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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国产业金融体制的演变及其效应许 铭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北京 100026)摘 要：韩国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和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创造的“汉江奇迹”有力佐证了“东亚模式”对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适用性。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模式必须经历一个深刻而艰苦的改革历程。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和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推进并已进入攻坚阶段，韩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金融体制与我国体制有许多相近之处，对上述有关问题的分析对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关键词：韩国产业政策；金融体制；国企改革 一、产业金融的内涵 (一)产业金融的含义 纵观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后发展国家与发达
2、国家之间由于工业化的推动机制存在差异，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金融体制也存在着极大不同。在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金融体制的首要功能是满足企业部门、尤其是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的融资需求，对家庭部门储蓄收益的满足则属于较次要的功能。相比之下，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由于通过市场分配资源，金融市场必须首先满足储蓄者对收益和风险的偏好，才可能发生资金由家庭部门向企业部门的转移。因此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更多地侧重于增大储蓄者的资产选择和投资效用。基于这两种金融体制的功能差异，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以满足企业部门的融资需求为主要功能的金融体系称为产业金融(Industrial finance)，而把以满足储蓄者的投资
3、效用为主要功能的金融体系称为商业金融(commercial finance)。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的内(自)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产业金融和商业金融体制分别具有外生状态和内生状态的性质。外生状态(Exogenous Growth)很少包含微观金融主体的内部自我因素，促进资本形成的必备条件不够充足。往往基于对外部金融模式的移植，在此状态中，政府权力机关率先介入资本市场的成长过程，个人和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而在内生状态(Endogenous Growth)中，个人和企业部门的自身作用对资本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政府权力机关只是在此基础上逐步且是
4、适度地介入微观金融主体的融资活动，通常包含着金融激励、创新和约束机制。 (二)产业金融体制的特征 1.产业金融体制能促进部门的均衡发展 产业金融体制的核心是协调各个产业部门的均衡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进步。金融部门在一国产业化进程的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通过合理的融资活动，保证产业部门的均衡、协调发展；二是通过确定优先目标，在动态均衡中向重点产业部门提供金融服务，以推动整个经济的快速进步。 2产业金融体制存在着强大的政策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直接参与型，其主体通过实际投资活动或倾斜力度的掌握，直接参与金融活动的过程，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3产业金融体制的融资方式以间
5、接融资为主体 大多数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采取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制，既有后发展国家资本市场发育不全的客观原因，亦是许多后发展国家的一种主观选择。是其工业化模式的制度安排。政府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对市场的替代作用，即“政府替代”作用，其对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得到超常强化，金融机构成为政府部门的一部分而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企业部门和个人参与资本市场融资的欲望普遍消沉，企业部门通过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进行的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 4产业金融体制一般具有“对外依赖惯性”在后发展国家的产业化进程中，由于产业金融体制必须向企业部门提供大量的低成本资金，而长期倚重较高的国内储蓄率维持
6、企业较高的投资增长率。但高储蓄率和更高的投资增长率往往使金融机构信贷扩张的速度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以举借外债来填补国内银行系统的信贷缺口。形成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依赖惯性”。二、韩国产业金融体制的背景及其特点 (一)韩国产业金融体制确立的背景 韩国在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期20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韩国政府向主导产业提供倾斜性政策保障的结果。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政府在产业金融领域干预程度最为深刻，这是由其特定国情决定的。1953-1960年期间，韩国政局严重不稳，统治集团腐败现象蔓延，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状况的落后终于引发1961年由少壮派军人朴正熙发
7、动的军事政变，韩国经济由此进入一个由强人统治的新阶段。朴正熙上台后对韩国原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确立了政府对包括产业金融在内的经济领域发挥主导和干预作用的基调。韩国政府在60年代初期进行金融系统的重组和调整时，采取了将商业银行的大部分产权划给政府，由政府掌握商业银行人事权，成立由政府提供支援的各类专业银行等措施。总的看，在韩国经济起飞和增长的20多年时间里，政府牢牢控制着主要甚至是全部的金融机构，从资金筹措和供给上掌握着企业与产业生存、发展的大权，逐步形成以“官治金融”为主要特征的产业金融体制。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完全建立在政府主导基础上的韩国产
8、业金融体制开始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多种挑战，韩国开始有意识地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努力确立主体交易银行体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官治金融”体制，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又通过“官治金融”体制的弱化带动了整个经济体制的调整，突出表现为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此阶段仅仅是一个更长的改革进程的开始，韩国政府欲建立的“民间主导型”的产业融资格局也仅现雏形，政府对经济的宏观控制特别是对金融市场的直接规制依然很强。由于80年代以来进行的金融改革没有建立在彻底改造其原有体制框架的基础之上，许多改革措施治标不治本，未能有效消灭体制内的致命痼疾，从而为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1997
9、年底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韩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的一次强制性调整，它既是旧模式失效的危机，也是新模式建立的契机。 (二)韩国产业金融体制的主要特点 1.“官治金融”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韩国的产业金融体制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政府以一种超市场力量的强制力对产业融资活动施加控制。在该体制中，中央银行事实上成为由政府领导、为政府的产业政策服务的一个机构，主要商业银行均为政府直接所有或被政府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的再贴现资金是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银行贷款规模和方向受政府控制，政府以人为方式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政府和金融机构都习惯于非法制约束型的“官民协力”，即金融机构接受政府当局的指
10、导与干预，政府则给予其各种扶植和保护。银行系统不具备真正商业银行意义上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过大，政府金融机构吸收的储蓄存款占总储蓄的比重在80年代以前高达80以上，80年代虽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了私有化，国有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仍占总储蓄的l3。即使在80年代实行了金融改革后，重要的金融调控手段和商业银行的部分股权及人事权仍控制在政府手中，金融机构依附于政府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为加快本国产业化进程，尤其是快速推进钢铁、汽车、造船、化学等主导产业的发展，政府在牢牢支配金融系统的情况下，继续以倾斜性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对相关产业进行政策扶持，同时使用
11、特许权、许可证、公共采购权和设立国民投资基金、出口振兴支援基金等，使许多大企业集团获得充足的发展资金。 2.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但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步增大 由于在韩国产业化过程中，政府出于确保其对金融系统控制权的考虑，有意抑制证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手段的发展，而主要是依靠银行吸收储蓄并将其转化为投资，并利用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扩大投资，故韩国企业长期以来主要通过由政府把持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虽然韩国早在40年前就建立了一套较为齐全的金融机构，分工层次也相当分明，但市场金融基础的发展与其产业化过程中的政治、军事环境一样，呈现大起大落、很不平稳的状态，尤其是受人为因素干扰较多，资本市
12、场的发展受到严重掣肘。直至80年代初。韩国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改革措施，特别是推动建立了主体交易银行体制，加快了资本市场的建设步伐，直接融资的比重才开始呈逐步上升的势头。主体交易银行体制客观上起到了规范银企关系和加速韩国资本市场发育的作用，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发展资金占国家金融总资产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是，韩国产业金融体制中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长期以来仍未被打破，企业对银行融资的依赖性较大 3.产业金融体制呈现制度与非制度金融的“二元结构” 在战后韩国经济增长和起飞的过程中，除由政府当局控制的制度金融市场外，还大量存在着政府未规制或难以规制的非制度金融市场，形成
13、了金融市场“二元结构”，且这种“二元结构”是多元地、相互交织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韩国产业金融体制的“二元结构”具有明显的“金融抑制”特征。50-80年代，韩国非制度金融市场的主体是非正式金融市场即民间高利贷或地下金融市场，它同制度金融市场相互重叠，形成了三个层次的“二元结构”，即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居于核心地位，其他民间金融机构处于外围的从属地位；在整个金融市场中，制度金融市场是一个主要部分，同时还大量存在着以高利贷资本运作为核心的非制度金融市场；国内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存在共存与对立的关系，而国内制度金融市场、非制度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均存在一定联系。4产业发展严重依赖国际举债填补资金缺口韩
14、国长期实行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快速成长需要投入大规模资金，大幅攀升的投资增长率则要求较高的储蓄率予以支持，而高储蓄率和更高的投资增长率往往使企业的信贷规模超过自身的资金供应能力，而不得不通过商业借款引进外国短期资本以弥补长期投资资本的缺口。1962-1990年，韩国共引进外资45988亿美元，大规模外债在韩国经济起飞中起到了弥补国内储蓄缺口、满足大企业集团对巨额资金需求的作用。据韩国银行分析，1962-1982年的20年间，韩国平均投资率为29.2，而平均储蓄率只有24.1，差额由外资弥补。同期GNP年平均增长率为8.2，若无外资投入追加(除外债外，还包括直接投资)，实际增长
15、率只能停留在4.9。在引进外资方面，韩国还成功地消除了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不利影响，成为80年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债务危机中的“安全绿洲”。从表中可以看出，除19861990年国内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外，其余各时期的储蓄率都低于投资率，国内资本长期供不应求，从而导致对国际资本的严重依赖。三、韩国产业金融体制的缺陷与金融危机(一)韩国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过多干预和管制成为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根源 首先，韩国政府在韩国经济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政府替代”作用，但“政府替代”的供给成本，必然随着其替代对象不发育或残缺市场的逐步发育、完善和整个世界经济大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增大，从而出现了因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而导致的“政府失效”问题。在韩国产业化过程中，政府支配着大部分商业银行，通过对某些大企业集团提供资金支持与帮助，限制其他企业进入重点产业等手段的运用，使许多大企业集团获得大量垄断利润，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大企业集团在加速扩张的过程中。经常偏离市场运行的正常范畴，好大喜全，体现出很强烈的“投资饥渴”，形成高投入、低效益的局面。由于韩国的主导产业是政府部门进行市场进入规制或价格规制的产业，被规制的企业部门，不仅希望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投资，而且希望争取更多的报酬。由于被规制企业部门通常不能变更政府部门确定的公正报酬率，故只有在一定的公正报酬率下争取更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