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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经典问题”的发生学探源刘乃季 王健 卓然所谓“文学经典问题”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着文学经典而展开的各种争论。当代文学经典的生产问题，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评价问题，文学经典进入各级教科书问题，文学经典被“戏说”、“大话”以及被改编成影视剧的问题，畅销书与通俗文学能否成为文学经典的问题，大众审美趣味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引起了论者的极大兴趣，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经典文学时代，经典化了的文学生活造就了文学经典主义（或经典文学观）。文学被认为具有核心价值，经典文本也突出了印刷文化时代识文断字的社会特征，具有强烈的精英文化色彩，并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文学媒介胜过电影、电视、网络等
2、其他一切媒介。文学经典还得到了传统、现状、较高文化水准和天然权威感觉的支持。它是“天然”的东西，是不成问题的。一直以来，这种观念支配着我们的文学生活，并决定着文学史的叙述。然而，随着“后文学时代”(1) “后文学时代”的提法，可参考黄浩：从“经典文学时代”到“后文学时代”简论“后文学社会”的五大历史特征，文艺争鸣，2002年第6期。的到来，文学经典不证自明的确定性和最高权威却遭遇了现实和观念的双重挑战，文学经典在文学的空前危机的事实面前，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受到了质疑，不可避免地成了学界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
3、家的数字化生活程度显然要高于中国，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趋势，数字信息技术为整个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暂新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也深入到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在信息社会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经典问题”当然不是中国当下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首先，“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都是建立在“后文学时代”来临这个社会背景上的，“全球化”的进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重新评估文学经典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其次，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理论、文化研究等在内的此起彼伏的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为文学经典研究提供了新的共同的理论资源，传统的经典概念和文学经典化理论正是由于各种
4、“后现代”理论话语的出现而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文学经典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文学生活由经典文学时代进入“后文学时代”的历史产物，因为文学的剧烈变动必然要反映到文学研究中。一方面，从文学生活的客观现实而言，新的电子媒介文化产品与一些边缘文体大肆入侵文学的领地，与文学传统中被视为雅正的经典文学构成相互竞争、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局势；另一方面，从学术界内部而言，雷吉纳罗班所说的“大众文化压路机”大大动摇了此前对文学本体的界限的信念，文学本体的分崩离析使“今后不再存在单一的文学”，而是山头林立，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文学风貌、创作方式或自己的文学观念(2) 雷吉纳罗班：文学概念的外延与动摇，见马克昂热诺等主
5、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5-51页。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及其经典必然问题化，实际上也就是放到一个新的文学环境中重新思考其功能与价值。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进入了生活资源丰盛的“消费社会”，并呈现出“后文学时代”文学生活的特征，关于经典的论争由此展开，文学史上的文学经典开始遭到被布鲁姆讥讽为“憎恨学派”(3) 布鲁姆把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结构论者都称为“憎恨学派”的成员。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4页。的一些研
6、究团体的批评，认为经典的构成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只不过代表了“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必须“打开经典”。文学研究内部的不少学者也对文学及其命运展开了反思。而我国由于社会形态及生活资源的丰裕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经典”问题直到90年代才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受到了西方社会各种有关“经典”的话语的影响。我国的“文学经典”问题话语场异常活跃而混乱，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各种观点进行着激烈的交锋。“挑战经典”与“捍卫经典”的话语吸引着不同立场的学者广泛参与进来。纵观近二十年“经典”问题的发生发展，其大致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可以将之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993年到世纪之交的“经典”问题发生
7、期，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着经典的“概念”之争与“事件”之争而展开的；第二阶段，从世纪之交一直延续到今天，可称之为“经典”问题的理论研究期，在第一阶段问题的基础上，学术界有意识地加强了关于经典问题的理论研究。第一阶段：“经典”问题发生期。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国内就已有学者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4) 这一概念最初是由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人在1985年提出来的，三人的对话首先出现在读书杂志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民族意识，1985年第12期），接着文学评论发表了由黄子平执笔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85年第5期）。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重写
8、文学史”的主张(5) “重写文学史”是陈思和、王晓明在主持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这一专栏时率先提出的学术主张，从1988年第4期推出至1989年第6期结束，发表了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讨论文章40余篇。，这当然涉及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认定标准问题，但这些主张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有具体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如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1997年，东方出版中心），黄修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9、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1993年9月，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蚁布思来北京大学做学术讲演，在讲演中介绍了西方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并专门谈到了现代中国经典构成的历史发展问题(6) 后讲演稿以专著出版，见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学者称佛克马的演讲彷佛提醒了中国文学人的经典记忆，“经典”问题由此开端。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引发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事件，座次的前六位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茅盾落选，
10、这一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种排座无疑是对建国以来形成的“鲁郭茅巴老曹”经典秩序的颠覆，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现象”开始受到不少学者关注。1995年10月，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涉及到了读者与经典形成的关系、经典化的复杂性以及经典的积累等问题，并介绍了“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的概念(7) 后讲演稿以专著出版，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马瑞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面临世纪末，对一个世纪的文学进行总结与反思成为可能，各种版本的“百年文学”书系纷纷出版，引发了“百年文学经典”的“混战”：1996年
11、，谢冕、钱理群主编了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1996年，谢冕、孟繁华主编了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香港亚洲周刊进行了“20世纪百部中文小说”的评选。此外，还有形形色色各种文学经典选本，如200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的“走向诺贝尔”书系，对“文学经典问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序中，谢冕认为“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尽管如今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
12、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8)（9）谢冕，钱理群：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第4-5页。钱理群则认为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对新文学的历史总结，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已经达到的高度(9)。“百年文学经典”之争把“经典”问题推向了高峰。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开始在国内风生水起，对非经典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沉浸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断解构着经典，刺激着国人的“经典情结”，并与各种“重评”、“再解读”的浪潮一起呼应着此前的“重写文学史”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形
13、成的“红色经典热”，一方面使人们沉浸在由经典引起的怀旧情绪中，一方面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对“文学经济学”的讨论。由1996年大话西游在国内高校开始受追捧开其端，包括后来的“Q版语文”事件以及互联网上各种对经典的“水煮解读”、“麻辣解读”现象为代表的“大话文艺”现象的流行，1998年的“断裂”事件等等，则代表着青年亚文化群体与文坛上的新生代以一种反叛的姿势对经典进行了消解与祛魅。第二阶段，“经典”问题的理论研究期。这一时期，虽然各种与“经典问题”相关的现象与事件并没有终止的趋势，但与第一阶段相比，更注重对“经典问题”的理论探讨。由“百年文学经典”引发的经典混战开其端，各种直接以“经典问题”为主题
14、的学术性研究论文呈现出井喷之势，也出现了一些关于“经典”问题的研究专著与论文集。人类的一只脚刚迈入新世纪，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就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抛出了“文学终结论”，引发了文学“死与不死”的争论；2005年新浪博客“文学死了”事件再次向人们宣告了经典文学的危机；以于丹和易中天为代表的“经典热”现象，则表现出了经典向大众趣味的认同，与各种经典的影视化一起以经典的广泛传播与快速消费消解着传统的经典形象；伴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而迅速成长壮大的网络写作，在短短几年内就聚集起了庞大的文学人口基数，对经典文学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进入新世纪后，“文学经典”问题的理论
15、研究的加强趋势充分反映在各种直接以“经典”命名的学术研讨会的频频举办上：2005年5月，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2005年12月，由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中南民族大学共同主办的“新时期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举行；2006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2006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厦门大学文学院
16、共同主办了“与经典对话”全国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由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2007年9月，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学经典”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2007年12月，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2008年4月，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宁波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经典解读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2008年11月，山东省文登市召开“阅读中外经典，享受读书乐趣”研讨会；2009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文学经典的重释与普及”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