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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广东高考作文冲刺备考阅读资料种田幸福为何还要外出打工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湖北武汉发布我国首个“农民幸福指数”。经过数据的测算，作为我国人口最大基数的农民，幸福指数为0.5578（1为满值），属于中等水平。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还显示，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中国青年报 5月18日） “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这个调查结论多少令人感到意外。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是：既然种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农民兄弟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2609元，算下来一年可挣31000余元，而2013
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虽说收入不是决定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但经济状况作为评判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两者相差如此悬殊，“种田比打工更幸福”的可信度就不是很高。 说种田比打工幸福，大致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是，这两个群体用于自我评价幸福感的参照系不同。普通人的幸福感主要来自于熟人社会的横向比较，它是一种“我过得不比别人差”的心理平衡。对务农农民而言，一个村子大家都是种田的，收益相差不会太大，比较容易获得心理满足。而打工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工人，同样的工种，农民工和国企员工的薪水往往有天壤之别；此外，农民工还要承受在城市里做“二等公民”的诸多权利不平等。因此，相比在家种田的农民，外出打工的
3、农民比较容易心理失衡。 但因“同类相比”而得来的幸福指数，终归是一种“浅层次的幸福”，说得好听叫乐天知命，说得不好听叫安于现状。曾有媒体调查发现，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有99%不愿再回乡务农，这表明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新一代农民，对“幸福”二字有了不同于父辈的认知，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或者说，他们看到了城市和乡村在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诸多领域存在的巨大鸿沟，纵然打工很辛苦，甚至受到方方面面的歧视，也要在城市里“痛苦地追求”。 当然，幸福感因人而异，不能说“浅层次的幸福”就不是幸福，一个人明明感到幸福，我们非要说他很悲惨。但“幸福指数”作为近年来屡屡引发热议的公共话题，给社会管理
4、者带来的启示应该是，如何消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利差距。在这个意义上，“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可以有如下双重解读：第一，农民工在城市里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是导致他们“不幸福”的重要原因；第二，农民在整体上还处于权利弱势，不能因为部分种田农民自我感觉比打工农民“更幸福”，就对他们的“不幸”视而不见。 媒体多次报道，中国农民的基本养老金只有每月55元，一些农村老人因老无所依、不愿拖累儿女而选择“自我了断”。安徽定远县44岁农民刘敦和双脚因患病而肿胀发黑，由于没钱治疗，只好“自断双脚”。这样的事情，基本不可能发生在城市，也不大可能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只能是种田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复旦求
5、情信：情与法还是利与法？舒圣祥 复旦大学177名学生给上海高院写“求情信”，为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死”一事，引起热议。面对公众争议及指责，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百三道出了这封“求情信”的出炉内情：今年3月，林森浩之前帮助过的学弟学妹和林父共同找到律师咨询，在律师建议下，由学生执笔写了这份“求情信”。随后，学生们又找到了谢百三，希望由他倡导。在学生和老师的共同参与下，才有了“177名学生联名上书”事件。（5月14日法制晚报） “177名学子为投毒者求情”甫一曝光，面对各种指责与非议，我首先想到的是：任何生命的即将离去，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这177名学子想要为他们曾经的同学“
6、做点什么”，我认为这种情感不仅可以理解，更是我们的校园、我们的社会所非常稀缺的。因此，复旦学子为向同学投毒的凶手求情，绝不是“多管闲事”，更不是“丧心病狂”。 相信法律的公正，也不唾弃情感的价值。“求情信”有没有用，那是法官需要判定的事情；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一封“求情信”，就改变法院的判决。“求情信”表达的是情感，法院判决依据的是法律让情感的归情感，让法律的归法律，两者并不矛盾。 现在，“求情信”的出炉内情曝光，所谓“自发行动”因此并不单纯：发起者是林森浩的父亲和学弟学妹，给出写“求情信”建议的是律师，鼓动更多同学签字的则是谢百三教授，而其他那些签字的同学，很多根本不认识林和黄“求情信”不再
7、只是情感的表达，而是有了利益的牵涉。 要判定这封“求情信”的性质，我认为最关键的有两点：给出建议的律师有没有收费，鼓动学生签字的谢百三教授、以及签字的学生们有没有从中收受好处。如果没有，那这封“求情信”仍然可属自愿的情感表达；如果有，那这封“求情信”就是利益交换的产物。无论属于那种情况，相信法院自会依法作出公允判决；那些真正自愿签字的同学，不应因此受到污蔑。 无论我们自己对于案件的观点怎样，也应该允许不同的意见表达；而不是对“异见者”统统以“脑残”之类称呼痛骂贬斥。只要这些学生在“求情信”上签名，是真实的意思表达，而不是收了好处之后的违心签字，就不应该受到无端指责。 “我们很多同学都想为黄洋父
8、母做些什么，包括组织捐款什么的，我们并不是单方面想为林森浩开脱。”人的情感总是多面的，一方面为受害者悲痛、对投毒者痛恨，另一方面也为被判死刑的同学感到惋惜，这种情感的复杂性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只要不是利益交换之后的违心签字，复旦学子们的公民权利应该受到尊重。情与法的纠葛无可指责，利与法的交易不可容忍复旦学子的“求情信”，大概可如是观之。用法律唤儿回家是进步也是悲哀白翎 母亲节刚过，可是海南省东方市的一位接近耄耋之年的老母亲苏某，盼望在佛山工作的大儿子李某文能回家看看自己，却一直未能如愿。情不得已，这位老母亲状告了儿子。近日，佛山市禅城区法院就此案作出判决，判令李某文每月除了支付300元的赡养费
9、之外，每年须回苏某居住地探望她一次。（新快报5月13日） 单从新闻来看，李某文声称的“以前每月都寄1000元、2000元，今年也曾寄过300元给姐姐让其转交”的说法，与其弟李某强所言的“只收过300元”的回应，两种说法的出入是谁在说谎难以判定，我们也无从得知李某文是否与母亲有什么芥蒂。但哪怕已做到按时寄钱回家，同样也需承担探视和精神赡养的义务。哪怕他与母亲之间有所芥蒂或隔阂，也不至于到“至母老死也不相往来”的地步。其“没有时间回家看望老母”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从海南东方到广东佛山，地理距离并不算遥远。只要有心，断不至于出现7年不与母谋面的境地。或者哪怕在对母亲的赡养费和医疗费方面，他能够做
10、到与兄弟们均摊，大概也不至于引起亲戚们的普遍不满。更何况，其作为家中长子，在母亲重病之下，理应承担更多的赡养义务，甚至要求其应做到侍母于病榻前也不为过。因而，实际情况更可能是“不为”而非“不能”，是“无心”而非“无力”。 “常回家看看”纳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以来，一直备受争议，甚至被指责为“僵尸条文”。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作为一种道德警醒，能够起到倡导和引导的作用。它虽然无法排解父母们在传统团圆节日里的寂寞，但至少能为那些迫不得已的父母提供一个维权的依据。 “百善孝为先”，“夫孝，德之本也”。而包括探视父母在内的精神赡养是“孝”的应有之义。“常回家看看”这一原本隶属于传统伦理道德范畴的概念
11、入法，何尝不是映照着现实的偶有不堪。 长期以来，民间有“多子多福”的说法，但所谓“福”是建立在诸“子”皆孝的前提下。笔者身边也不乏有“福”的老人，每逢节假日儿孙绕膝，四世乃至五世同堂，老人脸上有平和的幸福，让同龄人好生羡慕。老人让人羡慕的福气，倒不全在于子女奉上的花不完的赡养费，还多在于，就算子女再忙，法定节假日也都要推开全部杂事来到老人面前，逢年过节还要面临盛邀下去哪个儿子家过的“艰难”选择。倘若天下老人都有这般“福气”，“常回家看看”倒是确乎多余了。 更何况，人们担心此条法规成空文的原因部分还在于，虽子不孝，父母仍慈，往往不忍心状告自己的孩子。反之，倘若有父母真用了这样的法律条文来唤子尽孝
12、，那么极可能是思心至浓、生活所迫，忍无可忍了。“常回家看看”入法，是法律的善意，进而可视为立法的进步。虽其实用性惹尽争议，还被斥为“空文”，但当其偶尔不“空”，在现实中入案使用时，倒让人有些五味杂陈了。毕竟，当道德的事情要用法律解决时，是民众法律意识的进步，又何尝不是道德的悲哀。城市下水道，不该被遗忘的良心吴龙贵 5月11日清晨起，深圳普降大暴雨，局部降特大暴雨。记者从深圳市气象台获悉，这次降雨是2008年以来的最强降雨，12日起，降雨减弱，仍将维持多日阵雨天气，需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目前，深圳气象部门将全市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深圳市三防指挥部将防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级。（羊城晚报5月12日）
13、 2000多辆汽车被淹、5000多辆公交车停开、130余次航班被取消、广深线高铁全线停运、150处道路积水一场2008年以来的最强降雨，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年轻的深圳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遭受暴雨之灾的市民可以用“欢迎到深圳来看海”这种老掉牙的段子来自嘲，可以用在街道上捕鱼来苦中作乐，但却无法掩饰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对于城市来说，暴雨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算是比较“温柔”、破坏力较小的，而倘若一座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都抵挡不住一次强降雨的侵袭，那么这座城市的居民也就难以获得最起码的安全感，以及作为城市一分子的自豪感和归宿感。 近年来，从北京到天津，从武汉到长沙，我们的城市屡屡上演“暴雨淹城”的一幕，
14、几乎每遇强降雨，城市就陷入半瘫痪的困局。北京暴雨，让人们记住了广渠门外溺亡的司机丁先生；长沙暴雨，21岁的女孩杨丽君不慎落入下水道身亡就在3月底，深圳就曾迎来过一场暴雨，当时城市内涝200多处，造成2人死亡。 “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这是一句被无数次传播的名言，事实上也已经成为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中的一种基本常识。屡经暴雨之困的人们有理由问一句：我们的城市良心去哪儿了？ 相比其他城市，深圳市民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无疑要更加迫切一些。自1979年建市，深圳不过才走完35个年头，如此年轻的城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有着更为健全的基础设施和更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然而事与愿违，深圳的“地表”虽然年轻、靓丽，但“地下”却仍然落后而老态。 这当然有一些历史原因。一方面，深圳最初建市的时候，打算建设一个100万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