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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千年迁徙的客家 试论客家的五次人口大迁移摘要：客家是汉民族特有一支的民系，历史上的客家人经历了多次迁徙，最终在千年的迁过程徙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客家民系。本文试从客家人历史上的五次人口大迁移的背景、过程、影响中，来浅论千年迁徙中的客家。关键字：客家、五次人口迁移、路线、背景、影响在悠悠的历史发展中，因某些原因，中原先民曾多次进行外迁，其中，人口最多、次数频繁、历时最久的就是南迁。而在中原汉人的多次南迁中，客家人，这支具有独特生存方式和顽强生命力的特殊民系，就在千年漫长的迁移过程中形成，并成为了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客家的人口迁移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可以从客家的由来及其它的五次人口大迁移历史中得
2、知答案。“客家”由来“客家”这一称呼最初是出于清代的一次大规模族群土客械斗，是由当时在广东西部江门地区（时称四邑）相对而言以“地主”自居的“广府民系”等冠予客家的，是一个他称。后来这个他称因为客家研究泰斗罗香林的客家学说，而广为人所知，逐渐成为族群名称。不过这个称呼也与客家人的千年迁徙历史有关。在最初的南迁历史中，他们渡江南下至赣、闽及粤东、粤北等地，因系后来迁入他地，而且在融合和发展中保留了自己仅有的民系特色，而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相沿成俗，这一部分汉人便自称“客家人”，并以此为傲。综合而言，所谓“客家，就是与土著居民相对而言的。客家人经过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的艰辛
3、历程,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与顽强的生命力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的方言、习俗、精神、自觉意识等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客家先民及民系的“五次大迁移”客家人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人口迁移史：客家民系在迁移中诞生，客家人的分布格局在迁移中形成，客家的文化在迁移中丰富发展，客家人的历史作用在迁移中日益体现客家人口迁移究竟有多少次，谁也说不清。不过人们普遍接受了斗罗香林先生的观点：“客家先民原自中原迁居南方，迁居南方后，又尝再度迁移，总计大迁移五次，其他零星的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至的，那就不能悉计”，把许许多多的客家人口迁移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这就是所谓客家“五次大迁移”
4、。客家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 发生在两晋之交至南北朝。大批汉人因避战乱和灾荒, 从中原迁到江淮流域，迈出了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步。这一时期的迁移，是因为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扰乱社会和平。为求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生存，中原的汉民族，被迫不绝南奔。南迁的人口多由“衣冠士族”（大地主）率领，带领着其家族、宾客等人，因而又称“ 衣冠南渡”。“据统计，北方人口迁到南方的总数为九十余万，大约北方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人南迁；南方人口有六分之一为北方的侨民”。后来者这些南迁的人们被称为“流人”，出现了史载的“青徐流人”、“司豫流人”、“秦淮流人”。其中，原居住在中州（河南）及山西太原、长治一带的“司豫
5、流人”，他们越淮渡江，有的到达江苏太湖区域，有些则到达浙江、福建沿海，还有其中一部分继续迁徒，后来可能就演化为闽南人。而这“司豫流人”就构成了客家先民的主体。客家先民的第一次迁移并没有给历史的发展带来特别深刻的影响，因为这次迁移中的客家先民人数不多，规模不算很大，多数是为避战乱而自发南迁的流民，而且所到之地多是一些“南蛮之地”。不过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客家先民到达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后，东晋统治者为安顿和控制这些北来的侨民，在侨人较为集中的地区重置了州县，这就是史载的“侨置郡县”、“土段”“给客制度”产生的主要背景。而且这些南迁的客家先民，多以“衣冠士族”自称，在“侨居”中表现出对中原郡望身份的自
6、我坚持和对南迁的无奈，这对客家民系的形成和保持客家族群的特性起一定的作用。第二次迁移大约发生在安史之乱、黄巢起义时期至五代十国时期。其迁移的动因多是为避战乱和自然灾害： 唐王朝经“安史之乱”严重摧残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都走向衰败。在这种社会形势下，不堪重负的农民发动了以王仙芝和黄巢为首领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历时十几年之久，对瓦解和摧毁唐朝政权, 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也不可否认，这场起义给沿途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极其深重和残酷的，无数原籍于战区的无辜民众都遭受了死亡或逃难的悲惨命运，大半个中国都处于战火之中。 五代各地割据势力的纷争与残杀。为夺取或捍卫政权，各军事力量甚至自身内部之间常
7、发生战争，并且以各种惨无人道的军事与暴力形式施加于人民。 长江流域的灾荒频繁发生，如在10世纪到11世纪，长江流域的水、旱、蝗灾多达数百次。 闽粤赣边区特别是闽西和粤东在唐末至北宋相对安定与人烟稀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于是，前一阶段从黄河流域的河南等地迁到长江流域聚居起来的客家先民，因为这种种原因，不得不再度向南大规模迁移。汉人移民向闽粤赣边大量流入，迁徙路线大体上是三条：一是从都阳湖溯赣江而上进入赣南各县，有的再从梅岭关隘进入粤北；二是从都阳湖溯抚江、盯江而上，进入赣南于都、石城等县，再转到闽西的长汀、宁化，有的翻山越岭进入粤东北；三是经江西、浙江交界处, 越过仙霞岭，沿武夷山东麓进入
8、闽西，有的沿汀江进入粤东。在第一次南迁时期走得不够远、仅到达河南南部的客家先民, 这一回也因为那里战乱而迁到客家大本营闽粤赣交界处。这一历史时期的移民，无论是规模，还是路线都比上一次的迁移大得多、远得多，江西师范大学客研所许怀林教授对这一时期迁入大本营的人数作了统计：“综计闽粤赣边界9州，唐宋间由3万户净增13万户，达3倍”客从何来, 广东经济出版社。第二次移民大高潮“其分布地域远比永嘉后南迁为广”。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和相对和平的环境，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南北方人口比重也由北重南轻转变为南重北轻。而客家先民们叩开了赣闽粤边三角的山门，大举迁入闽粤赣交界处，促使客家大本
9、营的逐渐形成，为汉民族一个崭新民系的诞生准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源，奠定了客家民系的和成熟和形成的基础。第三次大迁移发生两宋之交至明朝中叶。这一时期的南迁依然与封建统治的衰败和战乱密切相关：北宋软弱国力与消极政治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如军事软弱而造成的无数次战争失败，所需支付的大量赔款使人民为之付出更多的赋税；放任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不抑兼并”政策，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荒年大量招募甚至强制丁壮入伍的雇兵制，增加百姓对军费开支的负担和大大影响生产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平民百姓和社会生产都是极为不利的，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北方民族入侵，元兵入主中原实行元朝政权的野蛮统治。动荡的社会经济中心的转移促使更多的中原人迁入
10、较为平和的南方，更多的汉人涌入客家大本营，与当地的畲族、瑶族等土著民族相融合。不过客家大本营的人口聚集过多，导致有的客家先民从客家大本营迁往粤东北、闽西、赣南等地，而且人数逐渐增长，如闽西汀州，在南宋祐年间，人数更达到223 432户，比起北宋元丰年间增长了2.7倍。这一次的大迁移带来的影响有： 从中原进入客家基本住地的长距离迁徙现象已近式微，从而客家迁徙事象至此告一段落，并以后将朝着另一种迁徙形态发展：即多由客家基本住地向外地扩展。在大本营内的人口大流动中，客家民系走过了孕育、形成、完善的路程，实现了由“自在”到“自为”的飞跃，客家民系正式形成：在客家大本营中，始终认为自己“根在河洛”的客家
11、人共同拥有着自晋代以来的流徙及同时形成的漂泊基因，还有共同秉持着魏晋“衣冠士族”所持有的清流思想和因两宋积弱而激发的民族自尊，致使客家民俗表现出与当地民俗所不同的色彩，如语言上保持了中原古音，精神文化上保持了汉族传统的内核（如“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等等。第四次大迁移则发生于明末清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客家迁移活动，最初因为清兵入关，对汉族实行的异策，激发了客家人维护汉族统治的民族自尊，加上抗清斗争的进行，郑成功成功收复台湾。到后来就是因为东南沿海的战乱和明末时期张献忠入川，战争连年不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廷就采取了“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鼓励湖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入川垦殖。还有最重要的一
12、个原因就是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发展，伴随雇佣、租佃关系的变化，居住于闽粤赣的客家人纷纷外出。所以这一时期的客家人主要是迁出大本营向外发展，主要迁移路线有： 由闽西、粤东进入粤北，再进入到桂东北、桂东，乃至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追随郑成功家族迁徙到台湾，成为台湾较早的一批客籍移民； 从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 客家农民在“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下，迁入了湖广交界地带或者是四川，在四川形成了一个个的“飞地”或“方言岛”。而这一次的大迁移所带来的历史影响主要有：由于客家人大员迁徙, 使很多棣莽之区得到开发。客家人从大本营相继迁入广西、台湾、四川等地“ 垦荒贸易”，对于进一步改变广西、台湾、四川的经
13、济面貌起了很大作用，民谚说“少己东不成市，有烟必有东”，这就说明了客家人在广西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上客家人的几次大迁徙，与南方的畲、黎、瑶等族融合而成，独具特色的民系，而明末清初的客家人迁徙到广西、台湾、四川等地与当地土著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各民族系间相互影响，而对于客家人而言，在同化当地土著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逐渐地形成了客家特有的风俗习惯。最后一次的迁移，则发生在清末时期。这一时期的迁移主要动因有：由于天地会等会党运动的扩散和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 以及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等政治斗争因素的影响。 经济原因：清代客家居住地人急剧膨胀，耕地面积严重缺乏，和土地
14、兼并的日益严重，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客家人的向外流迁。 清末时期的对外贸易的发展，虽然清末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却留有广州这一口海外贸易枢纽，有些临近沿海的客家人为求生计，遂而冒险出海谋生，迁移到国外南徉等地。这一时期主要由广东中部、东部迁至西部、南部及海南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而这一时期的迁移活动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 它体现了客家的革命性和适应性的精神。在迁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客家人远走世界各地，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积极克服种种天然的恶劣条件和排除各种社会压力，这促使客家人充分发挥千年迁徙中形成的冒险精神、抗争意识、耐劳、坚强不屈、团结互助等的客家精神。所有这一切，造就了客家人强
15、烈的革命性，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客家人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影响日益明显和突出，如洪秀全、孙中山、廖仲恺、黄遵宪、叶剑英、朱德等促进近现代中国发展的革命先人。 对促近中外交往产生了重大影响。客家人在飘洋过海的迁徙中，积极在海外开创基业，如号称“大唐客长”的罗芳伯，就是清代移民南洋的客家人。他于1770年, 率领族中兄弟及天地会众到达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西部山口羊地区，以同姓、同族、同村、同乡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了兰芳公司。这个政治实体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对开发西婆罗洲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奠基者叶亚莱，也是清代迁移到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客家人的海外迁徙对中外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起不可磨灭
16、的贡献。 这一次的迁移促使海外客家群落形成，迁移到海外的客家人日益增加，在促进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的融合方面起一定积极作用。综观客家的五次人口大迁移，不难发现：第一、二次是人们向客家大本营集中，第三次是人们在客家大本营内流动，第四、五次是人们从客家大本营向海内外各地扩散。这就是一千多年来客家社会变迁的脉络。参考书目：吕振羽著 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谭元亨著 岭南文化艺术，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谭元亨著 客家文化史上下卷，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李权时、李明华、韩强主编 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出版肖文评著 罗香林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罗香林著 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邱权政著 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出版 吴福文著 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