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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堂吉诃德的讽刺探究关于堂吉诃德的讽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领域内的焦点之一。如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堂吉诃德的讽刺绝非只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游侠骑士的形象来讽刺当时在西班牙广为流行的骑士小说，进而批判过时的封建骑士制度。堂吉诃德作为一个骑士形象，的确是被作者讽刺的对象，但塞万提斯绝不是为了讽刺堂吉诃德而讽刺堂吉诃德。在整部小说中，出现了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来自当时西班牙社会的不同阶层，有贵族，有农民，有神职人员，这些人物以荒诞可笑的形式集中在塞万提斯的笔下。塞万提斯通过塑造这一系列的人，通过讽刺他们，实则是把矛头指向了当时他们背后矛盾重重的西班牙社会。杨玲在中的二重奏论其宗教色彩与世俗因
2、素一文中就已提到：“在塞万提斯的时代，西班牙是一个充满矛盾、盛极而衰的庞大帝国。”这矛盾体现在封建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激烈冲突中，也体现在作家对于堂吉诃德这一人物形象的构建中。杨玲通过在中的二重奏论其宗教色彩与世俗因素中对堂吉诃德与宗教，与世俗因素的关联的分析来阐释了这一种矛盾。在张辉莹的与骑士文学的终结中，作者通过“堂吉诃德的性格二重性”来阐释这种矛盾：“他是个喜剧性人物,同时又是理想与现实脱节、高尚的动机和无益的行动相矛盾、结果以害人害已而告终的悲剧性人物。”而在秦家琪和陆协新的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中作者也指出：堂吉诃德性格的美学构成是悲喜剧因素的交错和统一,既是悲剧性格,又是喜剧性格
3、。这样的观点在吕俊的悲剧性的喜剧与喜剧性的悲剧一文中也有体现。而蒋承勇在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中，则是通过多维的讽刺视角来展示了塞万提斯对于人文主义思潮所持的一种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同样体现为堂吉诃德形象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对于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陈奇佳与宋晖在理想的共同体与幻想的个体自由游侠骑士形象的寓意重释中也提到：“在小说像是在讽刺堂吉诃德耽于幻想，但又时常对其幻想抱有强烈的同情；小说像是在攻击骑士制度的不合时宜，但有时又对所谓 真正的骑士理想世界十分尊重。”陈玲芬的疯癫中的生命真意中，作者就详细叙述了塞万提斯对于人文主义的反思和矛盾态度的根源所在。无论是对于堂吉诃德人物本身的性格
4、形象分析，还是对于塞万提斯在小说里所表达的对人文主义的态度的分析，都脱离不了复杂性、多样性和矛盾性。归根结底，人物形象的矛盾，作者思想的矛盾，都是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的影射。本文从讽刺的视角来分析堂吉诃德、桑丘、神甫和公爵夫妇。作为被讽刺的对象，他们分别是以怎样的形象所展示出来的，而这样的形象背后更深一层的内涵代表的是什么。无论是堂吉诃德、桑丘，还是神甫、公爵夫妇，他们在小说里都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塞万提斯通过对这些单个的人的讽刺，从而批判了这些人背后的一群人，进而批判了贯穿了整个黑暗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此同时也批判了盛行在当时社会里的拜金主义、享
5、乐主义。1、 讽刺的对象（1） 堂吉诃德对于堂吉诃德这一游侠骑士形象的讽刺是小说文本最表层的讽刺。对堂吉诃德骑士形象的讽刺贯穿全文。例如堂吉诃德第二次出游时与凶恶的杨瓜斯人的相遇以及随后在客店的遭遇，堂吉诃德的坐骑罗西南特因求爱于杨瓜斯人的母马而遭到杨瓜斯人的毒打，“堂吉诃德和桑丘看见罗西南特挨了棒打，连忙气喘吁吁地凑上去，堂吉诃德对桑丘说：依我看，桑丘老兄，这伙人不像是骑士，肯定是一帮粗野下流的东西。听我说，你完全可以帮我一把：他们在咱们眼皮底下这么欺负罗西南特，这个仇非报不可。”然而堂吉诃德随后却和他的坐骑一样，被杨瓜斯人打倒在地，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堂吉诃德试图模仿骑士小说里那些“英雄”、
6、“侠士”的行为，然而他的行为却与骑士小说里的“英雄”、“侠士”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荒唐性由此显而易见。他的主观动机和事件的客观效果之间产生的巨大反差形成了一种滑稽荒诞的喜剧效果，而这喜剧效果的背后，蕴含的却是讽刺意义，是作者对封建骑士制度的否定态度。在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一文中，作者指出：“这是一种虚拟的讽刺视角。所谓虚拟的讽刺视角,是指被讽刺者并非作者的真正讽刺对象,而只是为了故事叙述的需要所作的一种假定性讽刺。”因此，堂吉诃德的形象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被假定为讽刺对象而受到作者的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刻画而表现出来的堂吉诃德本身具有的一些优秀的品质得到了塞万提斯的肯
7、定。譬如对爱情的忠贞，对信仰的矢志不渝，天真，热忱，不屈不挠。这些品质在作者看来既与当时社会现实所暴露出来的人文主义的弊端迥然不同，也异于传统封建的骑士道精神。（2） 桑丘潘沙桑丘潘沙是一个农民，是一个执着于现实利益、追求世俗享乐的现实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作者对桑丘的讽刺，便是表现在这一方面。桑丘跟随堂吉诃德，并不是为了像堂吉诃德那样做个行侠仗义的游侠骑士，坚守心中的信仰。他跟随堂吉诃德是出于利益方面的需求。小说里写到：“堂吉诃德告诉那人，尽管放心大胆跟他去，说不定哪次一交上手，眨眼功夫赢来个把海岛，他的侍从岂不可以就任岛上的总督！听他这样封官许愿，桑丘潘沙决定丢下老婆孩子去给这位街坊当侍从。
8、”又写到：“桑丘潘沙突然对他的主人说：我说游侠骑士先生，您可别忘了许给我的岛子。哪怕他再大，我保证治理得好好的。”在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中，作者还提到：“与其说桑丘的形象代表了农民和私有者,不如说通过他表达了文艺复兴个性解放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表现了与基督教禁欲原则相左的生活态度,或者说,在精神实质上,这一形象表征着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的“人”的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桑丘代表的是一类人，他们是在文艺复兴影响下追求个性解放、自然欲求的农民、小生产者一类的平民阶层的人。这类人在小说文本中有各种各样的具体体现：拒绝了爱慕者的追求放弃了巨大财产的继承决心独自在山中过完余生
9、的牧羊女玛尔塞拉，或是小说里穿插的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这故事里因爱欲而违背伦理道德的卡米拉和罗塔里奥。作者通过堂吉诃德这个以宗教人本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人”的视角，对桑丘这一类人进行了讽刺批判，但这种讽刺批判又是矛盾的与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的讽刺所矛盾。（3） 神甫与公爵夫妇首先是对于神甫的讽刺。整个小说里最讽刺的情节就是神甫焚书了，这无疑会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势力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在中世纪的欧洲，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甚至神权高于王权，宗教裁判所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神甫把堂吉诃德的藏书一本本审阅之后焚烧，就像对一个个异教徒一样审判之后处以极刑。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五章里提到：“我看也是，神
10、甫说，说什么明天也得把那些书拉出来示众，然后判处火刑。往后就不再会有人读了他们之后，去干我朋友干的事了。”又：“瞧瞧！神甫说，这出戏里还有巨人呢！凭着十字架发誓，明天不等天黑，我非把那些书烧个一干二净。”在李德恩的论堂吉诃德之死里：“作者通过神甫审查、焚书过程曲折地揭露了他们深重的罪孽。即便如此，作者也难以按捺他的义愤，又在描写桑丘在公爵官邸被戏弄时，指名道姓地斥责宗教裁判所，桑丘“仿佛是宗教裁判所示众的犯人似的”，公开流露了他对宗教裁判所的愤慨。以及，神甫和理发师合力设计将堂吉诃德绑回村子里，这种种行为让人联想到封建势力对于个性追求的压迫。这无疑是塞万提斯对于封建宗教势力的辛辣讽刺以及强烈的
11、批判。然而即使是在这强烈的批判背后，依然有矛盾的一面，那即是神甫作为堂吉诃德的朋友，从神甫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他其实是善良的，不含恶意的。而这一层意义则与塞万提斯本人的经历有关，对于作品的理解需要知人论世，杨玲在的二重奏 论其宗教色彩与世俗因素中提到过：“塞万提斯一生有几位贵人相助，其中重要的几个都是天主教高级首领。在意大利期间，塞万提斯为年轻的红衣主教胡里奥阿夸维瓦当贴身侍从。在马德里，他受到身为宗教法庭首席审判官的托莱多红衣大主教贝尔那都德桑都巴尔的赏识，尤其是晚年贫困潦倒时更得到他的很多照顾。”而这样的经历也使得塞万提斯对于神甫形象的刻画有了双重性，然而这种双重性显然是更偏向于前者的。塞
12、万提斯对于公爵夫妇的讽刺，那则是辛辣而直接，不留有丝毫余地。在论堂吉诃德之死一文中，作者表示：“在普通民众看来，堂吉诃德穿戴离奇、行为古怪，引发人们的讽刺、嘲笑，他们的调侃是不经意的、善良的，他们往往邂逅堂吉诃德后才感到好奇，进而插科打诨；相反，公爵和公爵夫人对堂吉诃德的戏弄是有预谋的、恶意的，他们故意设下陷阱，将堂吉诃德骗入他们府中，尽情地戏谑，在愚弄中带着刻意的残忍。”在小说中，这样的刻意体现在公爵夫妇刻意安排人给堂吉诃德打扮得滑稽可笑，哄骗他与桑丘坐上“日行千里的飞木马”，又用鞭炮使他们摔下马来，以及让桑丘去当“海岛”总督，却又安排一系列的事情来愚弄他。以至于堂吉诃德和桑丘被折磨得遍体鳞
13、伤。最后，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下，堂吉诃德一病不起，溘然长逝。神甫与公爵夫妇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无疑是杀害堂吉诃德的凶手。塞万提斯则是从对堂吉诃德的无限同情表达对于强大的封建势力的辛辣讽刺与批判。二、时代背景下的讽刺内涵（一）对封建制度的彻底批判从十四世纪文艺复兴滥觞以来，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便走上了它的灭亡之路。“中世纪这个基督教的伟大时代接近尾声，伴随而来的是宗教的极度腐败。教廷聚敛财富和土地；教士僧侣骄奢淫逸，生活糜烂，教士乃至教皇的私生子泛滥。自此，宗教原本重视的精神生活日益消失殆尽。”与此同时，贵族阶层人们的生活同样荒淫无度，“学驴叫的市长、出身显赫但却要看财主脸色行事的公爵、外表
14、高贵但身体里尽是脏水浊液的公爵夫人等，尽显政客贵族的迂腐和丑陋。”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塑造的公爵夫妇、神甫、堂费尔南多这一系列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在以荒诞可笑的笔法讽刺这些人的同时，他其实是在对这些人背后的腐朽落没的封建制度的批判与讨伐。这种讽刺与批判是彻彻底底毋庸置疑的。这也是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的最初目的消灭骑士小说，消灭骑士小说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根基。（2） 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堂吉诃德与其他人文主义作家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因为对封建制度的彻底批判而一味的鼓吹人文主义。“塞万提斯让人文主义的光彩绽放在他的作品中，但与此同时，他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批判态度，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世
15、俗倾向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进行了深刻反思。”过分膨胀的个人主义与物欲使他“对所谓的大势所趋所保留的那种谨慎的距离感。”这个时候，堂吉诃德身上所具有的以及他所追求的“已逝去的古典价值”对信仰的坚定、勇敢、真诚等等这些在当时浮躁的社会里显得弥足珍贵。正如的二重奏里所说：“塞万提斯的时代，资本主义日渐兴盛，金钱欲望占据上风，信仰敬畏越来越无法束缚人类的野心。文艺复兴所推崇的所谓人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塞万提斯有意或无意地创造了抱着救赎之理想的堂吉诃德形象，是犀利的讽刺，同时也是一种渺茫的希望。”批判封建制度与反思人文主义两者其实都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的矛盾性，而塞万提斯正是在这种矛盾性中，呼唤一个更好的时代的到来。对封建制度的讽刺与对人文主义的反思批判，这两种观点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亦此亦彼。两种观点在堂吉诃德中相反相成，从而构成了堂吉诃德的多重讽刺意蕴。“或许塞万提斯要揭示的是人存在的意义：自然的、社会的、经验的存在只是低级阶段，只有超验的、精神的存在，才能使人的存在具有永恒的终极意义。”而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之口，所要呼唤的，是堂吉诃德理想中的，大概也是人文主义者一直以来所追求的，那个理想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