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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演讲范文 金朝入主中原的进程，正处于中华大地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它与两宋及辽、西夏互相对峙又频繁交往的历史氛围，造就了金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多元制特色。一、诉讼制度金朝诉讼制度，大体沿袭唐辽宋旧制，受女真传统习惯影响，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新规定。金代案件起诉的方式分为官吏纠举、告诉和投案自首三种。官吏纠举，指监察官及其他官吏对犯罪案件的弹劾、检举。金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纠举和弹劾官吏违法犯罪案件的职能。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又称宪台，是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的法纪监察机关。其组织机构大体仿效唐制，而规模较小，仍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长官。御史大夫掌纠
2、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金史卷五五百官一)御史中丞协助御史大夫执行其职务。随着金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对监察机关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御史台的职权不断明确和扩大。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敕令御史大夫肖玉：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有金一代，监察官因违法失职而受到处罚的案件，不乏其例。例如，大定年间,御史大夫（从二品）张汝霖坐失纠举，降授棣州防御使（从四品）。监察御史董师中漏察大名总管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敕御史台纠察谄佞趋走有实迹者，(金史卷一0章宗二)等等。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在金代备受朝廷的宠信和倚重
3、，被视为天子耳目，赋予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的重任，是统治者控制各级官吏和整饬吏治的主要工具。因此，金朝廷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管理及其自身的建设，发布了一系列监察法规、法令和诏制，建立起一套颇为严密的考核、赏罚制度，形成对监察机关严格管理、监督的机制。其中明确规定了监察官在执行职务中的法律责任。如天德三年（1155年），海陵王谓御史大夫赵资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金史卷六海陵王纪)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纠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武器
4、署丞奕、直长骨受赃案，被罚俸一月。世宗斥责梁襄等：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恩宠和法律的保障，在金代也不乏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监察官。如海陵王视为忠直之臣的御史大夫高桢，长期主持御史台政务，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尽管当路者忌之，每欲中伤陷害，但也无可奈何。在宣宗时，甚至出现了敢于弹劾皇子的监察御史。兴定初年，程震任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完颜守纯封荆王，任宰相，因纵容家奴侵扰百姓，被程震以法劾之。程震上奏宣宗的弹劾状指出：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
5、，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将皇子违法乱纪的危害性，提到齐家治国的高度，使宣宗深为震动。于是，宣宗下诏切责皇子不法，并令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通过补偿百姓物质损失，惩罚不法恶奴，以挽回不良影响。提刑司专纠察黜陟，号为外台，(13)其职权颇为广泛。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初定提刑司所掌三十二条，明昌三年又定提刑司条制8其具体内容虽然史佚其详，但从其它史料可知，纠举、查究地方官吏渎职违法行为乃是其主要职权之一。如承安二年章宗诏：比以军须、随路赋调，司县不度缓急，促期征敛，使民费及数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14)承安四年，章宗改提
6、刑司为按察使司，进一步扩大地方监察机关的机构和职权。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员，掌审察刑狱，照刷案牍，纠察滥官污吏豪猾之人,私盐酒曲并应禁之事，兼劝农桑，与副使、签事更出巡案。(15)如承安五年，刑部员外郎马复奏：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铜杖式，辄用大杖，多致人死。章宗诏令按察司纠劾黜之(16)等。按察司官员渎职违法，亦须负法律责任。章宗泰和四年诏：诸按察司体访不实，辄加纠劾者，从故出入人罪论，仍勒停。若事涉私曲，各从本法。(17)泰和八年，诸路按察使司改称按察转运司，成为地方上权力最重的官署，既是执法机关，又握有财政经济大权。贞三年（1215年）宣宗诏罢按察转运司。从此，金朝没有再设立专职地方监察机关。地
7、方监察事务，由朝廷派遣监察御史办理。金代重视地方监察机构的建置，赋予其纠劾、检控官吏渎职犯罪的重任，在深层次上，主要是少数民族统治者置身广袤的中华大地，面对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华夏各族人民，深感力不从心，基于强化地方监控的需要而为之；当然，也有肃清官常，惩治奸邪贪秽，以维护地方安定的目的。其后，蒙元统治者报着同样心态，对地方监察官格外倚重，在各地分设行御史台和肃政廉访使司，编织了一道道严密的监控网络。此外，金朝对负有纠举职责的官吏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世宗曾诏令：自今官长不法，其僚佐不能纠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18)以促使各级官吏认真履行纠举、监督上级官长的职责。另一方面，金代监察官及有关官吏
8、因纠举失职、违法，而受到处罚的事例，亦屡见不鲜。告诉，即诉讼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以及其他知情人向官府告发而提起诉讼。金律对告诉权的限制较少。一是不适用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自汉以降，华夏历代王朝的法律基于儒家伦常观念，均规定有亲属相为隐的诉讼原则，凡一定范围的亲属，犯罪非谋反、谋大逆、谋叛时，得互相容隐，告者反而有罪。金律则不然，听任亲属之间互相告发的行为。如大定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市）民赵无事带酒乱言，法当死，其父赵千捕之而告官府。赵千大义灭亲之举受到世宗赞许：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赵无事）死一等。(22)若依唐宋律典之规定，赵千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诸告缌麻、小功卑幼
9、，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23)据此，父告子乃为告期亲卑幼，应杖六十。二是金朝对中原王朝自古以来禁止奴婢告发主人的峻令，弃置不行，听任以至纵容奴婢告主，并经常依据奴婢的告发而大兴狱讼。故有金一代，奴婢告主的事件层出不穷，上自亲王，下至黎庶，因被家奴告发而陷于囹圄，以致丢官卸爵，身首异处者，不乏其人。太宗时，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人陈光的家奴谋良不可，告发陈光与贼杀人，致使陈光系狱，榜掠不胜，因自诬服。(24)后因其子陈颜自请代父死的孝行感动了官府，才获得赦免。海陵王时，昭义军节度使肖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谤。(25)因肖仲宣政绩颇佳，深得海陵王信任，才免于缧绁之辱。海陵王之弟，西京留守完
10、颜衮（又名蒲家）素为其兄猜忌，尝召日者问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变告之，言与（西京兵马总管）谟卢瓦等谋反，尝召日者问天命，(26)经御史台和刑部会同审理，查无实据。但海陵王仍遣使臣拘捕蒲家等至中都，斩之于市。梁王兀术之子完颜亨（又名孛迭），封芮王，历任中京、东京留守，先后两次被家奴告发，最终冤死狱中。第一次是家奴梁遵告完颜亨与卫士符公弼谋反。虽经有关部门考验无状，却使完颜亨遭到海陵王深深的猜疑。第二次是家奴六斤与完颜亨侍婢私通，事泄遭训斥，遂怀恨于心，总想伺机告亨谋逆。后果然借故诬亨欲因间剌海陵，(27)致使完颜亨被捕下狱，不久惨死狱中。参知政事韩的家奴告其主以马资送叛人出境。有司考之
11、无状，以该奴归还韩。韩待之如初，曰：奴诬主人以罪，求为良耳，何足怪哉。(28)大定时，海陵王之侄、应国公完颜和尚召日者妄卜休咎。日者李端称其当为天子，司天张友直亦云其当大贵。(29)此事经家奴李添寿向朝廷告发后，完颜和尚等伏诛。章宗时，镐王永中的家奴德哥检举其主尝与侍妾言：我得天下，子为大王，以尔为妃，(30)导致永中被朝廷赐死。此外，金律亦不禁妾告正室。如天德四年，平章政事徒单恭之妾忽挞，告正室、太祖长公主兀鲁语涉怨望。海陵王遂杀兀鲁而杖罢其夫。可见，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王朝的法律，从维护宗法家族制度和等级特权出发，都禁止卑幼告尊长和奴婢告主，惟有金律例外。究其原因，在深层次上，是女真游牧部族人
12、际关系相对平等的传统，与中原法律基于儒家的伦常观念的同居相为隐原则相碰撞的结果。在女真人占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传统势力冲破了同居相隐原则编织限制家族成员之间告诉权的罗网。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金朝当权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现实考虑。金王朝长期处于同南宋、西夏等国对峙的国际环境，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权力倾轧剧烈，仅在位皇帝就有三人被政敌谋杀。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时时注视政敌的动向，防范其不轨活动。尤其是金朝皇帝继位秩序不正常。金代共历十帝，其中兄终弟（含堂弟）及者凡四帝，叔侄相继者二帝，其余四帝亦多未遵循中原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海陵王、世宗、宣帝三帝还是通过政变或利用政变后的混乱
13、局面上台的。法统不正使最高统治者对谋反、叛逆言行极为敏感，为消除一切可能危及皇权的隐患煞费苦心。鼓励告奸是防止皇权旁落，消弥反叛，巩固帝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家奴与其主人朝夕相处，对主人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听任和利用家奴检举、告发主人违法不轨行为，无疑有助于及时打击犯罪活动，防范反对派势力的不轨图谋。此外，金朝还实行保伍连坐法，强制邻里告奸。如泰和六年（1206年），章宗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36)投案自首，指刑事犯罪人和民事被告向官府自动投案，自我举发或托人代为自首。自首通常会受到减免刑罚的优待。如大定十年（1170年），河中府（今山西运城）民张锦为父报
14、仇杀人，法当死。张锦犯案后主动向官府自首。此案经尚书省奏报皇帝后，世宗裁决：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40)金代诉讼案件，一般归案发地官府管辖。但有的案件则须由被告原籍地官府受理。如章宗泰和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府）民靳向中都警巡院诉涞水人魏廷实为奴，及妄诉殴詈案。经查证，原被告的祖辈确有主奴关系，但早在数十年前已放良。于是警巡院驳回了靳之诉求，并告之，若再行起诉，法当诉于本贯，即被告魏廷实原籍涞水县。后此案因诉讼程序不合法，及有关官员恃权枉判，引起中央御史台的干预，最终在皇帝过问下才得以解决。然而，凡涉及六品以上官的诉讼案件，任何官署皆不得擅断和处罚，须奏闻皇帝而后决。如大定年间
15、，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奉诏提控元妃李氏葬礼事务。都水监丞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监察御史张景仁劾奏元忠辄断六品官，无人臣礼。世宗对此予以嘉许：卿劾奏甚当，并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寿传诏戒敕元忠曰：监丞六品，有罪闻奏，今乃一切趋办，擅决六品官，法当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当自咎，勿复再！(41)二、审判制度（一）州县官听讼条约金代州县官权力较重，各类诉讼案件，州县官各许专决(42)。这就使州县官得以舍法而任意，操纵地方司法。有金一代，州官审理狱讼而自行杖杀人犯的案例，俯拾即是。如大定年间，磁州（今河北滋县）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43)杨伯仁任滨州
16、（今山东滨县）刺史时，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规赏者，伯仁至，责其主而杖杀其奴，如是者数辈，其弊遂止。(44)淄州（今山东淄博市）剧盗刘奇久为民患，一日捕获，方讯鞫，闻赦将至，负责审理此案的同知军州事石抹元亟命杖杀之，阖郡称快。(45)滥施刑讯逼供，苦打成招，造成冤狱者，亦不乏其例。海陵王时，某地以党人相结欲反为由，收捕田赡等下狱，且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榜掠万状(46)，田赡等皆死狱中。兀术之子、广宁府尹完颜亨被家奴诬告而入狱。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海陵王遂派人将其残杀于囚所。亨比至死，不胜痛楚，声达于外。海陵闻亨死，佯为泣下，遣人谕其母曰：尔子所犯法，当考掠，不意饮水致死(47)。可见金律规定有刑讯拷掠制度。大定年间，亲军百人长完颜阿思钵非值日带刀入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