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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嫁给韩美林，周建萍当年怎样在父亲鼓励下“南水北调”？ 对于韩美林周建萍夫妇来说，“父亲”两个字恩重如山。韩美林三岁丧父，父亲是人生中可念却无可盼的恍影，却也为他树立了顶天立地的人生榜样;周建萍南北奔波十五年，父亲虽不曾过多言语，但在最需要支持之时仍说出了那句话：“韩美林是个好人，好好照顾他吧。”在韩美林夫人周建萍撰写的新著永不凋谢中，就讲述了两位父亲对自己人生产生的重要影响。特别对周建萍来说，“对于父亲，我想说的太多.”现将此书第一章南水北调转载于此，以飨读者。祝天下所有的父亲健康快乐。南水北调周建萍我的人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以三十五岁为分水岭，之前在南方，之后在北方。全家福1964年12月1
2、5日，我出生在杭州。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机关公职人员。小时候我长得人见人爱，因为父母公务繁忙，哥哥只比我大一岁，故我基本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是一个典型的射手座女孩，崇尚自由、喜欢冒险、乐于助人所有射手座应有的特质我都拥有。十九岁那年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九岁的青年才俊，于是我自作主张偷了家里的户口本，与其登记结婚了。为此，最疼爱我的爸爸伤心欲绝，他怪我妈妈没有藏好户口本而打了我妈妈，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声。我想不是因为父亲的拳头，而是因为任性的我实在太让她失望了。过早恋爱和结婚，我第一年大学没考上，后来因为有了家庭、有了儿子，在学业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以致后来我
3、用了十年的时间，从电大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到浙江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不断学习，来弥补这个缺失。那段时间，浙江图书馆教室、杭州大学校园、浙江大学校园经常会出现一个火急火燎骑着配有儿童座椅的自行车，又像妈妈又像姑娘的我。最艰难的时候，我每天一大早将几个月大的儿子送到育婴室，交给老师一个鸡蛋一瓶牛奶后匆匆赶到学校去上课，下了课赶紧去育婴室将儿子从痰盂上解救下来(因为孩子多老师少，婴儿基本被绑在一个个痰盂上)，回到家给屎尿一身的儿子洗澡、喂奶、哄睡之后再复习功课。这种生活我坚持下来了，那是我自己酿的苦酒，我必须自己喝下去。 与儿子了然所幸的是，大学没考上，上帝却给了我一份喜欢的工作，这得益于高中时期我获得过中
4、学生演讲比赛第一名，故被浙江展览馆录取当讲解员。因为那里讲解工作是有阶段性的，1983年夏天我被借调到上级主管单位浙江省文联下属的电影家协会，协助那年的全省电影剧本创作年会，这一次借调，让我在电影界待了三十三年，直到提前退休。或许是自己性格中的倔强和吃苦耐劳的秉性成就了我，自从到了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一路走来，从秘书到副秘书长，再到秘书长、副主席。30岁前，我结婚生子、完成了学业、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当时单位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所有的动力,我想是来自未考上大学的羞辱，以及我对父母的愧疚。在事业上，我遇到的第一位伯乐是浙江省文联主席顾锡东，他是浙江剧作界的领军人物，一生创作了六十余部剧目，如五女拜寿
5、汉宫怨等，写过200多篇戏剧类评论文章。他的大智、大德、大善、大爱,为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顾伯伯当时作为浙江文联党组成员分管戏剧、电影，他非常勤奋，每次去他办公室汇报工作时总是看见他在伏案疾书，他的他的稿子非常工整，甚至没有一个错别字。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在各协会中年龄最小的缘故，顾伯伯对我呵护备至，以至于后来浙江电影家协会工作能在全国影协中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顾伯伯的引导、信任和支持。2003年，我从北京回到杭州参加顾伯伯的追悼会时伤心欲绝，我后悔2001年离开杭州后没有经常回去看他，我更后悔顾伯伯因为在雪地里摔了一跤引起并发症后我没有去医院探望。当我听说最后当浙江医院的
6、医生对顾伯伯的病情恶化束手无策时，顾伯伯绝望地说了一句“一帮庸医”而抱憾九泉，我痛苦得不能自拔，之后的很多年，每每想起这句话，我心如刀绞。浙江文联绝对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80年代初艺术家生活条件都不怎么好，文联在离西湖不远的一栋小楼里，一层会议室、二层办公，三层宿舍。记得当时只有会议室有空调，夏天，每到中午大家都会去会议室纳凉，那可谓各路精英济济一堂，场面相当壮观，记得美协有姜宝林、曾宓、董小明、潘鸿海、魏新燕，作协有张晓明、袁敏、盛子潮、朱海、陈建军，舞协有郭桂芝、马云，曲协有马来法(马云的父亲)，还有摄协的周润三，基建科的钟睒睒等等，文联还时不时还有名家来访，像麦家、余华、茅威涛、何赛飞
7、等等过来投稿切磋之类的。 我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中国文联和中国影协的领导及同仁前来拜年记得马云、钟睒睒、卢小萍、石红等我们几个趣味相投的发小经常聚在一起，马云小的时候并不像如今这样锋芒毕露，甚至还比较含蓄腼腆，我想当年我过早地恋爱结婚生子一定让他们觉得很无趣。否则，我们的青春期互动应该更多一些，至少马云去西湖边练习英语口语时，我时而也能成为“跟班”，记得马云即将离开文联去读大学前夕，文联几个年轻人自发组织去诸暨五洩风景区游玩，我因一早送儿子去托儿所未能赶上火车，为了追赶大部队，表达我的“忠心”，我还是坐上了下一班火车，尽管落日才赶到那里，但五洩的夕阳下，看见钟睒睒、马云、张建安等众兄弟姐妹们远远
8、地向我招手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幸福。2006年马云与太太张英来我们杭州馆家做客时，我们一别已近二十年。虽然彼此的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儿时的记忆犹存。比如，单位路口有一个卖馄饨和葱煎包子的小摊，大家都喜欢在那里吃早点，尤其是钟睒睒，几乎每天光顾。在马云求学、创业，钟睒睒创办养生堂、农夫山泉的那段时间里，我除了继续弥补校园的缺失外也没闲着。女人嘛，除了安宁的生活，我能做的就是将浙江省电影家协会的本职工作做好，像我们这种群众团体国家给钱有限，基本靠秘书长自己去化缘和创收，记得我这个协会当时在整个文联中是最富有的。80年代末一直到整个90年代，我也是全国电影家协会里年龄最小的秘书长，其次是江苏省
9、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陈国富。江浙是全国影协中工作最出色的两个协会，全国性电影活动此起彼伏，各种创作年会、观摩活动办得风生水起。1992年在山东召开的华东六省一市影协工作年会上碰到黄宗江先生，黄老给我和陈国富起名为“金童玉女”，这个称呼在电影界足足用了三十年，直到今年3月我主动提前退休。1991年夏天，浙江大学作家班的最后一个学期交毕业论文选题，我选择了“大墙内的女子”这个题材。起因很简单，我的一个美院的朋友在那里劳教，我去看她过一次，便被那儿所吸引。浙江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高明副局长为我安排去浙江金华十里坪女子劳教所体验生活，顾锡东主席为我写了推荐信。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清晨，我踏上了浙西方向的列车，贸
10、然闯入了浙江十里坪女子劳教所这个神秘而又陌生的地方。面对着许多性格迥异的姑娘或警惕或呆滞的目光，我的第一感觉是，我来对了!因为我看到了这里集中了最聪明和最愚笨的女人，而这两种女人却恰恰是最有故事的女人。 与电影女儿谷的演员在浙江金华十里坪女子劳教所体验生活劳教，顾名思义，是对犯罪情节较轻者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教育，据说本质上还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待之。然而劳教所里许许多多失足女子，卖淫、盗窃、行凶、诈骗，伤风败俗、寡廉鲜耻，说起来令人齿寒，难道她们被社会所抛弃，盖因咎由自取吗?她们大都有个不幸福的畸形家庭，不正常的社会遭遇，其中固然有她们自己的责任，但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家庭和社会深层次的不谐之音，也许更
11、值得人们深思。去劳教所前，我要求不以采访者身份，而以被劳教人员的身份进入，与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先例，但是最终还是做到了，据说省司法厅胡厅长还请示了当时公安部的张秀夫部长，部长指示：在保护好采访者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满足采访的要求。到了十里坪女子劳教所，我首先认识了所长陈素明，这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女警官，还有指导员叫“老歪”。我进了劳教所后受到了女劳教人员的极力追捧，令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无论女孩还是大妈都愿意把她们的故事讲给我听，白天，我与她们形影不离，学着里面的行话;晚上，在被窝里将心底积压的那些令人心痛的故事像牙膏般挤出来，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不方便纸笔记录，只有默默
12、地把这些记在脑子里，然后抽时间偷偷整理出来。两个月后，一些自称“男部”的人开始喜欢我，有的甚至还为我大打出手，她们是同性恋。换做今天，或许我会更理解她们，因为大部分同性恋乃是基因的问题，与其本人无关。在被同性恋骚扰得无处藏身后，我不得不公开身份。没想到，公开身份后那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地爱我，因为谁也不曾想到一个采访可以跟她们生活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她们对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俨然成了英雄。其实除了陈所长，“老歪”政委外，食堂的王师傅也知道我的身份，打菜时候也会照顾我一下。出来以后，为了给我的“同教”更多温暖，十里坪劳教所汶口唯一那个小卖部里的东西几乎被我买空，包括香烟。也许你不相信，任何糖衣炮弹
13、都打动不了这些满心疮痍的女孩，唯一见效的就是：烟。几乎所有的姑娘们在它面前都不堪一击，她们太脆弱了，脆弱得只要嗅一嗅从我嘴里吐出来的烟圈就已心满意足。从那时起，我学会了抽烟。我辜负了所里领导对我的信任，胸前别着陈素明所长01号徽章自由出入戒备森严的大门，怀里却总是揣着劳教所最忌讳带入的东西。抽一根烟罚十天，我不会去害这些女孩，只得佯装自己烟瘾之大，一根接一根，在这迷漫的烟雾中，姑娘们向我吐露出如烟般的往事我以这样特种的方式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回来后完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回眸女儿谷，她既作为我的毕业论文，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月刊上发表了。我的责编李硕儒老师对此评价很高，那时他时常跟我谈起“大墙文学
14、”之父从维熙。我自小就喜欢写作，从小到大，豆腐块文章在报刊上也屡见不鲜，我所在的单位倒有不少知名作家，平时与江南东海山海经的编辑们在一个楼里上班，也许耳闻目染吧，从那时起，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开始尝试写小说，写剧本。我与前夫相识也是因为文学，他是一位优秀的编剧，天资聪颖、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我们是在一次生日聚会上相识的，后来当彼此有好感时，我向他袒露了自己在17岁时单恋过一位有妇之夫，将这段“暗恋”写成的小说他交给他，并告诉他，恐怕自己在精神上已经不那么纯洁了。没想到看完我的小说，前夫说：哪怕你是一泡臭狗屎我也要抱在怀里了。回眸女儿谷是我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处女作，不到一年，谢晋导演的
15、制片人毕立奎给我打电话说，谢晋导演在小说杂志上看到我的纪实小说回眸女儿谷，想买断小说版权改编成电影剧本，我仿若在梦里，但想到那是我的第一手资料，又有谁比我更了解那些女劳教呢?这时候我那射手座牛脾气又顶上来了，我对毕立奎主任说：毕主任，版权我不卖，除非让我自己改剧本。后来，谢导开恩说，那就让她试试吧。1993年夏，我被邀请到上海去见导演，这也是我第一次以作者身份与谢晋导演面对面。那天我穿着花背带裤、带着花帽子去徐家汇的上影厂找谢晋，谢导正与潘虹等人在会议室开会，见到我拉了拉我的帽檐哈哈大笑说：完全是一个小姑娘嘛!怎么听说有孩子了?晚上谢导请我吃饭，还特意请来了宗福先老师，他希望宗福先老师给我些剧
16、本方面的经验和建议，整个吃饭过程中谢导一直在谈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经典影片罗马十一点，希望我回去仔细阅读这个剧本，说对我的创作会有帮助。 与谢晋导演在女儿谷拍摄现场回到杭州后，为了充实素材、丰满人物，我又去了两次十里坪女子劳教所。由于劳教最多三年，最少一年，我去时发现来了不少新人，也看到几位老人，只不过她们已是“二进宫”了。我花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剧本女儿谷初稿，之后被邀请到上海谢晋恒通明星学校去修改剧本，我与谢导的学生们吃住在一起，他们中有李翠云、赵薇、马翎雁、郑蓉蓉、卢正萍、陈思成、赵娜娜、渡边美穗、牟凤彬、王大安等，记得赵薇和马翎雁与我生肖相同，比我小一轮，大家都叫我周姐。他们的老师是中戏的张仁里，当过姜文的班主任。 女儿谷拍摄中谢晋导演为赵薇说戏到了学校我才知道谢晋导演看上我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