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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纵议意境说 在意境杂谈中，对“境界”说则进行了专门深入地论述，他说：“意境也可称作境界”，但“比稍偏于单纯客观意味的境界二字似更准确。，”所以他就用“意境”一词代替了“境界”。他认为，诗画中的“意境”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是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两个概念彼此渗透，可以互相交换。他说：“意境，有如典型一样，如加以剖析，就包含着两个方面：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方面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方面。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姑把前者叫做境的方面，后者叫做意的方面，意境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中所反映出来的客观生活的本质真实。”接着，他又分别对“境”和“意”两方面加以分析：“境和意本身又是两对范畴的统一：境是
2、形与神的统一；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在情、理、形，神的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关系中或可窥破意境形成的秘密。” 很显然，是用自己对于“典型”的认识来分析“意境”的，他认为“形神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典型形象的问题。”而情理的矛盾统一形成的意则是“创造典型和意境的主观创作方面的必要条件。”尽管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也引用了刘勰，司空图、严羽，王土祯等人有关“意境”的言论作根据，但他对“意”和“境”的解释仍然带有很大的逻辑演绎的色彩，他用来进行理论演绎的基础是“典型”、“形象”等从西方引用来的现代文论的概念，属于横的移置。这种思辨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意境”概念，如他认为意境“是客观景物与
3、主观情趣的统一”。这样就从一般意义上对意境概念作了总的概括，后来的人在谈论意境问题时都不能离开情景交融这一基本的范畴。但是对“意境”的分析更多地代表了现代人对于意境的认识，至于前人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就应该从纵的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了。 在前人关于“意境”问题的论述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境界”说无疑是最有理论价值的一种认识，它涉及到意境的创造，意境的深浅，“隔”与“不隔”，“有我”与“无我”等重要问题，所以人们在对意境概念作历史的考察研究时首先注意到它也是理所当然的。陈咏在略谈“境界”说的文章中，认为，王国维讲的“境界”含有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的感情以及气氛等意思。此后不久，叶秀山在也谈
4、王国维的“境界”说一文中对陈咏的说法表示赞同，但他说，“王国维主张写真景物，写真感情，情景的统一，实际上是统一于情，统一于主观。”因此他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唯心主义的。他说：“我们认为境界，是艺术形象，这种形象实质也是主客观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自然与感情的统一，但它们是统一于客观，统一于现实，统一于自然，而不是统一于主观心灵。”这种看法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是正确的。可在理论上并没有提供比更多的东西。 在五七年和五八年前后这段时间，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作家作品时提到和使用“意境”一词，他们多是从一般的角度来谈意境的，认为诗的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诗歌形象，诗歌创作要有意境等。严格地说起来
5、，这段时间里专门探讨意境问题的文章是很少的。“意境”的研究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而且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人们多是用现代的理论来解释古文学传统中产生的“意境”说，用外来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的文论，如认为“意境”与“典型”相等，“境界”就是“艺术形象”等。这样做的好处是使“意境”说便于为今天的人所理解，使人们认识到现代文论可以从古代文论中吸取营养，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不必完全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但是这样做也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说当我们用今天的理论术语去分析研究古代的理论时，分寸感很难掌握，容易产生以今套古或以古证今的弊病，而且将“意境”等同于“典型”，也容易使人觉得两者其实
6、是同一个道理，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这样理论上民族特色就很难得到体现了。 “意境”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六二年和六三年这段时间，有一些学者对王国维、司空图、严羽等人的批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从不同侧面接触到了意境问题。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钱仲联的境界说诠证。这篇文章认为，王国维所讲的“境界”就是“意境”。意与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境界不仅是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生活图景，也包括了作者主观的情感。但是就境界这一用语的概念来说这不完全等同于形象。王氏所说境界，还涉及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与神韵格调的关系问题，怕不是形象这一概念所能构囿。”文章里，作者还对在王国维之前或同
7、时的司空图、王世贞、叶燮、梁启超、况周颐诸家有关“境界”的理论作了介绍，认为司空图“思与境偕”一语，与王国维的“意与境浑”很相近。二十四诗品中的“雄浑”、“冲淡”、“高古”等诸品，实质上所谈的都是境界，这样就把意境研究的范围拓得更宽了。 与钱先生的看法稍有不同，周振甫在人间词话初探一文中认为“境界”与“意境”是有差别的，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境界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意境是意与境的结合。”他认为“境界说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其中“无我之境”的以物观物来自叔本哲学中的直觉主义，“直觉中对外物的感受就是以物观物。”但作者认为直观中的诗人还是和物不同，没有什么“以物观物”。因此王国维后来
8、“放弃了他自矜创获的境界说，改用意境说而主张自然。”作者认为这是王国维对叔本华美学观点的突破。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作者还联系清代词坛浙派与常洲派的情况，谈了王国维提倡境界说的意义。后部分对境界说的转化以及王国维美学思想与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关系，也都有精到的分析，是篇很有功底的力作。 此后相隔约半年，吴奔星发表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论。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试图从美学的高度来全面论述“境界”说。作者认为王国维讲的境界，“意味着作者反映日，月，山，川的风貌和喜怒哀乐的心情，显示了艺术必须通过形象来反映现实的根本特征。”根据人间词话的内容，作者对“境界”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介绍：1从被表现的题材出发，境界
9、有大小之分；2从抒情主人公出发，境界有“有我”和“无我”之分；3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出发，境界有常人和诗人之分；4.从创作方法出发，境界有“造境”和“写境”之分；5从艺术风格出发，境界有“隔”与“不隔”之分。作者认为“为了创造不隔的艺术境界，王国维提出了诗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艺术概括问题以及表现方法问题。”很显然，作者对王国维“境界”说的探讨是比较全面的，但还没有真正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因为作者用来分析“境界”说的观念基本上还属于一般文学理论的范畴。 除了上述有关王国维“境界”说的讨论外，在这个时期，吴调公集中力量对与王国维的理论有密切联系的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在诗品，诗境，诗美
10、论司空图“诗品”的美学观和略谈司空图及其诗品等文章中专门探讨了诗境问题。他认为“味外之味的主张可以说是司空图的理想诗境的特色，它贯穿在诗品中也贯穿在他的整个诗论中。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指出要透过迹象而把握事物的空灵之处”。也就是说不满足于形似而求其神似，这是中国古代有“意境”的诗歌的特征之一。另外，吴调公在“别才”和“别趣”“沧浪诗话”的创作论和鉴赏论一文里，指出严羽所讲的“兴趣”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盛唐诗境的审美特征。也就是说诗歌的理想境界，除了一般的情景交融外，还必须具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象外之象”。这是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的又一重要特征。通过对司空图和严羽的研究，人们对诗歌“
11、意境”的认识更丰富更深入了。 在这个时期，仍然坚持他关于“意境”和“典型”内涵一致的观点。他在典型初探一文中将“意境”作为“典型”在表现(抒情)艺术中的一种特殊形态。他说“意境的创造，是抒情诗，画以音乐，建筑，书法等类艺术酌目标和理想，意境成为这些艺术种类所特有的典型形态。”但他也承认，“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形态毕竟不同，意境比较起来总是更侧重于艺术家主观情感的抒发，它是通过情感的表现来反映现实，因之，它的所谓典型化，与其说在于其所描绘的客观对象，事物方面，就不如说更侧重在其所抒发的主观思想感情方面”。在此之前，吴彰垒于意境浅谈中也指出过：“诗歌，不像小说和戏剧那样严格要求细节描写的真实，它特
12、别要求感情的真实”。他认为：“构成意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创作的兴会来说，是应物兴感，触景生情，景是产生情的基础，从艺术表现来说，是寓情于景，借景言情，景是传达或烘托情的手段。”这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涉及到“意境”的创造问题，但作者的论述都简单了些。 综上所述，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对“意境”的研究比较深入和开阔了。认为意境不能完全等同于艺术形象，它所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应该从多方面加以研究，如诗人与现实的关系，艺术概括，艺术表现等。而且就“意境”本身而言，它也不仅仅只是创作上的情景交融，同时还应具有以形写神和“意在言外”的审美特征。此外，为了深入了解意境的本质，还涉及到了意境的创造问题。这些
13、方面的探讨，对于认识意境范畴自身的特点，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都有很大帮助。 真正对于“意境”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研究，是近几年的事。从七九年开始，论述意境的文章逐年增多，无论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文革”前的十七年。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意境界说，意境溯源，意境的构成和创造，意境的美学特征。 (一)意境界说。讨论问题，首先得明确概念，意境界说就是对“意境”这一概念的规定，这涉及到“意境”与境界”、“意象”之间的关系问题。雷茂奎在“境界”说辩识一文中认为“真景物，真感情”是王国维对“境界”所作的解说。这样看，所谓“境界”也就是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了。这种看法在学术界
14、可以说是比较普遍的，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对于“意境与“境界”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两种不周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将意境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中最基本的范畴来考虑：“意境”的外延扩大，认为它不仅包括王国锥的“境界”说，还可以包括王士祯讲的“神韵”，严羽讲的“兴趣”，皎然讲的“取境”等等，总之，中国古典美学应以“意境”为中心(见兰华增皎然“诗式”论取境)。另一种看法是将“意境”的内容加以限制，认为“意境”只是“境界”的一种，如范宁在关于境界说一文中认为：“境界本有三种；物境，情境，意境。意境只是境界的一种而已”。“境界比意境的范围广阔些，它指主观想象也指客观景象的描述，而意境则侧重于主观情思的抒写。”此外
15、，在“意境”与“意象”的关系上，有人认为两者是相等的，有人则主张意象只是构成诗歌意境的诗歌艺术形象，与“意境”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笔者是同意后一种看法的。 (二)意境溯源。要把握“意境”的本质，就必须了解它所产生的原因，随着“意境”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探讨意境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作溯源的工作。下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意见。 1从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先秦时期易经里的“言不尽意”之说，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辩，王弼的“得象忘言”之论，对于意境理论的产生都有一定影响。吴调公在关于古代文论中的意境问题一文中认为，“如果说最早的言意说承袭了儒家文论，那么，魏晋至唐宋的境界说，就一转而为受佛学的影响，扣合文学的特征，为比较成熟的意境说提供思想基础了。”在此之前，王达津先生于七九年发表的古典诗论中有关诗的形象思维表现的一些概念的文章里就曾指出：“意境，境界的概念实由佛经而来”，“佛经讲心之所游履攀缘者，谓之境，所观之理也谓之境，能观之心谓之智。境与智在文学方面就变为意与境”，“佛经所说的智境，实起了促成文学上的意境说的作用。”但他认为佛经的智境之所以能转化为文学上的意境，主要还是由于“中国诗歌创作，意与境合，早有境界形成。” 2。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来看，有人认为诗经的民歌中就已存在着“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