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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省委党校李胜茹在全县妇女干部培训班上的课件2005年11月什么是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兴起的世界思潮，它已经成为全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深刻地影响着各国性别平等政策及平等机制的建立。它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会议上提出，是【北京行动纲领】中多次出现的关键性词语。在这次会议的欢迎仪式上，江泽民总书记在欢迎词中首次提出：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社会性别意识与主流化。社会性别意识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并尊重所有的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不分种族、性别和年龄、
2、阶层。它将不同的阶层、种族和性别看作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旦剥夺了某个阶层和性别的权利，从长远来看就是剥夺了其它阶层和性别的权利。它倡导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免除压迫的平等关系。社会性别意识的内涵是从人的基本权利出发，重新审视和反思现存的两性关系和性别规范，清理和消除两性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壁垒和障碍，扩大男人女人的选择性，促使男女两性的全面健康发展。它完全不同于传统上的性别等级关系：把一些人看作高贵的，把另外一些人看作低贱的，把某个性别看作尊贵的，把另一性别看作卑微的，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来使另一部分人增进自己的利益和资源。它具有思考的品质：既不盲目地接纳一切现存的性别规范
3、，也不一概排斥一切传统的性别规范，而是放在是否促进男女两性共同发展的尺度上来衡量，凡是有碍于人的发展的就丢弃，凡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就保留。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现实意义1,有利于减缓我国日益加重的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稳定因素。贫富差距的测量一般采用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单位，它将社会各种收入分为五等分，最高的等分和最低等分之比为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0.4通常作为国际上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十分脆弱，贫富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向，1978年为0.16,1988年为0.382,1996年为0.42，1998年为0.46。中国
4、20年来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迅速走向两极分化，超过了美国0.41、英国0.3、法国0.327等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贫困人口的增加，大多数人处于社会结构的下层，社会就会成为高风险社会，几个偶发事件就容易导致大乱。而在贫困阶层中妇女占到70%，由于妇女所担负的传统角色，所从事的大量低薪或无薪的劳动，收入水平要大大低于男性。据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城镇女性的收入是男性的70%，农村妇女的收入仅是男性收入的59%。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收入增加与降低，将意味着贫富差距是加剧还是减缓。它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意义将是巨大的。2,有利于减轻人们的心理压力，增进人们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农村妇
5、女的心理健康。自杀率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据世界银行疾病负担研究，1990年的中国自杀是第五个最重要的卫生问题，自杀对人造成的损害大于传染病、癌症及心脏病。我国的自杀死亡人口在全世界自杀死亡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惊人的。1990年我国总自杀死亡率高达30.3/10万人，其他所有国家平均数仅为10.7/10万人。数字显示，自杀率还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他国家的平均自杀率男性高于女性，世界上男性的自杀率为17.2%，高于女性3.6个百分点。我国恰恰相反，女性的自杀率18.4%高于男性5.7个百分点。女性的自杀死亡率相当惊人，我国为33.5/10万人，而其他所有国家平均数仅为7
6、.1/10万人。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农村妇女自杀死亡率为最，不仅远远高出城市妇女，也远远高出城市及农村男性，从1990年到1994年，平均每年高达17万人之多。在中国社会中，自杀被视为一种没有退路下逃脱痛苦的方法，是承受压力走向崩溃的结果。从性别角度可以看到，中国的女性群体承受着比男性群体更大的压力，从性别与阶层的角度来看，农村妇女群体承受的压力最甚，改变痛苦的退路最小。3,有利于减少性别比例失调，增进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性别偏好，这种性别偏好在计划生育之前，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生育一直到生了儿子获得满足。而在实施计划生育之后，常常会出现“你死我活”的局面，有了女儿就不能
7、再要儿子，于是为了要男孩，就把女婴丢弃掉。大量女婴的溺杀，使女性的出生权利从生命的开始就被剥夺，还使得自然界原本平衡的性别比例出现了失衡，在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调查中，男性人口是65355万人，女性为6122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4123万人。有的县性别比例失调相当严重，高达100：130,按照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将有相当数量的男性到了适婚年龄不能结婚。它将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性骚扰、性犯罪、性暴力，影响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安定。4,有利于提高执政者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顺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应当看到，作为执政者和执政党面临的社会问题非常复杂，可以说是空前的问题和空前的
8、挑战，有些问题比如腐败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有些问题如农民负担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妇女问题、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一般难以对社会形成直接的破坏力，却是社会发展的巨大隐忧。犹如50年代后期出台的人口政策，在短期内难以看出不良后果，却是80年代以来成为执政党推进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巨大而难以消除的障碍。其实，作为一个由各个阶层和各种群体构成的社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是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这里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掩盖矛盾和压制矛盾，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这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执政者。一种是正视矛盾和问题，从长计议，化
9、解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促进社会的持续和协调发展。后者显示出执政者的水平和能力及社会责任感。对于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会显示出执政者的远见卓识，以及促进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意识。我国性别平等的状况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如何评估中国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水平和状况？这是性别问题能否提升为公共政策问题的前提条件。我们面临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估结论：一种是中国妇女地位太高了，没有问题。这种看法是用某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的参政比例就业比例作为参照系，凡是高于它们的指标就是地位高的标志。1994年中国的女人大代表是21%，而美国只有10.3%，日本只有6.7%，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390美元，而日本与美国均
10、超过了两万多美元，中国妇女地位已经超前了。这里的基本假设是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是正比关系，经济发展程度高，妇女地位就高，经济发展程度低，妇女地位就低。既然，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妇女地位已经超过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还有什么必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呢？从历史来看，应当说我国妇女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在世界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正如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促进妇女权益，鼓励她们参与政府、投入经济和社会改革诸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于一个具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和人均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十分了不起的。过去50年间，中国妇女的识字率已经翻了一番多达到1992年的70%；而预期寿命比男人增加的
11、更为迅速，从1970年的平均60岁到1991的平均70岁；妇女的入学率也比男子增加的更快，从1979年到1988年期间平均每年递增5%；到1990年，妇女已在总劳动力中占有45%的份额，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在官方机构中妇女数额达到30%左右。另一种结论是中国妇女地位依然有许多问题。这种看法是将女性与男性在教育、就业和参政等方面进行比较，发现男女两性无论在公共资源、社会权利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和不平等，需要公共政策予以关注并提升到政策层面来解决。后一种方法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考察不同国家性别平等指数的方法。1995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设立两项测定男女不平等的
12、指标，一项是性别发展指标（GDI），这是对人文发展指标的调整，分性别测定健康知识收入情况；一是性别权能测量（GED），即分性别测定就业、在专业和管理岗位上的份额及议会席位上的份额。（加方框：人类发展指标测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基本能力方面的平均成就，包括三个方面：1、预期寿命，表示人们是否过着长久健康的生活，请注意这里不是考察医疗技术的水平，而是考察医疗技术如何保障人们很好地得到医疗方面的服务。2、成人识字率和总入学率，测量人类所受教育的情况，即国家使用多少财富提高国民教育程度，使人们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力。前两项指标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公正程度。3、人均收入，测量人们是否过着象样的生活。应当说，人文
13、发展指标不是对社会财富的度量，也不是对幸福的度量，而是对人们获取的基本权能的度量。如果人们具备了以上三种基本选择便可能得到其他机会的选择。人类发展的内容和指标的确定，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解和认识，是社会发展模式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遵循这一模式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就会付出较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收益。）这里是年衡量性别发展指标的几组数据： 收入比例 预期寿命 成人识字率 小学中学大学总入学率 性别发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展指数 瑞典 41.6 58.4 81.1 75.4 99 99 79.3 76.7 0.919 芬兰 40.6 59.4 79.6 71.4 99
14、99 100 90.6 0.918 中国 31.2 78.8 70.4 66.7 70 88.2 70 88.2 0.578 伊朗 14.9 85.1 68 67 55 74.5 61.3 73.6 0.611 日本 33.5 66.5 82.5 76.4 99 99 87.5 83.5 0.896 蒙古 38.5 61.5 65 62.3 74.8 87.4 62.9 56.2 0.596 由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从教育程度来看，在经济发达国家，男女之间的教育差别已经消失，甚至出现了总入学率女性高于男性的现象，在日本、瑞典和芬兰总入学率女性均高于男性。由此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
15、成正相关关系，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程度就越高，两性之间的教育差距就越小。此外，还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教育政策相关，国际的趋势是：国家向每一个适龄儿童提供一份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从而杜绝了教育上由于家庭投资而带来的性别差别。在经济发达国家女性就业上的困难，导致女性的学习时间高于男性。在发展中国家整个教育程度要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女性的教育程度又低于男性，有着十分突出的性别差异。中国在教育资源上，女性低于男性18个百分点，蒙古低于男性13.4个百分点，伊朗女性低于男性11.7个百分点,中国在教育上的性别差距比起蒙古和伊朗都要高出4-7个百分点。1999年国家统计局出版了【中国的女人和男人
16、性别统计数据】，分性别统计了我国男女的教育程度，在这些数字中令人吃惊地发现：凡是人类需要丢弃的东西，女性都比男性多。比如文盲，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有8506万文盲，女性占71%，是男性文盲的2倍以上。凡是人类需要拥有的教育资源，女性都比男性要少，而且越是稀缺的教育资源女性拥有的就越少。1997年，女性接受中学女性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是42%,男性是58%；女性接受大专大学教育的比例是37%，男性为63%。教育程度的高低，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讲教育是步入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教育程度越高，潜能开发的可能性越强，个人的自主选择性就越大；反之，教育程度越低，就会大大增加步入社会的难度，个人的选择性越小。对于国家来讲，要推进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实现农业社会向称是社会的转变，就需要大量用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技能的劳动者，当大多数女性不具备相应的教育程度，就会制约现代化和工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