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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十年树人 1957.11.11夜 一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十年。在人类历史上，这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战线上培养了多少人材呵。常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不但解放那年栽的树苗已经成林，我们的人材也已经成队了。革命斗争的烈火，建设劳动的烈火，使千百万劳动者锻炼成了创造新生活的英雄。尽管右派分子说什么解放以来根本没有培养出新的人材，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的队伍，依靠新生力量的增长，还是逐渐扩大了。革命的暴风雨打破了“百年树人”的陈规，创造了“十年树人”的奇迹，这难道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吗？ 当然，比起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来，比起我们
2、可能作的事情来，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从来没有使我们感到满足。 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纲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全党必须注意培养革命的专门家。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吸收优秀的革命知识
3、分子入党。”“现有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虽然现在多数是中间派，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是愿意进步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计划，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内。”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把这个纲领所描绘的远景，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变成现实，党的组织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但是，每一个有出息的知识分子，每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也会从内心里感觉到：把这个纲领变为现实，不论是培养新的知识分子，还是把自己造就成为真正的红色专家，都需要顽强地下苦功；彻底地改造自己，这是自己对党和人民的神圣义务。 二 说到红色专家，这个称号对我们文艺界的同志来说，并不是生疏的。“五四
4、”运动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作家所走的道路，就是红色专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这些用自己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的同志们，又是革命家，又是作家，正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又红又专”的红色作家，革命群众才爱他们，反革命才杀他们，我们才永远纪念他们。就是在当时，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也以能够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能够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因而被
5、称为“赤色作家”为荣，他们以革命前驱为榜样，沿着党所指示的方向前进。 “鲁迅全集”第四卷二二一二页。 显然，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作家、艺术家同工农群众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一条真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我们近代文艺运动史上，充满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次反右派斗争，文艺界又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最根本的问题，也仍然是文艺、文艺工作者是否真正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6、，看清了各个人的政治立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二二三页。 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定是愿意和实行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在他们看来，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必须服从政治、服从党的领导，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他们看来，这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必须做到的。也正因为他们不但口头上而且实际地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在从事文艺和其他革命工作的时候，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名誉地位，他们蔑视什么“有了一本书就打不倒”、“为三万元的积蓄而奋斗”等等下贱的思想和行为。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资产阶级的
7、思想影响逐渐消失，浸透了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他们以工农兵群众中的一个细胞的资格，毫无怨言地在行列中行进，以最大的奋不顾身的精神，在组织分配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全部职责。他们把个人的全部利益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中，而不是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上，他们不会因为服从集体的纪律而说什么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夏不会因为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而大吵大闹“自己吃了亏”，或者颓废地低声啜泣。他们因为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贡献始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感到心情舒畅，他们充满了革命的朝气，百折不回。总之，他们已经同工农兵完全打成一片，成为工农兵中的一员，他们并不感到自己是特殊人物，工农兵群众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骨肉，他们
8、是真正的战士。这样的文艺工作者，不就是“又红又专”的红色的文艺工作者吗？他们同工农兵的区分，仅仅是手里多了一种武器，这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我们引以为荣的是，中国无产阶级确实锻炼出了一大批这样的战士，其中也有文艺工作者。 三 这里，我忽然想起了吴祖光反党集团的“二流堂”。 一批“神童”“才子”，却以“二流堂”作堂号，他们原来怎么想的，我不清楚。但是，把“二流堂”同“二流子”联系起来，我想这决不会冤枉了他们。倒是有些二流子们可能提出抗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二流子都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这里我不准备把“二流堂”的人们同我们的无产阶级战士们作详细的比较。但是，我们看一看“二流堂”里到底是些
9、什么“专家”，对我们培养自己的专家的工作，却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能够说“二流堂”的人们不“专”吗？能够说他们中间没有几个有专门业务知识的吗？我想，说他们是一批专门家，他们在某些专门业务知识方面，甚至还要比我们很多人丰富些，这丝毫不会长他们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正因为他们有些知识，有些“专”，他们的统帅罗隆基才夸口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们才要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但是，较量的结果，他们是彻底的失败了。人们不但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丑恶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进一步认识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可能培养出专家，但不是我们的专家。人们看见：这一伙专家，他们互相吹捧
10、自己是什么“天才”、“神童”，说他们自己是文艺的内行之内行，党是不能领导文艺的，文艺是神秘得不得了的、神圣的东西，只有在“二流堂”这样的艺术宫殿里才能生长，只有“二流堂”式的“内行”才能领导文艺，而政治是应当服从他们的，党是应当服从他们的，工农兵是应当服从他们的。在他们看来，工农兵除了供给他们衣、食、住、行的充裕条件之外，还要供给他们淫书淫画，这样才能启发创作灵感，到时候也许给你们写一本书，也许一篇东西也不写，或者只写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不然就是不自由，就是政治干涉了他们的神圣的文艺，这也就是共产党不能领导文艺的铁证。他们的全部灵魂浸透了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他们的专门知识
11、是为服务的。有一位老工人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吃工农兵，喝工农兵，到头来还要坐在工农兵头上敲你一棍。吴祖光这一类的“专家”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罗隆基的原话在“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之前，还有一个“小”字，为符合实际情况，删去了。 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凭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成果，必须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无可怀疑的。拒绝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却决不能采用“二流堂”式资产阶级的方法来培养自己的专家。这种方法，决不能培养出“又红又专”的文艺工作者，而只能培养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文艺界，有些人实际上是在走着“二流堂”式的道路，虽然他们还
12、没有成为“二流堂”式的右、派。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所追求的，除了个人名利之外，简直没有别的东西。“一本书主义”、“一张画主义”，“一部戏主义”、“一支曲主义”，还有很大的市场。有些人，稍为有了一些成就，就骄傲起来，党也好，团也好，工会也好，谁也不能说他一句“不好”。有的人，过去同劳动人民同过甘苦，因而写出了一些东西，得到一些好评，收到了一笔稿费，就同原来养育了他的劳动人民断绝往来了。不要说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就是走马观花也没有兴趣。有些文艺工作者，凑到一起，就是谈稿费、房子、级别，“言不及义”。不读书，不看报，甚至也不看文艺刊物。更不要说关心政治斗争了。有的人，一年到
13、头，游手好闲，暮气沉沉，意志衰退，可以一个字也不写，脸也不红，还吵着待遇低。如果称他作“二流子”，他一定说是侮辱，但是还有什么更恰当的称号呢？实际生活表明：“二流手”和“二流堂”之间是很容易沟通的，有些二流子就终于走进了右派的行列，干起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来。 值得我们深加思索的是：近几年来，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甚至脱离创作劳动的现象，比老解放区时期，比解放初期，不是减少而是相对地增加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过多地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又过多地集中在少数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里，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城市并不是坏地方，不论是我们的首都还是上海，都充满着沸腾的革命和建设生活，都能够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
14、供丰富的创作材料。鲁迅的晚年就是在上海这个阵地上英勇斗争中度过的，茅盾的“子夜”也是在上海写的。文艺界的许多前辈曾经同上海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但是，解放前，他们不可能同工农群众保持公开的广泛的联系。解放后，这种条件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有着同工农兵接近的充分自由。但是，我们没有充分享受这种自由，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反而比过去同群众疏远了。有些人，不要说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中间了，工农兵找他都不去。有的人居然因为工厂给的钱少一些而不肯到那里去演出，去排戏，去同工人谈谈读书问题；有的人居然因为没有汽车接送而不愿意去参加约好的读者会议；如果批评他们，他们就说我要“职业化”。这样的人，要工人阶级承认他们
15、是自己的知识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吧？这也就难怪有些熟知文艺界情况的工人同志要问：为什么当初还有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工人中来，替工人排戏，替工人改稿，帮助工人读书，而现在不来了呢？为什么现在动不动就要讲价钱、要报酬呢？难道文艺工作者同工人之间也变成买卖关系了吗？ 这种现象，当然只出现在部分文艺工作者中间。但是如果把它仅仅看作某一个或者某一些文艺工作者的生活私事，那显然是把问题的意义估计低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脱离生活对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致命的死症，这同宣布一个文艺工作者创作生命的死亡并没有任何区别。这难道不是一条普通常识吗？我们文艺工作者中，许多人写不出东西，或者写不出好东西，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难道不是因为害了这种病症吗？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病症是有传染性的，有些工人在业余时间曾经写过出色的作品，但是，一旦离开了战斗的车间，成了“专业作家”，就开始受到这种脱离生活的二流子习气的影响，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病症。正因为这样，改变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的状况，也就特别迫切了。 我们的党历来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