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论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与法学方法（三）》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2019年论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与法学方法（三）（2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2019年论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与法学方法（三） 可见，在法律行为模式下，任何关于行为的规范自身都不能决定自身，在法律规范体系内，它还受制于更高的法律规范，虽然依据法律适用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高一级的规范可能并不适用。在理性法学的体系中，法律最终可由事物本身的价值作出安排。事实上，在当时的德国，主流的法学思想实际上还是自然法思想。但是，自然法学要有操作性的话，就必然通过理性法学这一中介来完成。 自然法和德国理性法学派的关联在于，自然法为理性法学派提供了法学赖以存在的工具：理性。同时，作为一种高级法（higherlaw），自然法为法学家在实证法以外发展法律规则提供了动力。正如韦伯指出，形式理性法核
2、心的抽象法律规范，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形式上，自然法学说增强了法律在逻辑上更为抽象的趋势，尤其是法律思维方式中的逻辑力量”。只有自然法才能够创造形式理性的法律。37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理性法学派只是自然法的一个分支而已。 理性法学的体系化方法主要是一种归纳方法。这种体系化的方法能够提高知识增量，与培根为了实现他在新大西洋岛中描述的科学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而建构的全新方法论体系-“新工具”一脉相承。它既要指导人们怎样从经验中抽出和形成公理；又要指导人们怎样从原理中推出新实验。38因为亚里斯多德式的三段论“只就命题迫人同意，而不抓住事物本身。”39既然三段论不能提供真理，也无法使人获得新知识，那么就必须建构完整的归纳-演绎方法程序，促进“经验能力与理性能力”之间“永远建立一个真正合法的婚姻”，形成新的科学知识。理性法学派的方法也如此，即先寻找到一个令人安心的大前提，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适用三段论。整个理 123
