣的生活场景的“风流歌” 寿生在《我所知道的山歌的分类》一文中将“风流歌”作为山歌五大类之一，认为 “在山歌中的地位很重要，首数要算最多。
”[5]如：远望情妹白如云，好比后园豇豆藤；4心想伸手掐一爪，又怕小娇乱骂人山歌以农家菜园嫩绿、细致、纤长的“豇豆藤”喻指乡村女孩，亲切可爱山歌中男子对心中的女性心向往之，又“远望”而不及，内心充满了青年人的躁动情绪，细致、逼真地刻画了男子的心理活动又如收入《莫把活人埋在死人坑》的一首另一首“风流歌”：井边挑水井边玩，打失情妹金耳环哪个捡得来还我，哥！——二回挑水又来玩山歌逼真地表现了男女之间互相调皮挑拨、逗笑嬉戏的生动场面水井作为我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生活场景，成为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表达如水情怀的理想场所，山歌将一对青年男女在挑水过程中的一个小细节打水、弄湿金耳环及其相互间的对答言语进行描绘，显示了浓郁的乡土风致又如劳动歌，多用于劳作时催工、聚力、起兴等，是一种“数百人‘薅打闹草’时‘闹首’唱的” 如：冤兜系草，扁担立壁，紧上工程挖上一息大家努力，起哟！这是用以催工的民谣，按照寿生的说法，在普通的号子之外，还有催饭歌、催放工歌、催工歌、谢主人歌、讥主人歌、讥工程歌等这些山歌均反映了一方民众劳动时的场景以及其中的苦乐又如民事民俗山歌，有《农事九首——七月半》等：清晨十里市酒回，忍杀雏鸡沙罐煨。
茅茨堂前祭祖毕，瓜棚低下食家人七月半是仡佬族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民事习俗，族人通常在这一天祭祀已经死去的亲人，以寄托哀思这首诗歌即表现了一家人在七月半这天一家团圆祭祀先人的情景寿生除了收集大量的民歌民谣外，还创作古体诗反映乡民的生活状貌，如《农情九首》 ，通过对乡村庄稼、民俗的描绘，显出恬适娴静的农家生活如1945 年寿生受聘务川中学任教时写就的《山泉》：山泉无人汲，一任落花浮爱彼清凉意，悠然尽一瓯诗歌描绘的幽静清雅的山间小泉，天然自在，水面漂浮着落花，而作者则悠然游弋于这美丽的景色中，享受清爽怡人的淡淡凉意，一品山泉的清洌整首诗淡雅有韵，语言清新明澈，不事雕琢《农事九首》中的“上高山”则表现仡佬族人挑担子上高山的艰苦劳作与闲适情致山高日远担儿情，劲满气习稳步登三趟九憩达坳口，回首层峦万里情此外，寿生在部分小说中描述了“濡城”美丽的自然景观，如《怨声载道》里的林禾湾， “一匹小山堡上，百十株杂色合抱大的桂花树山后是重重叠叠的5大山，柏树参天因为离城只有七八里路，林木虽茂，没有一个野兽，鸟类课多极了，一天到晚唧唧喳喳的没有一刻清净山坡下，就是濡水，无数的水田依着这条大河蜿蜒向东北拖去景致非常美妙。
”[5]12据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寿生通过歌谣、诗词等创造了一个美丽、充满了优美的田园气息的“濡城” ，与另一个破败凋敝、民众愚昧麻木的“濡城”形成了强烈的比照关系，也使得寿生文学具有了别样的研究意义三中国社科院孟繁华教授认为， “乡村记忆, 是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化记忆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 [7]周作人在为刘大白诗集《旧梦》所作的序言中也谈到：“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 ”[8]二三十年代众多作家的乡土叙事，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审美向度一方面，运用启蒙主义的现代话语，反映乡村社会的经济凋敝，揭露野蛮的乡村习俗与家族礼教，批判乡民在心理、精神方面的困窘与落魄如开乡土文学风气之先、建立创作规范并超越乡土话语的鲁迅，反映浙江落后民俗的王鲁彦，刻画湖南洞庭农村社会图景的彭家煌，安徽的许钦文、贵州的蹇先艾等另一方面，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描绘美丽乡土，构建田园乡土，淡化情节，着意于意境构造，倾向于对乡土的颂扬与讴歌，如来自湖北黄梅的废名，湖南湘西的沈从文等与众不同的是，寿生的文学世界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对“濡城”社会、乡民的落后、麻木以及生存困境进行逼真刻画，另一方面对家乡风物、民俗进行牧歌般的抒写。
因此,揭示与讴歌，批判与赞美，认同与离异，共同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